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战役的战略后果，对于日本的“强国之路”无异于南辕北辙，对于除了央行集团的日本上层无异于釜底抽薪，如果认为“天皇”为首的日本传统势力，绝对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没有进行过抵抗和较量，那是不客观的。但失去了幕府军事支持的“天皇”,所能作的只能是一些“计谋”,最多不过是明哲保身、顺势而为，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孝明之智

日本孝明天皇(1831.7.22～1867.1.30),被日本一些书籍描写为优柔寡断，庸碌无为的人物，这不是事实，是有着深刻金融战背景的伪史。孝明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央行战役前后，日本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前后的3个天皇，是日本金融战役的见证者。

孝明天皇此人，在19世纪极为复杂和险恶的局势下，面临内忧外患，外有“黑船”,内有“倒藩”,又没有实际的主导权，可谓难中之主。“倒藩”势力一直打着“还政于天皇”的旗号，全力拉拢孝明天皇，但是他一直冷静地维护德川幕府的正统地位，被讥讽为“软弱”和“庸碌”,而丝毫不为所动。

孝明“天皇”是当时日本极少数具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他没有被“还政”的权杖所**的关键，自然不是对权力的“无视”,而在于他看出了江户德川幕府虽有“挟天子令诸侯”之嫌，但天皇一直没有过实权，只是由日本武士氏族集团维护的日本神道的象征，与中国那种权臣架空皇权的情况并不尽相同，“幕府体制”与“天皇体制”一直相互支持，在日本形成了一个民族核心，而“倒幕势力”则截然不同。

萨摩藩是日本当时偏远的地域，由“耶稣会”主导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跨国金融资本的代理人，不能简单看成是日本民族内部的德川武士集团之外的另一个武士氏族集团，最终必将起到弱化，甚至消灭日本神道的历史作用，而不是一次“传统的幕府变更”。萨摩集团不是单纯的武士氏族集团，而是跨国金融代理人集团，这在日本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孝明“天皇”冷静且颇有远见地看出：“倒幕”就是“倒天皇”。

所以，孝明天皇坚决抵制所谓的“王政复古”,(就是把权力交给天皇),并且坚定地支持国内的“攘夷派”,还把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

嫁给第十四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茂，以此形成了一个日本民族抵御外侮的政治核心，史称“公武合体”,就是天皇和幕府积极联合，抵制外侮。这实际在抵制以“尊皇攘夷”为口号的萨摩武装倒幕图谋，孝明天皇的攘夷是真正的“攘夷”,萨摩藩的“攘夷”是一种口号和策略，这种尖锐对立和口号交织的背后，是爱国主义与买办主义的激烈较量，跨国金融资本对孝明天皇恨之入骨。

松平庆永这个人搞垮了幕府，实际幕府将军德川家定不想用此人，曾经说过：“让庆永担任大老，从家格的角度来看不行，最适合的人选是彦根的井伊直弼”,可1860年，“井伊直弼”神秘遇刺身死，只好用了松平庆永。在这个历史时期，把持日本皇室内廷的人叫岩仓具视(1825.10.26&1883.7.20),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孝明天皇1867年1月15日突然得了天花，可是孝明天皇年仅35岁，正值壮年，身体强壮，意志坚强，顶过了危险期，病情开始好转了。1867年1月29日，孝明天皇的天花已经结痂脱落，他起来吃东西，虽然此后会有些麻子，但没有大碍。可1867年1月30日吃过晚饭后不久，大约在23点突然七窍流血而死!当时就有人说，是岩仓具视用砒霜毒死了孝明天皇。

岩仓具视此后摇身一变成了“明治维新”的金融派，组建“岩仓使节团",与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高官周游欧美，风光无限，积极参与建立了1882年日本央行体系，是明治新朝的左大臣，萨摩武士集团的核心人物，岛津久光就曾历任左大臣，后被迫辞职，岩仓具视的地位竟然几乎与之相等。日本央行建立后不久，他突然暴毙。

(二)明治之艰

在德川幕府时期，将军府在江户，天皇在京都(也就是江户附近),明治维新的1868年，明治天皇迁都东京，开始了明治时代。他的父亲七窍流血却不敢去查，身边就是岩仓具视，幕府又被击垮，父亲孝明天皇苦心建立的攘夷政治团体，悉数灭亡或倒戈，满朝尽是"新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日本天皇一直就没有政治团队，依靠日本神道威望和历届幕府武力服人。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大幅增长；水果生产增长也很快，大体以关东平原为界，北部盛产温带水果，南部盛产亚热带水果。日本的蔬菜、水果及花卉均不能满足需要，每年需大量进口。

明治天皇虽然处境极为险恶，却处乱不惊，显示出了极高的政治手腕，颇有乃父之遗风。他审时度势，没有被孝明天皇的影响蒙住双眼，而生搬硬套，把萨摩武士集团看成铁板一块。他准确地捋清了纷繁复杂的人脉，这对于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来说尤为可贵。他利用“天皇”的威望和复杂的朝野矛盾，拉拢了几批人，建立了一个以日本武士氏族集团为核心的政治门阀利益集团。这是当时日本唯一与央行财阀集团联合却独立存在的政治集团，也就构成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切金融战役的人事背景。

1.岛津家族为首的萨摩

武士藩主势力

这批人对央行集团把持朝政心怀不满，本来是倒幕的核心，却被排斥、打压出了决策圈，内心“很不平衡”。

2.日本武士氏族集团

江户时代占日本7%人口的武士氏族阶层，在大藏省制造的金融危机中，纷纷破产，除了极少数新贵，大部分沦为浪人，甚至还不如早期的农民。1867年以后的“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王政复古大号令"以明治天皇的名义，在1868年1月3日颁布。仿照欧洲文艺复兴形式的“工业革命”的确广泛而深刻地出现了，但日本的封建社会构架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心理和经济落差最大的阶级就是武士氏族集团。

江户时期日本的民众构成是“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武士氏族集团位置最高。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上层是央行集团一手遮天，中层是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下层是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武士阶层少数被封为华而不实的“华族”。

“四民平等令”把中下层武士，故意分化成“士族”,却又不是官吏，军队把持在“英美军事顾问”手中，新的“四民平等”不过是用“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替代了日本古代的“士农工商”,弱化了日本民族工商阶层，分化了日本武士氏族阶层，反而突出了封建等级制度和姻亲门阀，所以“四民平等令”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这不能单看里面有“平等”二字，而要看“四民”的实际构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在日本发展代理人工业体系，消灭日本民族工业萌芽铺平道路，故“并没有影响日本的工业革命”,而是出现了一个外资工业在日本蓬勃发展的局面。

大多数武士，尤其是中下层武士很多都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处境非常悲惨。包括早期享有国王权力的世袭藩主武士家族都在“废藩置县”(“三府七十二县制”)处于被架空的状态，丧失了征税权，更无力豢养长期依附于各藩主的中下层武士家庭，“藩主、大名”都坐吃山空，中下层武士一片凄惶愤怒，所以“叛乱不断”,最后连“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都开始反对明治维新了。

明治天皇全力拉拢这个阶层，但历史的负面影响使其不自觉地站在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边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因为出于强大的历史惯性和生活惯性，这些武士氏族集团，尤其是中下层，被蓄意推向了战争，祸水外引，以邻为壑，不自觉地成了跨国金融资本征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刀和枪。明治天皇的策略，包括“安慰”、“联姻”、“嘉许”,这些看似不大的小动作成本很低，却由于日本神道的传统号召力，实际上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日本的政治格局，隐约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天皇为核心、武士氏族集团和落魄幕府势力为基础的门阀利益集团。

3.从众者

明治维新把天皇推得很高，虽然这是一个弱化天皇，使之坐上佛龛，远离实权的策略，但也影响了一部分日本人，尤其是中下层，视天皇为神者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只要明治天皇不犯太大的“众怒”,就会被拉拢到身边，形成一个广泛的政治基础。但前提是天皇要逐渐使之上层门阀化和下层产业工人化，明治天皇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实际上点燃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导火索，让上层军部化，下层士兵化，也间接加速了19世纪末日本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和军国主义化的历史过程。

一句话：明治之艰，贵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影响了日本的政治格局，终也没有把巩固“天皇体制”和维护日本民族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也是日本民族的遗憾。最终也必将是“天皇体制”的遗憾。而这种遗憾的产生，仅从明治天皇个人来说，不是政治才能的问题，是封建皇权的狭隘与追求和历史条件使然。

(三)大正之谋

日本大正天皇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明治天皇为了维护日本天皇体制的私利，成了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领军者”,直接出任总司令，并建立了一个世袭门阀体制，这部分保留了日本的民族主权，但结构不合理，军国主义色彩鲜明，世袭体制也落后于日本工业革命的进程，军国主义更是把日本拉入了侵略战争的泥潭。“岩仓使节团”的伊藤博文在“维新三杰”,尤其是大久保利通被神秘暗杀后，主导了日本的政局，却被政治手腕很高的明治天皇拉到了身边。

伊藤博文在1909年10月26日抵达中国哈尔滨火车站时，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杀，这个历史事件的背景实际要复杂得多。伊藤博文本来是“金融派”,被拉到“天皇派”后，游离于“军队势力”和“央行势力”之间，试图左右逢源。他的遇刺发生在与包括沙皇财政大臣在内的俄罗斯银行集团秘密会面的前夕。这对明治天皇打击很大，间接导致了他的健康迅速恶化，最后死于“肾病”。

大正天皇接手时，面对央行集团和“军国主义势力”的双重挤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国主义势力”也就是军队中的法西斯极右势力，是这个时期日本的、被扭曲的、被误导的"民族主义能量"的携带者，是金融战役打击下的畸形果实，“央行集团”反倒带有“和平主义色彩”。这种“和平”与“战争”的唯一区别，就是金融冷战和金融热战的区别，其他别无二致。这种伪“和平”主义的实质更加肮脏和可怕，与日本军国主义沆瀣一气，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大正天皇不愿立即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因为他可能已经看出日本这种四面出击的结果，必然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更为重要的是，他首先希望看到的不是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而是日本央行集团与“军事集团”的火并，这就需要把他自己从政治较量的焦点中转移出来，又不失天皇之位!他就开始装疯，把持朝政的央行集团就立刻用“太子监国”,也就是扶植一个“小孩子”——“昭和天皇”(“父子共治”)。

“太子监国”的开始时间是“望远镜事件”。据说，1913年，大正天皇在检阅时，用诏书卷成圈四处看，然后翻检受阅士兵的物品；也有一说“望远镜”和“翻东西”这两件事发生于不同的场合，“望远镜事件”发生于1919年，因为日本没有正史记录，很难确定具体时间，不过大抵如此。1921年，昭和天皇正式监国摄政，实际却开始于1913年，那一年昭和天皇还是太子，年仅12岁。

大正天皇此举，以退为进，不动声色，扶子上台，扶植神道，神化天皇体制，使自己超然地、巧妙地摆脱政治焦点，又能无为而治，直接引发了“央行集团”与“军部集团”的一系列殊死较量，可谓“大正之谋”。但是大正英年早逝，年仅48岁就“病故”了。

(四)昭和之谜

昭和天皇这个人所面临的局势，对皇族利益来说，是“黑船事件”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而他本人则既没有孝明的远见和气度，也没有明治的手腕与权谋，更不理解父亲大正的心机与苦心，昭和天皇是家族三代政治能力高峰后的低谷，他的许多优势却完全丧失了，还具有侵略思想，妄自尊大，野心勃勃，鬼迷心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他是罪魁祸首之一，不论对亚洲人民，还是对日本人民，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1.他拥有了一个广泛支持“天皇体制”的法西斯极右军队中下层的基础，第一次有了维护日本民族利益和天皇安全的可能性。

2.他拥有了一大批在日本央行战役中，被排斥在金融代理人小集团之外的世袭门阀的潜在支持者。

3.日本有了一支足以保家卫国的军队和军工体系，只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国防工业国有化、国产化，就有彻底消灭金融买办势力，一举夺回货币发行权和日本实体经济广义所有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如果得以实现，日本就有可能走上与邻为善、和平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积极前景。

昭和天皇没有这样做，没有做这样的尝试，而是沿着错误的道路，快步走了下去，发动了对外全面侵略的荒谬战争，也实际摧毁了日本武士氏族集团演化而来的新军事贵族集团，与日本世袭门阀集团与日本萨摩金融代理人集团演变而来的央行财阀集团的政治平衡。这很微妙，外表看不出来，但这对于“天皇体制”是一个致命的战略打击，掏空了天皇体制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石。

唯一可以解释昭和天皇这一系列做法的潜在原因就是——他被表面的“权力”和“尊重”蒙蔽了双眼，被内心的“权力欲”和“大日本帝国天皇美好前景”所**，没有看到天皇体制的巨大危机。他没有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不得人心、“盟友险恶”、"目标虚幻”。他更没有看到，日本实际的统治者是央行财阀代理人小集团的险恶现实，以及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最终必然失败的前景。日本军事集团的“解除武装”和日本央行财阀集团的“一枝独大”,对于“天皇体制”的战略后果，对“天皇”的实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有釜底抽薪之势。昭和天皇见“利”而不见害，这就是“昭和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