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国家用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孟子·公孙丑上》）

译：“如今国家太平无事，在这个时候。如果追求享乐，怠惰游玩，就是自己在寻求灾祸。

古人讲：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因为在马背上打天下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处于忧患之中，所以会不断进取，少有失误，而一旦功成名就则容易滋生享乐心理。刘邦在攻破咸阳时，走进阿房宫，也曾被金碧辉煌的宫室殿堂、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婀娜多姿的年轻宫女们所迷住，后在樊哙和张良的劝谏下才警醒过来，一代名君唐太宗在后期也滋生了享乐的心理。可见领导者如果不能时刻自省，克服欲望，很容易贪图享乐，后果也只能是由此遭祸。

周公旦，姬姓，亦称旦叔，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曾助武王伐商。武王死后，因成王年幼（时十三岁），由他摄理国政。成王长成，周公旦准备归政于成王。归政前，他制诰词《无逸》，规劝成王应勤于国事，而不能贪图享乐。所谓无逸，无通毋；逸，指纵酒、**乐、田猎、嬉游等娱乐活动。在《无逸》里，周公一开始就强调，君主要做到无逸，必须了解百姓稼穑的艰苦。他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乃逸乃谚，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知。’”其大意是说：君子治理国家、处理政务不可贪图享乐，而只有了解百姓耕种之艰难，才能深知百姓生存之本，也才能真正做到无逸。这样，才不致于像那些只知贪图享乐的不孝之子讥讽他们辛苦劳作的父母说：“这些老人真没有知识啊！”接着周公用历史事实，说明无逸的重要性。殷商刚为周攻灭不久，周公遂用殷商兴亡的历史，说明无逸则兴，君主方能享位长久；逸则在位时间不会长久，甚至会败亡。接着，周公旦又以自己的父亲，奠定了周灭商基础的周文王为例。文王为人仁良，爱护百姓，关怀孤苦无依的人。他不嬉游田猎，不追求享乐，曾与百姓一起做开路、种田的劳役。文王中年受命为君，在位达五十年。

成王真心采纳了周公旦的劝诫，自二十岁亲政后，勤于政务，以百姓疾苦为念，在位期间（尤其是在位后期），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对他的颂扬之声四起。

业精于勤，荒于嬉，治理国家更是如此。国家的各级官员乃至最高统治者，手中掌握着一个区域、一个方面乃至整个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就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无逸，才能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才智用于处理政务、为国为民造福上，如果贪图享乐，只知吃喝玩乐，则国必乱，政必荒。历史上的许多亡国之君，如夏桀、商纣及后世的陈后主、宋徽宗等，其聪明才干优于常人，但他们不是将之用于治国，而是用于享乐贪暴上，结果下场都极其可悲。可以说，无逸，严于责己和善于纳言，是为政者都应遵循的为政准则。

○领导者应正确看待财富

钱的本质是为人所用，若要一切“金钱至上”，把钱抬得太高，见了钱便磕头作揖，自降为奴，实在可鄙可笑。若是过于清高，极为排斥，也未免因噎废食。我们既然不能回到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阶段，就不能离开钱。关键的问题是：钱，要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萧何身为汉代的开国元勋，却无半间房产，人问其为何不置，答曰：“子孙若似我，何愁无产，子孙不似我，产多亦枉然。”古人在控制自己钱财方面的欲望要比后人明智得多。但是谁也不能谴责物欲之心的存在，因为对财富的占有是生命得以存在的前提。但是，财富的获取永远只是生命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手段。正如佛家所说的那样，对物的痴迷使人因“贪”而忘记了生命本身的意义，即执著于物，忘乎于人。

生命更需要情趣来点缀，在忙碌的社会中有一种抬头看星看月的悠闲。人们仿佛总有诉不完的寂寞忧愁、无聊和疲乏，我想大多是富贵功名之心太热的缘故。李白也是有功名之心的，但他却更愿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留下了“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诗句；孔子更不反对获取财富，但是如不能求之有道，那么就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们这种对物欲的超脱在后世社会中仍不失为一种生命的明智。

的确，追求财富、成功和幸福不但是人类天生不可剥夺的权利，且是与生俱来不可放弃的责任和义务。财富是我们付出心智和劳力，服务他人、贡献社会的结果。真正的财富是内在的财富，也就是精神财富。财富不仅可以用作改善生活的资材，尤其应当作为贡献社会的工具。

社会的和平和幸福，只有经由全民财富的创造和全面经济的繁荣才能达成。一个贫穷的社会绝无和平和幸福可言。消灭贫穷和创造财富，是我们每一个人责无旁贷的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