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

译：孟子说：“民众生产和生活的事是不能拖延的。”

关于民众事务的观点，孟子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

民众的根本道理是：有固定产业的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稳定的心态；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做什么事情心态往往不稳定。如果没有个稳定的心态，就会任意胡为，违法乱纪。等哪一天犯了罪，然后再抓起来处罚，这样对民众太不重视了，也即失去了民众。所以身居领导之位，为官之道，体恤民事，执政之要，合乎民心。

春秋时期，鲁哀公执政阶段，有一段时间由于王室发生内乱，加上连年天旱，收成不好，国内经济长期不振。为了渡过危机，哀公派人去请孔子弟子中据说最有理财能力的有若来做顾问，看他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有若到来后，哀公也等不及寒暄便照直问道：“今年农业收成不好，本来就不丰裕的国家经济更显困窘，我请你来是想请教一种帮我解决这种困境的好办法啊。”

有若也不客气，略作思考便回答：“既然全国欠收，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分的税制呢？”

哀公叹道：“先生，慢不说十分抽一，我已经采用十分抽二的税制还感到入不敷出呢，十分抽一这法子还用请你有若先生吗？”

有若并不因哀公的不理解而退缩，而是耐心劝道：“君侯既然请我来，我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帮您。现在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任何经济政策的制订，都是为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君主，绝不能只顾眼前，不管长远，绝不能像小人一样鼠目寸光。”

哀公点头称是，有若便接着说道：“既然今年普遍欠收，民间生活之苦便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年份，绝不应增加人民的负担，而只应减少他们的负担，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和增加民间财力，人民便会安居乐业。如果课以重税，则民不聊生，很容易激成民变，那样就会适得其反了。要知道，只有人民富足，国家才能富足啊。”

哀公听了有若的话，果然一年以后政通人和，鲁国形势好转。民富是国强的基石，脱离了民富的国强是虚幻的或是不巩固的。秦灭六国后，积天下之财富为己有，南定百越、北击匈奴，军力强盛，国不可谓不强，但这种国强，是建立在暴虐、盘剥百姓的基础上的，因此，幻想秦的统治能够千秋万代延续下去的秦仅历三世就走向灭亡。据此足以得出民安国安，民怨国危的结论，这点的确值得后世领导者引以为鉴。

○做个为民做主的好官

为政者要心存仁德，立足于老百姓，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施政、处事。如：

一、对待任何政事都要严肃、认真，不骄傲、不欺诈，做到言而有信，说了的话要兑现，决定做的事不拖延、不推诿。

二、节约财用，多多体恤人民、爱护人民，反对铺张浪费，更反对穷奢极侈，每一个从政者应该“一饭一粥当思来处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

三、遇有役使老百姓，要爱惜民力，不耽误农时。

这些正如姜太公回答周武王所问时说的：“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问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爱民是为了得民心，民心之得失，亦即政权之得失：得民则兴，失民则亡，概无例外。

过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老百姓常称地方的县官为“父母官”，而这些地方官中，确实也不乏孜孜为民，所谓“爱民如子”，或者“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父母官受到百姓的爱戴，而受到后世的传颂。而今，时代大大前进了，人民也当家作主了，一切为政者、从政者，不论地位高低，职务权力大小，都是人民的公仆、勤务员了。因此；如果说“公仆”之对主人，为官而不清廉公正，处事而不认真、负责，态度而不诚实、守信，对国家财物又不珍惜、爱护，使民更不以时，常常糟蹋民力，暴殄天物，借公奢靡，挥霍无度，而且反仆为主，高高在上，恃权骄横，欺压良善等等，那么，这就不是什么治国之道的表现，而是祸国、殃民的反映了！能不引为鉴戒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