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松方财政

1874年以后，经过大藏省的“金本位”政策和“藩札(也称“私札”)取缔”政策，又加上秘密的“黄金外流”,日本大藏省和日本第一

央行·第一银行，所谓的“三井财阀”在国际金银比价约为“1:16”的时候，利用手中特权和日本人民对金融战役的不理解，秘密制定了

一个“1:12”的金银比价，然后"国际债权人"集团拥有的“独立央行",反复"买卖"金银，一举控制了日本的金银，让日本陷入了全面的金融危机。

这是一个金融战役制造的诡异时刻——一方面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流动性枯竭型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被流动性全面枯竭遏制的实体经济，又反过来通过"自我缩小”,来“适应"不断缩小的“虚拟经济镜像",以求消极摆脱危机的束缚，这个过程是破坏性的适应，是一种刚性矛盾不可调和时刻的经济瓦解，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实体经济，不仅让日本实体经济迅速被外资控制，而且日本竟然出现了“流动性枯竭条件下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在实体经济全面崩溃，社会成员普遍破产，极少量的硬币和纸币流动性反倒会以通货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金融战役中经常发生的“特殊现象”。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不承认有这种经济现象，因为他们不承认金融战役的存在，也就是把这种现象解释为“通货膨胀”,然后给发展中国家提出进一步通货紧缩的“危机解决方案”,这就最终导致要么金融危机转变为政治危机，也就形成了“刚性矛盾刚性释放",要么“外资流动性"进入，全面廉价主导一个国家级别的实体经济。

(二)日本金融战役史小趣闻：日本历史上“三大紧缩财政”的秘密

这几个“超级紧缩型财政”阶段，被称作日本历史上的“三大紧缩财政”,即著名的：

1.松方财政

“明治维新”时期的松方正义是日本大藏省第一任首脑。“松方财政"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信用枯竭导致的民怨沸腾和“迅速平息民怨”的“日本央行体制”的建立，不过是大量注入信用的鬼把戏，所以立竿见影。

2.井上财政

井上准之助，“30年代大萧条”时期日本的大藏相井上准之助，在流动性枯竭型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实施“紧缩财政”“解决金融危机”,后果可想而知，直接导致日本农民普遍地破产，日本只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否则就会“内爆”。

3.道奇财政

这更加彻底，由罗思柴尔德家族控股的底特律银行总裁，银行家约瑟夫·道奇，实际还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舒普(C.S.Shoup)被派到日本搞“税制改革”确立了日本近代的税收体制。

银行家道奇直接管理日本“货币金融财政事务”,诸如著名的“360:1”的日元汇率体制，就是由此人一句话定下的，史称“道奇财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联储导演的所谓的“马歇尔援助计划”的“东方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核心就是迫使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接受华尔街银行家的“金融货币财政预算监管权”,然后通过执行残酷的“紧缩政策”,让战火破坏的国家无法出现“战后恢复性增长”,又同时“进行大量美元援助",也就是世界美元化，让各国陷入对美贸易顺差和美元信用输入的依赖，从而确立美联储股东，也就是罗思柴尔德家族对全世界的信用供给者的金融僭主地位和金融僭主集团对美元体系内的一切国家的广义财富转移机制。

道奇财政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无法通过本国货币发行实现战后复苏，也就是本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虚拟经济信用符号来表示实体经济，通过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导致日本出现战后实体经济无法恢复的危险前景，从而必须依赖美国市场，实际是依赖美国货币——即“日本人民劳动，美联储给出数字”,更深层次则导致了日本主权进一步的流失。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和东欧拒绝了“东方马歇尔计划”的内在原因，这种短期繁荣的代价狭义范畴是经济殖民地化、政府代理人化、财政债务化和货币私有化，广义范畴则导致国际秩序金融僭主化——美元化的金融实质是美联储世袭股东对接受美元地区的一切财富的广义拥有。

(三)金融战役和虚拟经济制造的“奇异的空间”

1874年后的日本，就处于这样一个奇怪的物理空间，历史记载是“通货膨胀”,而实际是严重的通货紧缩。倒幕时期，金融集团通过强力扶植松平庆永(1828—1890),他是横井小楠精心培养的人物，欧美势力除松平庆永"不打交道",幕府将军德川家定(1824—1858)明确表示过不同意，但“形势比人强”,此君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导致民变的货币政策，导致全面的金融危机和抢米风潮，江户幕府亡于此人之手，他“外若攘夷，内为代理”,倒幕前期是“攘夷派”领军人物，“对抗”"亲西派”;倒幕后期是“公武合体派”,对抗“武装倒幕派",一直是这样一个神秘的人物，身出幕府，而荣任“明治新朝”的内国事务总督、民部卿、大藏卿等职务，也是日本央行的缔造者和世袭股东的潜在“入围”候选者。

跨国金融资本的一系列金融战“措施”在日本制造了一个全民倒幕的风潮，这时又通过“流动性枯竭型金融危机”制造了一个日本“混战”的历史局面，先消灭了幕府武装，又打垮了占日本人口7%的武士阶层，铲除了尾大不掉的“旧的”萨摩武士集团，并“注入了新的灵魂与活力”。

(四)“日本独立央行”的建立

1882年，“维新三杰”已经先后离世，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紧缩型金融危机，通过紧缩信用，制造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大限重信、由利公正、吉原重俊等人，又联手提出了一个“解决危机”的金融方案——仿照美英建立央行体制。

日本迅速通过了《日本银行条例》,同时把“明治维新”时代开始的“官业民营”政策，继续发展为“金融产业民营股份制”,也就是把国家的货币发行和金融、财政、货币、预算、税收主权私有化、外资化了，这也深刻地改变了日本国家的性质，彻底扭曲了日本民族的“强国之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官业民营”为特征的广义财富转移机制——日本央行主导下的跨国财阀托拉斯体系，不仅仅是一个“金融改变",而是日本历史道路的大分水岭，是一系列复杂而深刻历史演变的结果、总和与出发点。

这个《日本银行条例》,实际就是“日本央行法”,这个所谓的“日本银行”却不属于日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资控股的股份制营利性金融公司”,这个“日本央行”在日本纳斯达克的证券代码是“8301”。1963年公开上市，实际上要早得多，因为日本央行建立伊始就是私人银行。当然，没有股东公开出卖日本央行股份的案例，这实际上仅构成了日本政府出卖“合资央行国有股份”的“央行彻底私有化”的一个“合法化”的过程，而不是央行私有化的过程，因为央行制度本身就必然是私有央行和私有货币。日本央行开始是一个华尔街控股的合资银行，不过日本股东入股的是权力与私欲，华尔街入股的是“空气”和渗透——日本央行的世袭大股东就是华尔街，也就是罗思柴尔德家族，世袭小股东“可能”就是1882年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几个日本财政系统的国家公务员，具体股东不详，这可能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了。

吉原重俊，出任日本央行第一任“总经理”——“央行行长”。

(五)谁拥有日本央行，也就是日元是哪个银行家族笔下的“数字”?

有关这个问题，的确是重重迷雾，这份股东名单人们是永远也拿不到的，但可以通过一些历史记录，探究一下这个神秘的历史角落：

1.原始股东

由于，1882年“维新三杰”已经全部被“消失”了，日本幕府势力又在倒幕战争中消亡了，"天皇"是个摆设，其实"天皇"此时的处境极为微妙，谁也不敢说话，连最核心的萨摩武士集团的军事实力派人物“西乡隆盛”都造反被杀掉，日本军事权力直接由“英美国军事顾问”把持，大藏省无所不管，实际上是大藏省在行使日本的最高权力。

大限重信、由利公正、井上馨、吉原重俊精心炮制了一个《日本银行条例》,这个条例，实际上搞了一个“合资”金融公司，却拥有发行日元的无上特权。一些文献说“1882年，日本通过了《日本银行法》”,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说法：一方面，1882年日本的确出现了一个叫做“日本银行”的央行，发行日元直到今天；另一方面，1882年，仅仅是日本大藏省，根据1872年日本大藏省的《日本国立银行法案》,自行颁布的一个“内部条例”,故史称“日本银行条例”——日本的货币发行权从名义上来说，还在“大藏省”手中，如同纽约美联储发行美联储券，却说是由美国国会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行，这样就符合美国宪法了。

《日本银行条例》第十四条《特别规则》中有如下规定，即“可以银行券兑换银币”,“日本银行所发行的兑换银行券数额必须以相当的银币来作为准备金”。作为日本银行创立者及《兑换银行券条例》起草者，松方正义的初衷是，以比利时中央银行为样板，通过日本银行回收全国大、小国立银行发行的纸币，进而停止由政府发行纸币，不断地增加正币储备，实现具有私立性质、独立的中央银行体制，从而建立近代货币流通体系。”

这个“日本银行条例”又如何实现了“松方正义的初衷”,也就是日本货币的私有化呢?奥妙就在于大藏省此前制定的“新货币条例

(1871.6.27)”,实际规定了金本位，“日本银行条例(1882)”又重申了“银币抵押”,实际此时日本国内既无黄金，也无白银，除了被“套购风潮”运抵海外的部分，日本国内固有的硬币如何能满足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实体经济规模呢?

这就让“日本央行”实际由这个“官业民营”的“大藏省”来作为日本政府借贷方，向“国际债权人”举债，才能发行“日本货币”。“大藏省”表面上还主动把权力交给了一个外资拥有的冗余金融机构——“日本银行”。这种“主动放弃，放弃的是日本民族的主权”,央行实际是个“空壳机构”,仅仅是一个牌子，不过是一个“虚假债务制造器”,控制在大藏省和“央行”等几个人手中，形成了一个“央行集团”,又服务于“国际债权人”。

由于“央行”的“独立性”,谁也不能去查“央行”的账目，大藏省又如何会去查呢?奥妙就在这里。大藏省1871年规定了金本位，1882年又把日元界定成“银币抵押”,1897年又搞了一个《日本货币法》,再次规定日元的金本位，这是为什么呢?

日元，那时叫“日圆(鬥)”,最开始就被英美银行称作“Yen”,也就是中文“元”的发音，这种“银币抵押”主要是虚拟账面“银元”抵押。这个时期，所谓的“中国银元”全部控制在罗思柴尔德家族手中(请参看“英国卷”),国际两大跨国金融资本的较量，以德国法兰克福犹太金融资本完胜英国苏格兰金融资本，宣告了罗思柴尔德时代的到来。

这个时期，能够支撑日本实体经济规模的“国际债权人”,只有罗思柴尔德家族，考虑到日本早期金融人物与尼德兰银行家和“伦敦大学"体系的关系，以及“日元”在英语中的中文发音，可以粗略看出罗思柴尔德家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中国香港为基地，依托“三大洋行”实施对日本实体经济的全面信用注入，这给日本带来了全面的、立即的、暴发性的“繁荣”和工业革命。“三大洋行”也就是“虎门销烟”中的“三大贩毒集团",都是罗思柴尔德家族所有，这时盘踞在香港且直接在美国华尔街开公司的，就是“美国罗素公司”,也就是“美国旗昌洋行”。

问题是，这些金银本位的账面信用符号，并非是真正的金银，而是“账面符号”,是日本实体经济和日本人民辛苦劳作成果的虚拟经济镜像，日本政府可以自己发行，根本就不需要一个“独立央行”,更不需要为此向“国际债权人”举债。因为这带来了一笔以日元总量为基数的、以黄金和白银记账的、荒谬的、不曾存在过的、不能归还的虚假债务，世世代代压在日本人民的身上，本息最终会超过日本的税收，然后是产值……以致趋于无限大——2010年，日本政府的狭义负债已经达到了产值的两倍。

从日本来说，原始股东就是1882年把持“央行”和“大藏省”的那几十个人，具体人员构成必将是一个永远的谜。有趣的是，即便华尔街把他们中的某些人从股东列表上“抹去”,也不会有人出来喊冤——这事说不得、提不得、见不得阳光。

2.日本央行的大股东

“日本央行”这个事物，从发展来说，最早就是大限重信在秘密倒幕期间和武装倒幕期间的秘密筹款小集团；真正以机构形式出现的就是“大藏省”,“日本银行"这个名号出现，则是1882年的“日本银行条例”的产物。

但从法理来说，从日本国立法的角度来说，这时日本没有“央行”,也就没有“央行股东”,而仅仅有一家私有银行的股东。因为“大藏省”的“日本银行条例”固然无人敢违背，但从法理上不能凌驾于日本“天皇谕旨”之上。这个条例不是日本内阁制(1885.12)的产物，不是日本的法律，也不是“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2.11),甚至不是当时“宰相”,也就是“太政官”的命令，而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内部条例。

大藏省打着“太政官”的旗号，发行货币或做任何事，没人敢管，但铸造、发行货币，不要说是现代社会，就是在封建社会也需要“谕旨”,实际这种“条例”是无效的，也可以说是违法的，绝对不是日本法律的产物，最多是“内部通知”,这种很微妙的状态，直到《日本银行法》出现，才得以结束。

《日本银行法》,是在日本深陷战争，日本各界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太平洋战争上的“绝佳时期”,由日本金融集团悄悄地推出的这个对日本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正式央行法案，算是对1882年大藏省“日本银行条例”的“转正”。这一年是1942年2月24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是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昭和十七年法律第67号”,史称“日本央行旧法”。大藏省1882年“日本银行条例",在1942年5月1日正式“废止”,实际是“转正”了。1997年6月18日制定，1998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日本银行法》,即“平成九年法律89号”,史称“日本央行新法”。

“昭和十七年法律第67号”规定，“日本银行”(“日本央行”,不是“日本的银行”)是一家注册资本为1亿日元的金融企业，0.45亿日元由“私人股东拥有”,0.55亿日元由大藏省持有“国有股”。目前“国有股”已经上市“流通”,不过谁也没见过，开始似乎是一个日本国有控股55%的“国有金融机构”,实际上“国有股”进入“流通”,“日本央行”发行的“日元”就是如假包换的“一个外资私有盈利机构和外国控股者笔【日本经济】下写出的数字符号”了。日本农业经营中的专业农户减少，兼业农户增多，占70%左右。在兼业农户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类兼业农户数量减少。

换句话说，“日本央行”是一个国际债权人集团控股拥有的私人盈利企业。根据规定，日本央行世袭股东盈利分红不得超过5%——问题是，这个根本就不需要的“日本央行”,以日元总量为基数来得到利息，还需要额外的“分红”吗?央行的世袭股东和“国际债权人集团”从法理上来说是分离的，这就是央行骗局的组成部分，所以央行本身是国有还是私有根本不重要，关键在于"分权”、“独立”和“债务货币骗局”、否定“预发行货币余量前提下的国债体制”,这会导致本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国际债权人”对本国发行货币为目的的所谓“国债”的认购，从而形成跨国金融僭主主导体制。

有位尊敬的老先生安排笔者思考一个深刻的问题：“当前日元已经成为硬通货，如何理解?"答案并不复杂却很耐人寻味：“金融僭主体制下，金融僭主缔造、拥有的货币都是硬通货，一切美元化的货币，也都是美元世界的硬通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的时候，全世界只有罗思柴尔德家族有能力同时操纵战争中的敌对各国(请参看“德国卷”),这不仅表现在美联储世袭股东，罗思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德国犹太金融情报世家沃伯格家族对德国军工联合体法本公司的拥有，在意大利也有类似的现象。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马特兰最近从史料中发现，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创始人，贝尼托·墨索里尼是英国秘密情报局驻罗马的负责人，银行家赛谬尔·霍尔也是英国外交大臣(1935.6.7—

1935.12.18)招募的秘密情报人员，用于煽动战争狂热。

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马特兰德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俄国退出战争后，英国最不可靠的盟友就是意大利。从1917年秋天开始，墨索里尼每周都会领到军情五局发的100英镑薪水，大约持续了1年，作为鼓动意大利人民继续支持战争的报酬。当时的1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6000英镑。”彼得·马特兰德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发现了墨索里尼被军情五局招募、充当特工的细节。赛谬尔·霍尔曾在1954年的回忆录中提到墨索里尼被招募为英国特工的秘闻，但是彼得·马特兰德是首次披露墨索里尼领取的薪水数目、承担的任务等具体细节的。据悉，当时墨索里尼一方面负责右翼干涉主义报纸《意大利人民》(I1 Popolod' Italia)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告诉霍尔他将会派遣意大利退伍老兵去殴打米兰的和平示威者。”

此处的“军情五局”,可能为“军情六处”,因为“军情几处”的说法，并不规范，是英国一种“通俗的说法”,已经废止，英国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常被弄混，有时甚至可能是一种故意的安全策略(请参看“美国卷”)。

日本这个“央行法案”推出时，日本央行的行长是日本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之一的安田财阀的重要人物结城丰太郎。“财阀利益的代表者进入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甚至某些财阀主导人物直接出任政府的要职，例如三井的池田成彬、住友的小仓正恒、安田的结城丰太郎，都曾直接出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藏大臣”。

1942年2月24日之时的1亿日元，是否很多呢?依据《日本货币法(1897)》,这笔钱约合75吨纯金——只是相当，因为1931年12月31日，日本几乎与华尔街同步中止了日元与黄金的兑换，“国际债权人集团”就得到了日元的合法发行权，很便宜。这里不妨对比一个数字。

1945年8月28日，日本金融集团的元老吉田茂精心培养的日本财政集团的池田勇人(1899.12.3—1965.8.13,1945年时任大藏省

主税局局长)出面找到劝业银行，融资1亿日元，给东京皇宫广场(天皇的住宅旁边)誓师成立的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通令全国建立的“特殊设施协会”,简称PAA,史称“世界最大的卖**托拉斯”,专门招待驻日美军。

他把这笔钱交给了“PAA”副理事长野本源泉次郎，池田勇人战后历任大藏相、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等要职。所以说，不了解日本央行的来源和性质，就不理解日本金融集团和日本财阀势力为何在日本战败后，全面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丝毫也没有受到冲击，反而空前兴旺起来的奥秘(请参看拙作“货币长城”的有关内容和注释)。

所以，拥有日本央行的大股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日本法西斯秘密融资，支持日本对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战争的“国际债权人集团”。由于苏格兰银团的资本影响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远远不能和德国法兰克福银团相比，基本是罗思柴尔德家族一枝独秀，“国际债权人”别无二人。一些参与分享这个用金融战骗局，世代奴役日本各阶层人民的央行世袭小股东们，则只能是“央行建立的功臣”。现在人们只是猜测，历史老人会给出答案。日本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的主角小学生柯南有一句台词：“真相只有一个。”

(六)原因与构架——为什么日本央行战役进行得如此顺利?

1.1882年日本央行体制确立的时候，日本政界没有了"维新三杰”这个政治核心，社会各界饱受战乱和金融危机之苦，政治压力很大，日本统治阶层“选择和思考的余地”很小。日本金融、财经和货币等事务又长期由“大藏省”高层小集团把持，这个“实际的央行”,建立了一个“名义的央行”,1942年又把其变成了“日本合法的央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2.萨摩武士集团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争霸日本统治权的实力，“倒幕四雄藩”的联盟、武力倒藩的“资金来源”、“明治新军”的缔造和训练、媒体建立和舆论准备、“明治时代”金融经济货币机制、“倒幕人才”的培养与组织……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都是由跨国金融资本予以“协调”,甚至直接插手。萨摩武士集团内部，没有形成一个足以抗衡外国金融资本渗透日本的政治集团，岛津家族没有变成新的德川幕府，“维新三杰”轻易地被消灭了，这是代理人体制天然脆弱性和软弱性的真实体现。

德川幕府固然有各种问题，但离开了德川幕府的民族性之后，日本在政治上迅速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在实体经济所有权和工业化的问题上迅速地“外资化”,在金融货币税收预算领域迅速地买办化和私有化了。这就是日本“脱亚论”整体的“强国构架”,实际上是一场金融战役的总和，是跨国金融资本熟练运用金融战系统工程，轻易地征服一个国家的经典战例。

3.日本“突然的强盛”和日本丧失货币发行权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都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世界跨国金融资本空前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走向金融主义时代的序曲。一个亚洲中等国，由于金融资本的注入，迅速“强大”到足以在一段历史时期打败实力远大于自己的中国、俄罗斯等诸多邻国，不是“文明的先进”,不是“强国的胜利”,不是“武士道的战功”,更不是“人种和文化的优秀”,而是“明治强国”彻底的战略失败和代理人战争的胜利——日本工业化的代价是民族资本的消亡，不论从性质，还是从内容上说，与一场反侵略战争的总败仗，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资本凝结浪潮，日本仅仅是一滴稍触即干的民族主义小水滴，完全不具备中国和俄罗斯那种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长期较量的战略潜力和强势文化，甚至不如同期朝鲜的反应。这与日本民族形成较晚，民族文化力量和沉淀非常弱小有关，那个时期的朝鲜国不是亡于日本，而是亡于跨国金融资本手中的“日本战刀”。

4.日本央行体制的确立和日本货币的私有化，是“明治维新”时期“官业私营”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不仅仅是金融产业的股份化，也不仅仅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私有化，而是日本主权的跨国金融僭主化和一切权力的僭主家族世袭化，是一种以金融货币主导权形态之争表现出来的民族主权与社会权利构架的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