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第八》）

译：孔子说：“以勇敢自负而恨（自己）贫穷，会闹乱子，对不仁的人，谴责他太过分，也会激出乱子。”

对待“不仁”的人是采取镇压的方式，还是招抚或是利用群众的力量让他们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困境？镇压不彻底，反而会激起更加顽强的抵抗，招抚也是古代帝王常用的方法之一，但对于有些既不愿降服，又不容易镇压的人，则要考虑其他方法了，古代羊舌职治盗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晋景公时，晋国遇大饥荒，盗贼蜂起。景公只好让军队统帅来干抓强盗的事。这个苦差落到了中军荀林父的头上。

荀林父找到了一个抓强盗的能手。此人非同小可，在街上走来走去，看一眼，就知道谁是盗贼，而且一抓一个准，一天抓好几十个。

让元帅头疼的是，盗贼并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聪明的大夫羊舌职对荀帅说：“你让这个人抓盗贼，可能贼还没有抓尽，他自己的死期先到了。”

荀林父问此话怎讲，羊舌职说：“有句谚语你听说了吧，看见深水里的鱼不是好兆头，料到别人隐私的人必定有灾祸。一个人抓不完盗贼，而盗贼们联合起来，必定干掉这个群盗的克星。”果然，不到三天，这个人就被群盗割掉了脑袋。中军元帅忧愤成疾，很快就死掉了。

景公把羊舌职找来，问道：“你预料的结果很准，荀林父的办法不行，你有什么办法？”

羊舌职说：“用小聪明对付小聪明，就像用石头压草不让草生长一样，草会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用暴力禁止暴力，就像用石头打击石头，打和被打的都得碎。目前治盗的最好办法不是多捉盗贼，而是除人盗心。要用安抚的办法，感化人心，使人们知道廉耻，知道行善比作恶好处大。”

羊舌职建议治盗要用善人，不要用刽子手。景公于是任命说话算数、公正廉洁、有勇有谋、深得民心的士会接替荀林父的职务。

为了劝善，景公升了士会的官，提了士会的级，加了士会的职，扩了士会的封地，还让周天子赐给他高级官服。士会废除了前任缉盗的苛刻条款，行仁布善，注重教化，盗贼奸民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纷纷逃到秦国去了。晋国从此大治。

晋国两次治盗，两种办法，两种结果。荀林父用的是对抗的办法，效果不佳；羊舌职、士会用的是感化的办法，效果很好。

怀柔有时候比镇压更具有威力，而且此时受降者是诚意的成分更多一些，从长远看，也便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教化比刑杀更利于“治”

以道德教化、主体治的治国方针，比起用强制性的行政命运和严刑峻法，要更为有效，更能得民心。用行政命令强调“政、刑”，不遵从就加以惩罚，老百姓在残暴的统治和奴役下，纵使不得已而屈从，但是这种屈从仅仅为了逃避刑罚，并不是真正屈从。教化强调“德、礼”，通过道德教化，让老百姓懂得道理，再以礼制规范，就能够做到心悦诚服。

历史上，乐于以刑杀为威的秦始皇，在“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这样不可一世的显赫声势下，做“始皇帝”美梦，想“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永远地统治下去；可是，曾几何时，“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仅仅十余年，秦王朝却很快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熊熊烈火所毁灭了！

这充分说明：“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为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虽说可以起到一时的震慑作用，但终究如同肥皂泡，难于长治久安的，充其极，老百姓也只不过勉强地不去犯罪而已，并无羞耻之心；而用道德教化，让老百姓通过自我修养，由被迫的、强制性的约束，变为内在的自觉要求，这只会大大激发人的自尊意识和知耻心，很自然能达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