子曰：“能让礼让为国乎，何有？”（《论语·里仁第四》）

译：孔子说：“如果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

“礼”是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准则。这种约束是潜在的、柔性的，注重以氛围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现代社会中我们把此称之为文化，与制度的刚性约束相比，礼（文化）强调的是一种认同感。如果组织内的成员都能认同这种文化，就会自觉地遵守，这对领导者来说其领导工作也会更加轻松，命令也会更容易执行。所以，领导者在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辅之以礼（文化），则善之善者。

楚汉之争结束后，天下一统，汉高祖执掌天下，叔孙通也当上掌管典礼之职。可是，当时不论王侯还是将军，多为游侠群盗之辈，对礼仪、法统一窍不通。例如，就发生过以下这种情形：汉高祖待在洛阳南宫的某一天，从走廊上不经意地看到廊下多位将军，正三五成群聚在一处谈论某事。高祖询问军师张良，张良言道：“您不知道吗？那是阴谋造反之举。”

“天下虽安定不久，何来此事？”

“自从陛下登基之后，获得封侯荣耀的，皆是陛下素来喜爱、中意之人。平日遭陛下厌恶之士，不免忧心责罚之日的到来。陛下眼下所见之人，都在评论各人的功绩。只是，纵使一视同仁施赏赐，则举尽天下土地，也不够分封。故而他们怀疑圣上会漏了封赏，或是以上犯下的过失为借口，施予责罚。在这种疑心生暗鬼的情形下，因而密谋造反。”

“那该怎么办呢？”

“众人都知道陛下最厌恶的人是谁？”

“当然是雍齿。有时我真想不如杀了他，可是，他又立有战功，以致一直让我犹豫不决。”

“那么，请陛下尽速将雍齿封侯。”

就在高祖设宴封雍齿为“什方侯”的同时，亦火速对全体臣下论功行赏，群臣欢声雷动。

“连雍齿都能封侯，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说简单似乎很简单，总之，人心惶惶所引起的集会，就在刹那间平息了。可是，这些人终非是单靠赏赐就能打发的。

当时，汉朝为安抚民心，将秦朝繁苛的法令彻底简单化。这么一来，又使得礼法**然无存。群臣在饮酒之中，互相夸耀战功，醉酒喧哗，甚至最后还出现拔刀劈砍宫殿廷柱的情形。即使是汉高祖，对这些现象也是一筹莫展。

叔孙通揣测到高祖的心理，上奏言道：“一般说来，儒者对夺取天下大业毫无功劳。可是，他们却是最适合稳固陛下江山的人选。希望陛下能允许我召集鲁地的学者和我的学生，一起为朝廷制定礼法。”

汉高祖问：“有何礼法？”

对曰：“昔时五帝制定各式不同的乐声，夏、商、周三朝的礼法也不尽相同。所谓的礼法，必须因应时代、风俗，既可繁复又可简略。我会参考古代与秦朝的礼仪，制定出一套新礼法的。”

高祖同意了。

叔孙通前往鲁地，寻访了三十多名儒者和出仕宫廷的饱学之士，再加上百余名弟子，花了月余的时间修定礼法，整理成册后奏请高祖检视。

“很好，这样的话我也做得到。”

高祖裁定完毕后，立即召集群臣进行讲习。

就这样，在公元前200年的长乐宫内，举行了正月朝贺之礼。公侯、将军、宫官按照等级列位于西侧，丞相以下的文官则列坐于东侧。皇上一出宫，则由王侯以下顺次引导向圣上走去，晋呈贺辞。朝拜之后，尚有法酒之礼。在杯巡九回后，掌礼之人会下令“停酒”。不遵从者，会被毫不宽容地逐出场外。

仪礼结束后，虽转地举行酒宴，却无一人胆敢放情狂欢。

高祖衷心慨叹道：“太了不起了，我到今天才真正尝到做皇帝的过瘾之处。”

○制定工作信条，培养下属的纪律性

作为领导者，对于管理原则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一套明确的方法，并本着确定的经营方针去施行，否则无法开展工作。所谓信念，就是指要有工作信条。

制定管理人的工作信条，一定要注意其具体可行性，使下属便于了解接收。譬如有的组织在工作信条中罗列有大批的“尊重他人”、“多花点心力”之类的抽象项目，这就不好。

再如以下信条：

“要做有原则性的工作。”

“要有服务社会的精神。”

“为自己创造既文明又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

“保持心胸开阔、精力充沛。”

“培养互助友爱情操。”

像上面的信条，有些太空洞，有的则趋向极端。从这些信条中，可以看出你自己的个性。除此之外，这些信条也有着组织所处时代和环境的明显烙印。

信条的制定工作一定要由领导者亲自来做。若随随便便将古今中外的贤人君子、英雄豪杰的座右铭搬过来，然后对自己的下属说：“这是我定下的信条。”那是不行的。

总之，制定工作信条要通过实践总结和归纳，做到具体可行，让信条发挥其巨大的管理功效，成为你的辅佐和臂膀，譬如以下信条：

“认真工作，一丝不苟。”

“坚决服从组织领导。”

“热心工作，热爱组织，不做有损组织的事。”

“与公司共荣辱，团结、勤奋、务实、从自己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