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井财阀

1."三井两替屋体系"的出现与江户王朝的灭亡

“三井”这个名字，人们不是很熟悉，但新日铁、三井住友银行、商船三井、三井造船、石川岛播磨、丰田、东芝、索尼、松下、三洋、NEC……这些产业巨头的名字却家喻户晓。但别忘了他们可都是所谓的“三井财阀”的下属成员。

但如果把“三井”看成是日本的财阀、日本的民族资本，则不外是一种误解；把日本财阀，看成是“日本民族的产业集团”则是一种对日本金融战役史的“摘录";把"三井财阀”看成一种“日本民族资本强国的历史经验和老师”,则不仅背离了历史的真相，也是危险和错误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日本民族资本的萌芽，早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

一句话：所谓的“日本财阀”之路，是一条民族资本的死路、是日本金融战役的产物、是一个引人警醒的惨败战例，是一个开始于19世纪，需要绕开的、有着鲜明民族历史心理学诱导色彩的金融战陷阱，绝对不是“学习的老师”、“重复的荣途”、“仿照的典范”。

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历史范畴内，脱离对实体经济和所创造财富的所有权的主导，就背离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基石原则和游戏规则，只能进入一场自欺欺人的虚幻迷梦。梦醒之时，面对的必然是一片民族资本的瓦砾和虚拟经济的沙滩楼阁，“国际债权人”吹一口气，注入资本，则万物复苏；吸一口气，收回资本，则冰消瓦解，“强大”和“繁荣”会须臾不见。这就是私有制中所有权的基本价值，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你的”,还是“我的”,确定后，交换，牟利。

日本江户幕府时期，曾经有过一个“三井家族”,早就被跨国金融资本兼并了。创建了三井家族产业的是八郎兵卫高利(八兵卫高利),大约出生于1622年，1694年5月29日去世。他父亲叫高俊，是伊势(约今三重县伊势地区)的酿酒者，后来就有了几家当铺，这就步入了金融业。八郎兵卫高利感觉不满意，1673年到京都开和服店和百货店，就是“吴服店”和“越后屋”(三越百货公司的前身),并不是真正开服装店和百货，而是利用日本平民的朴实与对负债危害的不理解，同时巧妙地利用了破落武士阶层的虚荣心，通过放贷售货，迅速发展了起来，实际是放高利贷，并且有了连锁店。

高利贷是违法的，这种“消费信贷”本身就是一个肮脏残酷的骗局。情况明摆着，一个人连买东西都要借债了，哪会还得起高利贷呢?于是，很快就被弄得家破人亡，这样就给高利贷者带来了坏名声，大家就开始抵制八郎兵卫高利。这就迫使他脱离了酿酒、百货的核心业务，实际上却开始在更大范围放高利贷。他上结幕府，下联盗匪，把这个不合法的高利贷买卖支撑了下去，“两替屋”(专放高利贷)就成了主体了。他实际很类似于清朝伍绍荣等人违法贩毒，却被看成“天子南库”的情形，实际是八郎兵卫高利用高利贷搜刮民财，幕府则外显清廉，幕后分赃，提供“保护伞”,形成了一个金融怪胎。

八郎兵卫高利名声不好，也想办法摆脱，就说自己是日本古代一个高官藤原道长的后人，据说这个高官后人居住于三井寺附近的一个小村落，故此八郎兵卫高利，一般被后人称作“三井高利”,也就是所谓的“三井”家族的“第一人”了，关于他的这些说法，恐怕无法考证。

三井高利的遗书，史称“宗寿居士古遗言”,明确提出“须开长崎路，做异国生意",从此三井的高利贷“两替屋”,后来改名叫“兑换所”,不仅在江户、京都、大阪有了11家分店，也逐渐成了跨国金融资本在日本的代理人。1651年以后，一般被认为德川幕府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却与“三井两替屋”的迅速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虚假的高利贷繁荣的背后，恰恰是日本民族资本的崩溃、江户王

朝的腐朽、三井集团的“变质”、武士氏族集团的破产。高利贷集团对日本德川幕府的破坏，犹如鸦片集团对中国清朝的破坏一样，几乎如出一辙。

跨国金融逐渐代理人化，民族高利贷资本特征逐渐消失之后的“三井两替屋体系”,也就如同中国清末繁荣一时的钱庄体系一样，掏空了腐朽没落的封建幕府，搞垮了傲慢无知的武士氏族，也就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民族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不得不紧紧依靠于外国金融资本。集团内部的资金链，再也无法稳定地依靠掠夺性、破坏性极强的高利贷体制得以延续，目前在日本仅是一个黑社会控制下的“特殊的金融产业”,而不是主流的金融产业了。

这种高利贷资本的扩张和“繁荣”,有点类似日本木制古建筑中的白蚁，当房屋要倒塌时，白蚁就必须“另寻他途”了，这就是“宗寿居士古遗言”的历史背景。

2.日本第一央行·第一银行

日本金融战役史上的三个央行

(1)日本第一央行·第一银行(1873)

成立者是"官业私营"的"大藏省";主导者是“国际债权人";出面的是"三井·小野两替屋",也称“三井·小野兑换所”。名义所有人是三井家族出面组成的董事会股东，具体资本构成不详，是否为日本企业也无法确定。“业务”是“发行日元”、“打理”日本财政，也是根据“大藏省”《日本国有银行条例》成立的第一家日本银行。

(2)日本第二央行·

日本银行(1882)

成立者是“官业私营”的“大藏省”;主导者是“国际债权人”;来源是日本第一央行·第一银行；所有人是世袭央行股东，具体股东名单不详。“业务”是“发行日元”、“打理”日本财政。

(3)日本第三央行·日本银行(1942)

成立者是“国际债权人”为首的世袭股东建立的“日本第二央行”,和“官业私营”的“大藏省”联手建立的“日本”财阀集团及日本央行集团主导的日本内阁；主导者是“国际债权人”;来源是日本第二央行·日本银行；所有人是世袭央行股东。

开始为“国有控股55%”,把日本主权欺骗性地宣传成“一个营利性企业",然后搞了一个“国有金融股上市金融战骗局”,拥有日元发行权的“国际债权人”仅写下0.55亿日元账面信用，日本的主权就成了“国际债权人集团”和“世袭股东”的私产，具体股东名单不详。“业务”是“发行日元”、“打理”日本财政。

3.日本第一央行·第一银行：所谓的“日本三井财阀”

所谓的“日本财阀”,不过是国际债权人集团那只“看不见的手”中的魔杖“点化”出的提线木偶。"三井兑换屋”是江户幕府的“御用钱庄",实际上是腐败的官僚体系中的“润滑剂”。高利贷者替幕

养换克示银本日府搜刮，干一些“官府不好出面干的事”。高利贷资本有三个必然的伴生物：吃人的黑社会、黑暗的司法体系、肮脏的金融骗局。江户幕府逐渐趋于崩溃，“三井兑换屋”也就日趋没落了。他们不可能有伦敦金融城那样足够的金银资本来左右日本的货圆币发行，也没有国际银行家集团那样充沛的人脉资源来捧场，在倒幕势力内部延续“一个幕府爪牙的利益",幕府灭亡之时，就是“三井兑换屋"破产之日。

萨摩金融集团之所以要找“三井兑换屋"发行账面日元数字，原因不是萨摩金融集团中的一些人“不会写字",而是“国际债权人”需要一个缺乏倒幕势力政治基础的、日本人民比较熟悉的、熟悉金融业务的银行代理人，“三井兑换屋”具备了这一切条件和急切的愿望。一个本来要随着幕府灭亡而行将破产的御用商户，"三井兑换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和本钱，更便于控制与“平静过渡”,萨摩集团实力强大、有人有枪，如需要在利用后可“消灭”。

第一个发行日元的“日本第一央行·第一银行",除了用一个“三井兑换屋”的名字之外，"三井·小野兑换屋”没有任何主导权和所有权。当时看似荣光无限的“三井·小野兑换屋",由于幕府的垮台和拥有的不过是天文数字的“债务”和作废的债权。这有点像一个负债累累却衣着光鲜的华尔街银行家实际上比一个赤贫的乞丐还要贫穷，很多人不理解金融战役史中的“类似情形”。

1873年7月，日本第一央行·第一银行成立了，到了1882年，日本第二央行·日本银行成立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三角构架：央行，负责制造债务、发行货币、控制储备；大藏省，负责涂抹“官方色彩”和“央行对日本政体的逆性渗透”;三井银团则是替“国际债权人”夺取日本实体经济所有权的高端金融代理人。但是，这三者依然是一回事，如同“美联储系统”、“美国财政部”、“纽约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是一回事一样，这三者就是“日本”央行集团本身。

三井集团着手建立、兼并了几十家银行，几百家金融机构，上千个企业集团。“明治维新”初期发行日元的“第一银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帝国银行";美苏“冷战”时期的“第一劝业银行”;2000年以后的“瑞穗集团”,这些拥有着日本所有企业的银团，有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涂粉”,但又都是日本一央行·第一银行，即所谓的“三井财阀”的不同名称。所谓的“三井财阀”资本兼并史，也是一部日本民族资本消亡的金融战役史。

帝国银行

1896年成为普通商业银行，即“第一银行股份公司”,该公司不再发行日元，实际为日本第二央行集团的“商业银行分部”,1912年兼并“日本第二十银行”;1913年兼并了“日本北海银团”;1917年兼并“日本古河银团”;1943年3月兼并“日本三开银团”,史称“日本帝国银行”;1944年兼并了“日本第十五银行”,成为日本最大的银团，是日本侵略战争的主要金主，日本战败后的1948年“帝国银行”的招牌被弃用，重新启用第一银行的招牌。

瑞穗集团

第一银行在1971年10月1日兼并了“日本劝业银行",史称“第一劝业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在2000年9月29日，兼并了“日本富士银团”、“日本兴业银团",成立“瑞穗集团”,下辖瑞穗证券，拥有并管理日本高端证券和资本市场；瑞穗投资银行负责日本宏观资本流向和“战略微调”;瑞穗实业银行用于协助“瑞穗投行”控股和管理下辖日本各银行、保险、证券、金融机构，类似于一个日本银行的银行，从高端把持日本金融资本；瑞穗银行用于从微观拥有、主导日本中小企业和新公司的“风险投资”,以此拥有一切日本微观实体资产的所有权。2003年1月8日，成立瑞穗金融集团，用跨国董事会的形式，控制上述一切日本实体经济，从而彻底丧失了日本民族资产的名义特征。

2005年10月，成立了一个用于“控制垄断金融资本在日运营的私人高端跨国管理集团",史称“瑞穗私人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似乎很不起眼，却拥有着日本的一切，也无所谓日本的公司，直接由“国际控股集团”拥有和管理。这个神秘的机构，主要用于从法理上拥有日本的一切，又不引人察觉。

上面仅仅是“日本第一央行·第一银行",即所谓的“三井财阀”替日本私有央行集团背后的“国际债权人”在日本“攻城略地”的一些简要过程，实际上直接和间接兼并的日本实体经济无法计算，因为兼并一个银团，实际上就等于兼并了一系列大企业和子公司。

(二)三菱财阀、住友财阀、安田财阀、涩泽财阀

1.国际债权人如何通过央行体制实施对日本政体的全面主导与萨摩央行集团主导的“明治维新”时期的“官业民营”与日本财阀体制的形成

明治初年的大藏省性质类似于2007年次贷危机以后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明治维新早期的大藏省就是一个发行货币的，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官业私营”机构，当时的“央行”介乎于合法和违法之间，如果算作大藏省的下属货币发行机构则合法，如果考虑其私有性质，则属违法。

可问题是，大藏省本身就是“官业私营”,却履行着日本政府的职能，这就是央行体制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秘密攫取。日本古代的监察体制，在战国时期一直由“天皇”直辖，情报部门由将军府直辖。大藏省本来是一个普通的财务部门。有趣的是，明治维新时代的大藏省的负责人，却不能直接管理日本财政——要主动交权!因为，大藏省有权，大藏省的公务员就无法把日元发行的“利润”世袭把持，必须交由一个民营银行，才名正言顺。

虽然“国际债权人”是受益主体，他们仅仅是一个零头，但对于他们的家族则“足够”了，也就形成了一个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动力，而不需要“国际债权人”给一分钱。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金融战役史中，全面的金融战役总是从成立“央行”开始，独立央行之祸，亡国灭种，决非儿戏。大藏省先后搞了“日本的三个央行”。

与此同时，1869年5月明治政府设立了作为政府财政监察机构的监督司，实际上是延续了日本古代的监察体制，保留了对大藏省的监察，这无疑违反了“央行独立性原则”,违反了“政府不得干预经济事务的国际惯例”,故此大藏省推动了日本官吏体制改革，废除了“太政官体制”,大藏省下属的负责监察大藏省的“会计官”也就消失了——这个监督本来就够软弱的了，属于下级监督直属上级。

伊藤博文在日本天皇的支持下，开始激烈反对!"当时任租税头兼造币头的伊藤博文针锋相对地列举了监察机构的种种必要性，对于撤销监察机构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不久，被撤销的监察机构不仅得到了恢复，1880年3月，财政监察机构从财政部门中分立出来，还扩建为直属太政官(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的会计检察院”。

这个“矛盾的实质”在于日本谁来监督那只“写下数字就是钱的神秘之手",利之大、斗之急、恨之切，伊藤博文1909年10月26日遇刺，明治天皇惊郁而终。

伊藤博文实际上是由于日本天皇和一批被排斥在央行小集团外的门阀的反对，才让大藏省开始转变策略，暗中取消了监察机构，从宣扬央行的独立性，延伸到“监察独立性”,以金融战役中惯用的“独立骗局”,分化和架空了日本主权，制造了政权“不能触及的盲区”。

大藏卿大限重信，也是央行的始作俑者之一，着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检察院(1880)。从此，日本一切金融货币事务都由央行集团把持，任何人都不能触及监察领域，而这把“独立央行”主导下的“监察之剑”却可逆向指向任何人，反对者则成了"反对监察的独立性”,这与“央行独立性”有异曲同工之妙。

2.三菱财阀

1880年11月5目，明治政府颁布《工厂处理概则》,这个所谓的法案始作俑者还是神秘的大藏省。这个法案极为重要，明确规定：“数人合资或一个能出必要资金者，均可得到一项或几项处理的官办企业。”

这对于拥有货币发行权，又脱离了监管的世袭央行股东们，尤其是“国际债权人”则可“合法的”用账面游戏，凭空攫取日本举国之力建立的国有企业，更为可怕的是：日本的上层建筑与生活资料全部“外资化”了。这个所有权的转移，是主权和社会成员生存资料公共所有权的全面“转移”、全面的私有化和“外资化”。

在《工厂处理概则》的规范下，日本制定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官业民营、殖产兴业”的国策，动用国家资金，建立了一系列军火、造船、抽丝、运输、矿山、钢铁、电报企业。由于日本是岛国，又走上了“脱亚”乃至“与邻为壑”的道路，最为主要的产业是军火、造船和运输。这个过程是一个江户时代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央行化、外资化的过程。

比如，大藏省在1879年挂牌成立的“东京兵工厂”,名义归日本陆军部，实际为原幕府的“关口制造所”;大藏省挂牌成立的大阪炮兵工厂，原为1871年大藏省"接受"的原江户政权的“长崎制铁所”。大藏省“接管”了“石川岛造船所”,原水户藩地方级海军设备制造企业，由“萨摩藩鹿儿岛造船”这样一个纯粹的外资企业“接手”,成立了"日本海军兵工厂",名义由日本海军部统辖。

不仅如此，在民用领域，1870年日本铁路公司由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认购“大藏省”国债0.01亿英镑信用，实际什么也没有借入，没法核查，因为这些所谓的“金币”是账面数字，然后构成债务抵押，最后由私有银行开出日元数字。这笔莫名其妙的债务货币理论制造的“跨国债权”,通过"日本第一央行·第一银行"的前身“三井·小野兑换所"和大藏省，实实在在地记在了日本政府的头上。日本的工业化实际上是依靠对日本人民的税收完成的产业投资，却把几十年辛辛苦苦建设的国有企业所有权，凭空给了“国际债权人”。

大藏省用这笔债权缔造的债务货币，建立的“日本铁路体系”;1871年“日本航运公司”;1871年“日本邮政轮船公司”;1877年日本电话电报系统的运营……所有这一切，日本的重工业，都是原来江户政权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尤其是日本国有军工集团，通过大藏省几乎是无偿划拨给了个人，依据就是《工厂处理概则》,无法核查，也没有这样一个有权限核查央行账目的核查机构。这些投资的日元，如果没有日本政府，也就是日本人民劳动创造的实体财富为镜像，则无人会接受，与国际债权人没有一点关系。

央行·财阀集团的账目，开始时归大藏省“自检”,后来大藏省出面建立了一个“独立监察机构”,大藏省的这些账目，永远也没有人查了，通过对自己国家资产的掠夺，央行集团成为日本新生代的代理人资本，代价就是日本民族丧失了全部的实体经济所有权和辛辛苦苦建设的工业基础，换来了一个不属于自己民族的“现代工业”,日本也就“迅速地腾飞了”。

这个商业办事处的小职员岩崎弥太郎，聪明伶俐，又识字，当时下等武士的子女识字率很低，这说明岩崎弥太郎自学很刻苦。他没有任何资本，虽也搞一些小买卖，但规模不大，主要靠工资为生。1871年7月，明治维新实施“废藩置县”,就出现了一股瓜分地方(藩)国有资产的浪潮。土佐藩变成高知县，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高知县”的“有能力弄来资金的人”就找到这个特别乖巧的岩崎弥太郎，让他出面，把这个“土佐藩驻大阪商务办事处”的房子“买”下来，划拨给了他，然后注册一家公司——这个公司的初始资产全部是国有资产，又有了一个董事会——这就是日本“官办民营”,是大肆贪污国有资产的特有手段——国有企业股份化。

这样，一个“驻大阪办事处(土佐藩藏屋敷)”就成了"九十九商社”,也称“九十九人商会”,暗示有主要股东99人，所以这个企业，根本就不属于岩崎弥太郎，他最多是个总经理。

1872年1月，有一个神秘的投资者，给岩崎弥太郎4万银元的账面信用，要求其正式更名为“三川商社”,这个“佚名者”则是“三川商社"的原始大股东——请注意，这时这个股份化的国有企业，偷偷地归了董事会成员个人所有。这个注资人，很可能就是1873年日本第一央行·第一银行前身"三井两替屋",这种猜测可能并非空穴来风。

"三"为三井；"川”即“岩崎",不论是否如此，这是一个“国际债权人”通过央行集团，就是那时的大藏省搞的把戏，岩崎弥太郎的父亲是个贫寒的下等武士，而且酗酒，他本人虽乖巧能干，经营也有起色，但只是一个“小吏”,连官都算不上，虽然摆脱了贫寒，但算不上大资本，甚至在“九十九人商会”中，他可能都算不上核心股东。这个"三川商社”在1873年3月又更名为“三菱商会”,“三”为“三井”,“菱”是一个中国字，为漂浮于水上的一种植物，产自欧洲，后被引入中国，那时日本是否有“菱”,不得而知，此处暗喻军舰、海运。1879年，也就是日本第二央行·日本银行(1882)成立前夕，"三井"的八郎兵卫高利，又称“八郎右卫门”或“八兵卫高利”,是“日本第一富人”,岩崎弥太郎是“日本第二富人",实际上都是日本独立央行的“控股集团”,而日本所谓的“独立央行”,则是一个“国际债权人”拥有的外资控股的营利金融企业。

“日本邮船会社，1884年所有权秘密转移”;“长崎造船所，1885年所有权转移”——这就是上面说的整合了日本全国的国有军工联合体，不是一个“所”或“厂”,而是把日本国有军工体系的一切财富，凭空攫取到个人手中。在大限重信等央行集团的斡旋下，神秘地“租借”给了岩崎弥太郎，然后就更加神秘地成了“私人财产”,然后就成了“国际债权人”,主要是罗思柴尔德家族在日的控股企业，也就是后来的“三菱重工”,日本早期国有军工企业的“化身”和全部。1885年，岩崎弥太郎神秘地成了“日本国立第一百一十九国立银行”的拥有者，可谓“点石成金”,无本扩张。

岩崎弥太郎很得意，开始有点尾大不掉，1885年2月，岩崎弥太郎突然吐血暴毙，英年早逝，年仅52岁，有传说是罹患胃癌去世，具体不详。这个由伦敦金融城或华尔街在一个国家内部扶植的一个原本并不涉及军工的所谓的“重工集团”,利用央行人脉，透支扶植，再把该国军工所有权秘密转移到这个代理人名头上，然后秘密控制，形成逆向渗透的一个军事机器。

3.住友财阀

有关日本有几个财阀的说法，在日本有“三财阀”之说，就是三井、三菱、住友，在中国有“四财阀”之说，多了一个安田。日本金融战役史中为“五财阀”,多了一个涩泽财阀，还有一种“六财阀”之说，多了一个三和财阀，但实际就是三井财阀在其幕后，笔者认为日本实际为“五财阀”统一在三井旗下，也就是日本央行集团之下，不能看成是5个家族的企业，甚至都不是日本的企业，住友财阀非常典型。

住友家，也是江户幕府时代的高利贷者，史称“泉屋”,也就是当地的“自水会”,实际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依靠上结官府，下拥黑帮，用高利贷盘剥牟利。有一种说法，住友家始祖是住友忠重，据传和桓武天皇(约781—806)有“某些关联”,但无法考证。

京都地区的药材商住友政友(1585—1652),才是住友家族资本的初期积累者，后日本封建社会逐渐没落，药材商就走上了放高利贷的畸形发展之路，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江户王朝末年，外国金融资本依托萨摩藩、土佐藩，控制了日本的银币流通、套购黄金、关闭铜矿，制造硬币流动性短缺。实际上，住友泉屋在这个时候，拥有的不是巨大的家族财富，而是一笔永远也无法从武士氏族家族收回的债权，尤其在倒幕战争和“武士氏族叛乱”全面爆发后，实际破产了。

1877年，广濑宰平这个英国伦敦城在萨摩藩的小金融代理人，就找到了住友家，全盘接手了产业，但依然使用住友的名义，这有利于“国际债权人集团”对日本实体经济秘密控制初期的“平稳过渡”。

2001年，成立于1895年也就是住友财阀初期的核心“住友银行”被三井集团兼并，成立了“日本三井住友银行”,住友财阀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就是代理人家族的宿命，也是日本民族资本的挽歌。短期看，也许是住友家族一门之幸，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论是三井、住友、三菱，都必将彻底泡沫化，这种泡沫化的趋势，被华尔街

媒体解释为“日本企业有意识的淡化日本企业特征，是全球化战略眼光的胜利”,这种学术观点脱离历史事实、背离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植根于金融战臆想的艺术产物。

4.安田财阀

安田资本属于三井资本，所以日本一般说“三大财阀”,没有安田。安田财阀对于“国际债权人”主导日本央行资本体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比住友家族更加具有独立性，但“贵不在资本，而在人脉”。所谓的“安田财阀”,更能说明“日本财阀”实际上不过是“国际债权人”主导日本的金融战控制策略。

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出生于战国时代富士藩的一个底层藩士人家，家里不种地，属于最底层武士仆人，吃饭都嫌人口多。他17岁(约1855年前后)就独自跑到江户，拿着家里给的25块富士藩“藩札",在日本桥交换商店，开始了一个“安田屋”。

这类似于1949年以前北京天桥一带的无业人员的行当，当时一些人在天桥随身携带着纸币和银元，在街上嘴里叨咕着“买一个，卖一个",介乎于诈骗和兑换之间，主要利用各种假银元骗人，有时也吃银元和纸币的差价。纸币贬值，如果要兑换者付出更多的纸币，则迅速兑换成银元，这样做会有一个时间差价。

安田善次郎很乖巧，得到了一些萨摩金融代理人的关注，就找到这个年轻人，让他出面做了一个金融代理人。原因不是他有背景，而是他没背景，这样才可以放心地把日本国有第三国民银行凭空地划给他。因为这是公开侵占国有资产，属于大规模贪污，央行集团不好自己出面，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些“幸运儿”,安田善次郎就是其中之一。

日本国有第三国民银行到了安田善次郎名下之后，就变成了“安田银行”(1880),也就是现在的“安田富市银团”,有时也称“富士财团”或称“芙蓉财团”,有文献把这两个名称分开说，这是一种误解。“富士”、“日立”、“日产”这些企业集团都为安田财团拥有。这个过程很典型，深刻地反映了所谓的“官业民营”,实际上就是央行集团大规模的贪污和对外输出国家利益。这样一个年轻人，陡然而“富”,成了日本“安田财阀”的“创始人”。

安田善次郎，一个贫穷的仆人家庭的孩子，很小就伺候人，没钱的时候很乖巧，有了钱权，长期被压抑的权力欲、表现欲、物质欲，会十倍、百倍地释放出来，这就是中国古训：“大俭之后，必有大奢。”他很快就开始膨胀，给东京大学出钱，建立“安田讲堂”、“日比谷公堂”,表面是给“国际债权人集团”培养在日的代理人，实际也有给自己树碑立传的意思。一个银行代理人，不宜如此，这给他打上了悲剧的符号——1921年，他被朝日平吾暗杀。

他的死，却导致所谓的“安田集团”更加受到重视，也就是“国际债权人”集团以一个基础薄弱的代理人集团来制约央行代理人资本

集团，所以日本第三央行·日本银行(1942)是由央行行长，也就是安田财阀的结城丰太郎“一手操持”,从法理上来说，这是日本第一个央行，因为以前的两个央行，实际是大藏省成立的一个外资股份制金融公司。

不仅如此，这个实际由“国际债权人集团”直接管控的新央行集团核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日本军工体系的核心，涵盖了日本的粮食、饮水、电力、汽车、半导体、家电、金融……在20世纪的50—60年代，富士银行的存款余额日本第一。

2002年，安田财团，也称“富士银团”、“芙蓉银团”,核心就是“富士银行",被日本第一央行·第一银行的“三井集团”兼并，融入“瑞穗集团”,故此泡沫化了。

5.涩泽财阀

涩泽财阀非常特殊，是一个游离于日本四大财阀体系之外的一个特殊财阀，日本金融战役史中，称之为“日本五大财阀”之一。

前面提到过“岩仓使节团”,1871年12月23日出发，周游欧美12国，约耗时1年零10个月，靡费甚巨，这笔钱最后实际由大藏省报销，竟然占到了1872年日本财政的2%。这个“使节团”公费旅游，名义是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债权人集团”出钱邀请，银行家挑选了一些“日本公务员”到欧洲旅游、吃喝、“学习”、交友，这批人就形成了央行集团，把日本货币发行权，广义实体经济所有权，甚至狭义实体经济所有权，通过央行财阀体制，用“官业民营”的金融战骗局，全部输送给了跨国金融僭主家族。

涩泽荣一是明治维新时期大藏省的一个日本金融公务员，也参加过类似的“推动了日本历史的出国参观访问团”,游历欧洲，连吃带玩将近两年，与欧洲各大央行，也就是罗思柴尔德家族的雇员打得火热，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不是他个人的秘密，那个历史时期日本使节团的特征也不是秘密，比如“岩仓使节团”就是“明标史册的历史事件”。

在这次著名的“参观访问团”之前，罗思柴尔德家族通过其所拥有的法兰西银行，邀请日本大藏省的一些公务员，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公务员或有公务员潜力的年轻学子，比如，涩泽荣一。罗氏出钱让他们到欧洲“参观”,这时还不像“岩仓使节团”那样完全无所顾忌，这批人行踪都很神秘。

涩泽荣一与法国央行官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培养涩泽荣一，法国央行的拥有者罗氏雇佣法国老师给他上法语课，照顾生活，无微不至，这个矮个子的20来岁的日本年轻公务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神秘贵宾。天生聪明且通达人情的涩泽荣一，不负众望，很快就学会了法语，他回国之后，不仅立刻被招入大藏省，且官运亨通，未几，官至“大藏省少卿”。实际官职还不仅如此，当时日本政府任命他为大藏省租税官，兼任制度改革小组主任，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殖产兴业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涩泽荣一回国不久，就和福地源一郎抛出了《立会略则》,由“大藏省"在日本全国发行，形成了一个日本国策性质的“官方态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财产所有权归个人所有，乃是天下通行的公理，他人(实指日本政府)不得侵犯",这种政府与企业分开的说法，等于剥夺了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本身的物理联系，不仅荒谬而且别有用心。

(1)一个公民的私有财产归自己，可以，国家有管理权、征用权、利润分配权，这包括税收制定和劳动者福利法令等。国家还拥有对经济生活的监察权，不可能“不侵犯个人利益”,因为即便是个人的财产也是来自全体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你可以多劳多得，但不能凌驾于社会契约、民族利益和法律法规之上。

(2)涩泽荣一所说的“财产”是日本国家，全体人民的财产，是日本民族的国有工业体系，凭什么要归“个人私有”?这种理论的结果，就是第一阶段，大藏省·央行公务员建立的央行·财阀，大规模贪污，或明或暗侵占私分日本国有资产，甚至日本人民的生活资料，进而把持了上层建筑。第二阶段，形成一个“国际债权人”为首的跨国垄断金融僭主在日本的垄断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让日本民族从狭义上丧失一切实体经济的所有权，通过改变生产力的基础，改变生产关系的基石，成功地主导了日本的上层建筑，也就让日本逐渐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化的道路。

(3)涩泽荣一如果仅指一个小商人管理和拥有把自己创造或继承的财产，自主经营，还算说得过去，但涩泽荣一是指把日本全体人民的国有资产"划归”个人，则是公开的抢劫、贪污，而国有资产“划归”国际债权人集团，则是公开的卖国、叛国。

1873年，年仅33岁的涩泽荣一官至少卿。他这个大藏省少卿权限极大，可能类似于我国目前几十个部委的综合权力，不能说是“财政部副部长”,因为大藏省不仅负责财政货币，实际已经插手了日本军事、情报体系，是一个“巨无霸”,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职务，类似美国副总统兼任纽约美联储副主席。大藏省实权比日本内阁大得多，这就是独立央行骗局导致的“天有二日，国有二君，两套班子，名义下属，自我‘监督’,‘金融'独立，央行实权”的金融战篡权把戏。

涩泽荣一还不满意，干脆辞职“下海”。他利用前大藏省少卿的身份和“官业民营”的高深理论，建立了一个“日本国有股份制金融公司”,这就是后来“涩泽银团”的来源。他利用自己是日本制度改革小组主任的身份，在“下海”时，把这个日本国有金融公司，划归自己名下。

然后，通过关系不断地把许多国有企业归入这个“国有公司”的名下，当然此时已经不是国有公司了。就这样，一个商人家庭的子弟，被欧美银行家集团看中，精心培养为在日金融代理人，然后利用人脉安插到日本金融管理层，成为一名日本金融公务员，最后他通过“官业私营”的舶来理论，把日本国有金融资产和日本国有军工联合体“划归”自己名下，成了一代“日本”财阀的创始人，家族富可敌国。

银行代理人作为不同的独立因素，有一定发展的自由度，这些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会危及“国际债权人”对央行资本集团的稳定控制，需要预设一个机制来“平衡”这些银行代理人因素，使之“任意发展于欧美金融僭主在日体制之内”。

(1)“侍(侍武、士儒)魂企业文化(侍魂商才)”与“商业战争论”

涩泽荣一等人把日本人民的实体经济和一切财富都交给了“国际债权人”(后果严重，后面要专门谈日本财政在债务的重压下，趋于破产危机与所谓历次“向日本学习思潮”的金融战实质和日本人民经历的苦难和茫然),日本国内农民、武士、手工业者全面破产，繁荣的是跨国资本拥有的“在日实体企业”,消亡的是日本的民族经济与国家主权，这些财富归根结底，还是来自这些日本各阶层，虽然他们不了解这些金融战的“内容",也看不懂那些本来就是故意让人看不懂的统计表格，却真实地承受着日本民族实体经济所有权秘密转移带来的社会灾难，为了“积极”引导这股思潮，不成为反思和冲击日本央行财阀代理人体制的社会运动，涩泽荣一开始给这些外国企业“涂上爱国的颜色”,把“为日本献身”的“盲从武士道”引进到“财阀企业文化”中，并煽动军国主义思潮，最终把日本引向了灾难。

按照涩泽荣一的观点，国民“富”而后国家能“富”,国家“富”而后能“强”,国家能“强”而后能“独立”和有“尊严”。因此，“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将领","工人”即“士兵”,“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竞争与合作一直是日本财团企业之间的主旋律。跟涩泽荣一同时代的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及教育家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福泽谕吉，关于“商业是战争的最佳代替物”的观点，被当时实业界称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

(2)神秘的“涩泽财阀”

日本第三央行·日本银行(1942),不仅正式以日本银行法的国家法律的形式替代了“大藏省条例”,使“国际债权人”从灰色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合法拥有了日本的央行和货币发行权，从广义拥有了日本的一切，而且这在日本央行集团日本第三央行·日本银行(1942)的直接执行人，是安田财阀的结城丰太郎和“涩泽财阀”的涩泽敬三，此二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国际债权人”趁机在日本正式建立“外资控股的股份制央行”的核心人物，开始日本政府还控股55%,国有股上市后，日元就奇迹般的成了欧美金融僭主家族在日的私产和“盈利业务”。安田财阀的结城丰太郎是日本第三央行·日本银行(1942)的行长(1937.7.27—1944.3.18);涩泽财阀的涩泽敬三则是央行行长(1944.3.18—1945.10.9)。由于涩泽财阀是江户商人世家，故此“鹿儿岛系”的银行代理人集团被进一步边缘化了。涩泽财阀对日本实体经济和“对外事务”的“介入方式”,也出现了微妙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