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译：孟子说：“人们对别人都有同情心。过去的君王因对别人有同情心，于是才有同情人们的政治。凭着对别人的同情心，去实行同情人们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运转在手掌之上了。

在上位者虽然手中拥有权力，但如果没有同情心，过分迷信权力，靠压制的手段施行领导工作实非上策，能够容人，具有同情心，不仅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修养，在很多时候，也是成事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一种高明的做事策略，有些事情在一般人看来确属大事，但如果领导者也当做大事揪住不放就可能误了真的大事，所以领导者在面对这样的“大事”时要有一种容人的气度。

人在面临绝境时，有时会全力挣扎，以死相拼。

斩草除根固为重要，但“置人于死地”也往往容易激起更大的反弹力，反而可能会瞬间成败易位。因而在征服者已经把被征服者置于必败之险境的同时，必当考虑要给其留有一点“生”的余地。能作出这样决策的往往是能想得更远的决策者。

三国时期，曹操平定河北之后，曹仁跟随曹操包围壶关。攻城主将曹仁下令说：“城破以后，把俘虏全部活埋。”结果连续几个月都攻不下来。

曹操对曹仁说：“围城一定要让敌人看到逃生的门路，这是给敌人敞开一条生路。如果你告诉他们只有死路，敌人会人人奋勇守卫。而且城池坚固，粮食又多，攻则会伤亡士兵，围守便会旷日持久。今陈兵在坚城下面，去攻击拼死命的敌人，不是好办法。”

曹仁按命而行，城上守军投降了。

乱世之主，一生百战，胜败在所难免。而每一战的胜利，都可能有一批降者，如何对待降者，霸主们或杀或留，自有一番主张。虽然对于降者斩尽杀绝的做法，可以起到斩草除根的作用，但是英明的霸主往往是不杀降的。

曹操一生不杀降的事很多，收编青州黄巾军即为其一。

曹操打败黑山军后，于兖州东郡有了立足点，做了名副其实的东郡太守，名声大震后，决定先平定黄巾，再图取天下。于是曹操向青州黄巾军发起进攻。当黄巾军退至济北时，已是寒冬十二月，衣食接济很困难。曹操敦促黄巾军投降。经谈判后，黄巾军数十万人向曹操投降，愿意接受他的指挥。曹操非常高兴，宣布既往不咎，一个也不加伤害，将其中的老幼妇女缺乏作战能力的，全部安排在乡间从事生产，挑选其中精壮者五六万人，组成“青州军”。

这样，曹操的军事力量大增，他终于有了一支同其他割据势力抗衡的武装队伍。

同时，对于像张绣那样降而复叛，叛而复降，曹操多次南征，并致使爱将典韦、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在南征中丧生的投归者，也不计较其杀子侄及爱将之仇，并表示热烈地欢迎，立即任命他为扬武将军，表封他为列侯，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为己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在后来的官渡之战中，张绣为曹操打败袁绍立下了战功。

因此曹操的一生，虽然杀了很多人，但他的不杀降，向天下人显示了自己宽阔的胸怀和不计私怨的品格，从而为曹操取信于天下，争取更多的贤士归附，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管是战场上的敌对双方，还是生活、工作中的竞争对手，对人切不可赶尽杀绝，对照曹操的做法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给人活路，自己就有出路。

领导者可以指示、指导下属，也可以纠正下属的过失。虽然如此，但如果决策时太仰仗权力，采取强硬手段来压制下属，口口声声说，“我说这么做就这么做”，不厌其烦地一再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向人们显示自己的权力。这样不但不能使下属信服，而且蛮横、高压地利用权力，还会引起下属的反对，甚至会把小事激成大事，以致到了让你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酿成大事也是有可能的。所以，领导者容人的气度将决定他们日后所能取得成就的高度。

○容人者才能为人所容

如果想到“做人君”的，不但要执掌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的命运，而且还要担负国家盛衰、兴亡的责任，这样，“为君难”，也就会成为兢兢业业，竭心尽力，治理好国家的动力。

可严重的问题是，总有那么一些领导者，沾沾自乐于“唯其言而莫予违也”的自我陶醉中。这就是说：他们对臣民操生杀予夺之权，他们的话是没有人敢违抗的；他们可以指鹿为马，可以以黑为白，胡说八道；他们更可以胡作非为，为所欲为，无所不为。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就根本不可能理解暴政可以导致人亡、政息、邦丧的严重后果。这是一些不见棺材不下泪，非到上绞架、断头台，绝不会放下屠刀的暴君。

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史实，都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任何视民如草芥的君王和为政者，最终都是被人民视之如刍狗而被打倒！所以领导者要有不忍人之心（同情心），行不忍人之政（同情人们的政治），才可称王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