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第八》）
译：曾子说：“遇到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而能保持自己的节操，这种人是君子吗？真正够得上君子啊！”
仁人志士当遇到国家危难、个人生死祸福的大关节处，一定是“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纵然发生宫廷政变或者权臣篡夺君位，身临刀斧、鼎镬之胁时，也毫不动摇，不为利诱，不为威屈。也只有这样的忠义之士方是可委以重任之臣。
北宋神宗时期，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熙宁二年（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是一位朝廷重臣，也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
对于这“两党”，苏轼并没有明显地偏向哪一派，他同司马光的关系很好，和王安石共同拜师于欧阳修，是同门师兄弟，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党之间，苏轼没有偏向任何一方。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带领着新党的一批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提拔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符合实际的地方，有些改革操之过急，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
这些事情被司马光知道以后，他非常高兴，误认为苏轼是支持自己的一派。当不久王安石不断地进行改革时，司马光着急了，他急忙寻找帮手想要予以制止。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直接对他说：“王安石想要变革祖宗之法，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反对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谁知苏轼却说：“王安石推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虽有许多不妥之处，但比起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强多了。”
司马光听了，十分气愤，从此，司马光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朝廷上批评了王安石的新法，朝野为之震动。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都想寻找借口报复他。
有一次，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与司马光为伍反对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也来了脾气，反问道：“此话怎讲？”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也是主张变法的，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顽固不化？你不讲实际，反倒急功近利，迟早是要失败的。”就这样，王安石也恨上了苏轼。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自知已在朝廷呆不下去了，便请求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要废除新法，元佑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让朝廷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看到了新法一些好处，所以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在会议上，苏轼正色地说：“新法本身并无错误，错误的是用人不当。如今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司马光不解地问：“你以前反对新法，又被新党迫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用事实说话，新法虽然有不妥之处，但是已经见到了效果，现在你要全部废除，也是十分不妥的。”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另外，还有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的洛党的攻击，苏轼处境很艰难，后来被贬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北返时在常州逝世。
苏轼一生纯白，绝无机心，更不玩权术，由此而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做到忠于职守
忠于职守看起来简单，要真正做到却绝非易事。明代有两位名叫刘健、刘大夏的大臣都经历了明武宗荒唐、刘瑾用事的时代，他们都忠于臣职，规谏武宗，反对刘瑾。如刘健上书，引朱熹的话：“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表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因此就要反对刘瑾专擅，且不怕丢官去职。刘大夏曾经说：“居官以正己为先，不当独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定论，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己。”正己不仅不图利，连名也不枉图，而且要一贯如此。他们为公事，往往把自身利害置于度外，敢作敢为，不谋私利。
刘健、刘大夏他们之所以能恪尽职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博得善谋其政的美誉，首先在于他们脑子里树立起了正确的“官”念，这就是，不管从局部还是全局的角度，当“官”不是为了享福，不是为了享受某级或者某种待遇，而是为了担负起“官”的责任。假使所有的当“官”者都成了“带责任上台，担着责任执政”的“责任人”，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一改那种坐在“太平椅”上享“官”福的积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投入到为实现任期目标的努力中，殚精竭虑，尽心竭力，恐怕就不会有太多解决不好、解决不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