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子。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译：孟子说：“仁的言语比不上仁的音乐深入人心，好的政治比不上好的教育能得民众。好的政治，民众怕它；好的教育，民众爱它。好的政治聚敛到民众的财物，好的教育得到民众的真心。”

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意思是说不教育民众就使用他们，叫做祸害民众，没有固定的产业而能有坚定的信念，只有士人才能做得到，至于一般民众，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没有坚定的信念，要是没有坚定的信念，任意胡作非为，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所以要改变普通民众的行为和思想，只有用教育去感化，用“礼”来约束，只有发展良好的教育才能得使民众从心理上真正地归服。

雄韬武略的汉武帝不仅崇尚武功，开疆拓土，还特别重视倡行风雅，以文治国。他在位期间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兴辞赋。辞赋又称为赋，它是汉初以来在古诗、楚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体。是一种以华丽的辞藻、铺张的手法，进行叙事、咏物、抒情的长篇韵文，题材广泛。武帝即位后，便广泛延揽文学之士，倡兴辞赋。

辞赋这种兴起于汉初的新文学体裁，经过武帝的大力提倡、司马相如等著名词赋家的发扬光大，进入了繁荣阶段，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

集古籍。秦始皇禁锢百家思想，焚书坑儒，使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炬。还有一部分宝贵的典籍，散失于民间。学者畏惧“挟书律”，将保存的古籍深藏密室，不敢使之见天日。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时，正式废除了“挟书律”，允许民间讲习诗书，于是一些密藏的儒家经书及其他古籍不断出现。汉初的统治者开始注意复出的各种古籍。但由于没有专人负责，缺少具体措施，因而成效不大。

武帝即位后，在大力发展儒学的同时，非常重视古籍的搜集与整理。“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省校。使庄（严）助、司马相如以类分别之”；又“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在全国范围开展征集古籍的工作。

终武帝一世，一直没有停止搜集古籍的工作。国家和皇室的图书馆——秘府里的书籍堆积如山。在武帝主持下，搜集和整理出了许多古籍，使之得以永世流传。为汉代的经学、文学、史学、医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发展、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武帝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修史。汉王朝是空前统一的大帝国，武帝时，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达到了繁盛阶段。时代要求有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史书问世，以便鉴古而知今。武帝重视修史，以学识非常渊博的大学者司马谈为太史令，使其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司马谈有志于编撰一部汉王朝的通史。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他的宏愿还没有实现，便于元封元年（前110年）病死于洛阳。（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任司马迁（司马谈之子）为太史令。

司马迁任太史令后，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著史大业。

大约在征和三年（前90年）左右，司马迁终于最后完成了他的史著。前后用了大约18年时间。时人称之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或《太史公》。约在魏晋以后，称为《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而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也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正史的规范体制。

武帝时期文兴史盛，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治世局面。

可见，好的政治还要辅之以好的教化才能更为完善，正如孟子所言，好的政治民众怕它，好的教化民众爱它，好的政治能够聚敛到民众的财物，而好的教化则可以得到民众的真心。

○富裕之后强化教育

领导者应该具有“大道容众，大德容下”的气度和宏量。在治国的大政、方针，以及具体政策方面，诸如政治、经济、法令、制度，或者文化、习俗、生活等等，都要深入体察民情，理解民心，宁可宽厚，更宽厚些，不要随心所欲，朝令夕改，更不要凭好恶，滥施刑罚。不仅身居上位者应该如此，即使身居下位的各级领导和一切从政者，都应该具有这德性。

总之，“宽则得众”，宽宏大度就能够得到大众的拥护、爱戴，使上下同心同德，使国家发达、昌盛，使人民安康、幸福。所以说实行好的政治可以让人民富裕。

“教之”，是在人民富裕起来的情况下，必须及时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既教民“学诗”、“学礼”、学“文、行、忠、信”；还要教民习军旅之事，所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前者借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自觉遵令守法，人际关系的和睦相处等等；后者促使人民重视国防，重视战备，增强爱国意识。“既富矣”后，所以“教之”，不仅因为人民物质生活富裕起来后，必然要辅之以文化生活，使之不觉得精神贫乏、空虚；更因为没有文化的国家，是落后的国家，没有文化的人民，是愚昧的人民。只有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和认识水平，才能最终摆脱愚昧、野蛮和落后，才能使人类文明得到发展。

“富之”是物质生活的基础，“教之”则是精神生活的根本，更是为人的根本，立国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