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央行战役第一阶段——“倒幕”

1.财阀体制不变、封建制度不变

这个阶段的战役目标，是通过推翻江户幕府，唤起日本各藩国反对中央政权的欲望。从实际结果来看，江户幕府对各种权力的把持远低于19世纪末日本军国国主义盛行时期的程度，日本名誉统治者“天皇”依然是封建世袭体制，日本财阀·央行共同体的拥有者依然是合法的世袭体制，丝毫没有脱离封建世袭的“旧制”。

日本央行选择并扶植的三井财阀是江户幕府时期的“御用商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主导日本的财阀，不过是换了一个“新主人”,除了丧失了民族资本和家族资本的特征，具有跨国金融代理人的特征外，没有任何改变。

“倒幕”战争绝非为了萨摩武士集团“一统日本”,而是打垮“中央"分裂“地方”。江户幕府的海军实际控制者是梗本武扬(1836～1908),此人虽然仅仅是个“副司令”(海军副总裁),却是荷兰银行家集团的代表人，罗思柴尔德家族的东京太平洋公司，用的是荷兰语。银行家支持他在日本北海道独立，史称“虾夷共和国”(1869.1.27—1869.6.26)有时也称“第一箱(函)馆共和国”或“第一北海道共和国”,因为这个地区在那时叫“虾夷地”,以“箱馆”,即“函馆”为中心的一个“短暂的共和国”。

梗本武扬是留学荷兰的军事实力派人物，有外国支持，绝非一时冲动。但这激怒了岛津家族，引发了一系列的幕后协调和军事较量，史称“箱馆之战”,是倒幕“戊辰战争”(1868—1869)的尾声。岛津家族虽然维护了日本的统一，但“政治代价”很大，此后不久岛津久光就被迫退出了日本政治中心，“萨摩武士集团”的“维新三杰”先后身死。

梗本武扬却历任日本驻清朝公使、日本驻俄罗斯全权大使、海军大臣(“海军卿”)、“御林军总管”(“天皇”皇居御造营事务副总裁)、通信大臣、文部大臣、外务大臣、农商务大臣等显赫实权要职，把持“关键”。1908年在东京去世，享年72岁。比较一下“维新三杰”就会发现，72岁可谓“官运亨通”——就是代理人阶层的悲剧和“不听话的代价”。通过这一段历史小插曲，可以看出“倒幕运动”的复杂性和华尔街的力量。

2.江户金融体系崩溃的实质

江户王朝是日本战国时代最后的一个王朝，初步建立了日本国有信用体系，已经开始建立现代军工、造船国有体系，并开始统一税收、货币体制，初步显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日本民族经济体系的雏形。随着倒幕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陷入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内战阶段，跨国金融资本乘虚而入，主导了日本脆弱的民族工业体系和日本金融货币主权，如此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江户政权的消失。

萨摩武士集团，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替代德川武士集团的日本民族政权核心，而是建立了一个以岛津家族为首的日本门阀体系和萨摩集团中的“亲英美派”为首的央行集团两大相互斗争又相互联合

的复合体系。由于建立萨摩武士集团的正是伦敦金融城和美国华尔街，所以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银行代理人的特征，根本就没有维护“自己”货币发行权和民族资本的愿望，一切争斗都建立于个人利益之上和服从欧美金融僭主家族利益前提之下，这对日本央行战役的顺利实施是不可缺少的战略条件。

(二)日本央行战役第二阶段——“官业民营”运动

1.日本人民如何成了“国际债权人”的世袭奴隶呢?——“太政宫纸币”(1868)金融战骗局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日本有一个被遗忘的“官业民营”运动，让日本央行战役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也“规划”了日本的“未来”,决定了“日本强国运动”的性质。所谓的“官业民营”就是把日本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河流、矿山等)、社会上层建筑(教育、媒体、金融、货币、税收等),全面“外资化”,而且采用了一种“官业民营”的措施。也就是说，日本各级政府通过税收出资建立或干脆就是立法建立一个“机构”或企业，然后交由一些外资代理人或门阀构成的”董事会”来“私下管理”,政府无权过问。19世纪80年代前后，通过收紧信贷、提高对本国企业税收，对外资企业免税招商等措施，慢慢的制造账面上的假亏损和假破产，财阀也普遍陷入亏损，但他们反而受益于这个形势，因为他们背后是央行和华尔街。独立央行和大藏省把这些国有资产，当做即将融化的冰棍，免费送给贪婪的华尔街顽童，甚至名正言顺地倒贴钱和更多的资产，要求着国际投资人集团收下。

这个畸形而又荒谬的金融战过程，极大地减轻了罗思柴尔德家族的投入压力，日本全体人民的财富，日本官方或民族资产的企业或机构，都出现了无力维持的假破产现象，迅速由“国际债权人”拥有，划归日本代理人的名下，这就是所谓的“日本财阀体制”的实质。

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间划分说法不一。本书从1868年算起，因为这一年“明治天皇”从京都前往东京，这一年采用了“明治”的年号(1868.10.23),也公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1868.1.3)》,江户幕府倒台也在这一年。但日本社会的动**又持续了很多年，故此一般认为“明治维新”直到1889年，日本确立君主立宪体制为止，不是改元明治后就立刻结束了，而是一个过程。

1868年，“明治维新”还没有开始，或者说“刚刚开始”,江户王朝的“国都”江户，在这一年投降(1868.5.3),但“倒幕战争”还在继续，“明治维新”最早从1868年10月23日开始，再往前还是战国德川幕府时代。

可是，日本的货币发行权已经失去了!1868年4月，大限重信策划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战骗局，这个英国银行家的“日本小翻译",父亲是个在"合资火炮工厂"做工的火炮技工，被银行家看中，由他作为萨摩武士集团“倒幕”的筹资人。这特别类似于美国建立前，“提前建立”的美国第一央行·北美银行的行长，罗思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代理人“罗伯特·莫里斯”,在北美大陆军中的“筹资人”的地位和情况，几乎是一个翻版，这就让他一举主导了日本的金融事务，堪称日本“央行之父”。

所谓的金融战役，就是用看似“公平、合法”的策略，公开欺诈、违法侵占财产的所有权、实体经济的所有权、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主导权。日本人民从来就不欠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债务，大限重信凭空“制造”出了一笔巨额债务，还让萨摩武士集团感恩戴德。

由利公正(1829—1909),“太政官纸币”也就是“太政官札”的发明者，这也就是“债务日元”的雏形，日本央行世袭股东的潜在“入围”候选者，横井小楠是通过学校培养的罕见的“亲藩大名”的“金融人才",他通过横井小楠，得到了不知世道险恶，私心很重、野心勃勃，却与德川家族有紧密关系的“公子哥”松平庆永(1828—1890,时任幕府政事总裁)的重用，打着“金融改革”的旗号，蓄意制造财政紧缩，造成了江户王朝末期广泛而深刻的金融危机，最后演化成了全面的经济乃至政治危机，他“被迫下台”,没有他，德川幕府不会一下子就垮，史称“由利财政(江户幕府阶段)”。

横井小楠(1809—1869),萨摩武集团中的“肥前藩”熊本县的一个落魄文人，早期反对英美势力，后得到大笔神秘的赞助，遂开始“办学”,史称“小楠堂”(1843),不止一家，他是萨摩武士集团的智囊之一，手握金融大权，1869年1月5日神秘遇刺，被上田玄夫等刺客乱刀砍死。他在1868年4月，打着为“倒幕战争”筹款的旗号，发行了0.45亿元“太政官纸币”,实际上就是日元，由于由利公正影响巨大，有时也被称作“由利财政(明治维新阶段)”。

日本的政府，甚至是一个想要统一日本的萨摩武士集团，发行“太政官纸币”,替换各藩国发行的“藩札”,这没有任何的错误，问题在于——大限重信发行的是“账面数字”(实际没有进入流通),名义上是“白银”,实际上是“数字”,如果仅仅是萨摩集团发行了统一日本金融体系的国有货币，用来表示日本的实体经济，则天经地义，结果却凭空与“国债”关联。这笔巨额债务，日本人民至今也没有还清，永远也还不清了，实际却没有借过一两白银。

名义上发行了大约0.45亿两白银等值“太政官纸币”(1868.4),还发行了大约0.075亿两白银等值“民部省纸币”(1869.9)、0.068亿两白银等值“大藏省兑换券”。

说句题外话，美国金融人士陈志武的这本书得出了债务货币有利于国家和日本“强国”是由于“敢于借债”和引进“债务货币体制”的结论：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敢于利用公债支持发展，而同期清廷还忙于往国库存银子。结果，到甲午战争时，两国的国力已大相径庭",小标题是“藏富于民”,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华尔街“金融逻辑”,也是债务金融主义历史阶段的产物。

这个所谓的“货币发行”就是“日本央行”的华尔街股东，随手写出的数字，当做日本账面信用，也就是“钱”,进入流通。从欧洲古罗马时期，银行家就宣传金银本位理论，这古老的金融战骗局，再次显示了无穷的威力。

大限重信认为日本政府的货币，没有“本位抵押”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实际日本此时是通货紧缩，这些国有信用货币的本质，是日本实体经济的镜像，不需要任何“本位抵押”。以此为为理由，把这些信用符号定为“白银”,可日本哪有这么多白银呢?

“无法兑现”的“太政官纸币”,以60%～80%的年息，向“国际债权人”借贷。“1869年，大限重信接替由利公正的会计官副知事一职，开始执掌财政大权，并推行了“纸币兑换”政策。大限重信的纸币政策是，“太政官纸币”转换为可兑换纸币，限期兑换、未能兑换的以每月五朱(5%)支付利息；发行额上限为3250万两(实际达到了4500万两);纸币与正币同价，禁止纸币价格随市场浮动。”

“每月五朱(5%)”

有关这个问题，由于日本当时实行了一种极其特殊，又比较混乱的货币算法，故笔者对此稍作分析，“五朱”的利息，除非强调是“每月”,一般指年息，可私人借贷又与中国私人借贷的“几分利”一样，与国家利息不同，需要具体界定，故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

日本当时所谓的“两”约等于15克，这个很混乱，在15～25克之间，实际“幅度”可能还要大一些，成色、重量也千差万别，兑换“人为因素”、“藩政因素”影响又极大，不是个单纯的“数学问题”。

1分=1/4“两”、1朱=1/4分、1朱中=1/2朱、1系目=1/2朱中、1小系目=1/2系目、1小系目中=1/2小系目，这就是日本战国货币体系中的“四进制(二分金制)”。1朱≈0.0625“两”,如果是“五朱”,则为0.3125“两”,这个可能是年息31.25%,这个稍低于罗思柴尔德家族给林肯开出的战争贷款36%的年息。这里参考的是学术文献(见上),不是参考日本原始史料，唯恐自身理解有误，故此稍作探讨，不算结论。

这个讨论的实际意义可能并不大，因为无论是“年息”还是月息，即便仅仅是31.25%的年息，只要是复息，那么从1868年4月到1890年4月，利息可约达本金的3491倍!这个数字很大，请参看本章“明治维新”1868—1890税收支出。如果罗氏仅搜集了5%的“太政官纸币”(1868.4,实际是一笔“战时特别国债")的债权，也将导致1890年的“应付利息”超过日本当年的中央财政税收总额。所以，有关“五朱”的换算率和“年息、月息”的问题，不影响结论，如果“每月五朱”,此处可以解释为“月息”,那这个问题就会更加鲜明，更有说服力。

纸币还好一些，如果真是硬币，这恐怕还涉及"换算口径的问题",因为日本战国时期货币比较混乱，只能极其粗略地评估，很难严格界定，除非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单独检验成色、重量后，独立计算，否则“精确计算”在统计目标无法准确界定的前提下，反而意义不大。

一个国家的货币，是一种强制流通，不需要向“接受货币者”广义借贷，事实上，日本学界普遍认为“太政官纸币”并不成功，这就要看对谁说了，对华尔街来说“很成功”,各藩国势力有抵触的原因很多。

(1)对于日本各藩国来说，不接受“太政官纸币”是不愿放弃发行本藩国“藩札”的结果，更不会接受一个“脚跟还没站稳的萨摩集团"发行的“账面数字”,可这种“必然不接受”的结果，才是“金融战奥妙所在”。

(2)对于“国际债权人”来说，把这些“毫无价值，废纸一样”的账面数字，接手了下来，给出一些账面数字，日本政府却欠下了真金白银的国债。

“金本位骗局”等“贵金属本位骗局”都属于金融战役学中的“本位骗局”。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全部实体经济元素和“预发行货币余量”,即实体经济逐年发展所需预先配合发行的信用符号的镜像。一个国家的主币(本位币)无限法偿，强制接受，是民族主权与国家暴力的体现，不需要也不可能由该国物理范围内的任何一种或几种“独立的物理元素”进行“本位化”、“抵押化”;不需要也绝对不能由虚拟经济范畴的“国债”进行“虚拟抵押”,也就是货币所有权秘密转移，即从全体人民的代表，国家主权手中转移到“国际债权人”手中。只要实施本位体制，初期就会导致货币“国债化”,最终必然是“财政债务化”、“货币债务化”、“最高权力央行化”、“国债国际化”、"财富分配跨国金融僭主世袭垄断化”。

仅“太政官纸币”0.45亿两这一项，每年利息按照“月息不计算复息"的最低累计年息是60%,按照大致0.45亿美元的基数，且罗氏仅仅搜集到10%的“太政官纸币”来计算，累计到今天为止，每一个日元的本息就已是天文数字了。

从1867年4月到1882年4月(1882年日本“独立央行”建立),增长68.71倍，也就是说，截止到1882年，日本明治政府的全国税收，都不足以偿付“国际债权人”的利息。日本政府只好交由“国际债权人”集团发行“日本”货币，广义拥有日本的一切财富，直到今天。

(3)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根本就不知晓、不理解、没听说，却是这场金融战役的主要战役对象，这就是金融战役的隐秘性、高端性和危害性。

2.货币发行机构“大藏省”的出现“大藏省”一般被误解为“日本的财政部”,就如同纽约美联储一直被误解为美国政府的货币发行机构一样，可实际上大藏省一直隐藏在一团迷雾中，是“明治维新”、“官业民营”的产物，很难界定是“国有”还是“私有”。

日本古代官吏制度的形成，主要是仿照中国。实行“官位十二阶”,即用6种颜色，“紫、青、红、黄、白、黑”,每种还有“薄紫”、“薄红”,实际是“副职”,代表“德、仁、礼、信、义、智”,是一种由12个等级形成的官吏体制。据传在603年确立，具体有待考证，此前则无法考证。

日本从8世纪以后，可以考证的政府主要机构是“二官八省制”,即“祭司”(“神祉官”)、“宰相”(“太政官”名义与“神祉官”平等，实际为上司，并下辖“八省”)、“中务省、宫内省、大藏省、治部省、式部省、刑部省、民部省、兵部省”。基本沿袭中国官吏体制，据传由《大宝律令(701,也称“大律令”)》确定，但这份文献没有保存在册，仅有8世纪以后其他文献中的引用为佐证，原文散佚，是否存在过，无法考证。

2002年以后，日本实施“一府十二省(厅)制”,即内阁府、总务省、法务省、外务省、财务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国家公安委员会和防卫厅。

明治维新时期，萨摩武士集团通过“官吏改革(1869)”,开始“二官六省制”,即“神祉官、太政官”,“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从表面上看，没什么变化，实际“大藏省”却是一个很奇怪的机构。

(1)“大藏省”可考证的成立时间是1869年，但1868年4月所发行的“太政官纸币”,却早于“明治维新”最早的开始之日(1868.10.23),也早于“官吏改革(1869)”。

(2)“大藏省”表面上行使日本政府“货币发行”的权力，实际却主动把“货币发行权”交给了“国际债权人”,没有债务就不能发行货币，剥夺了日本的货币发行权，并且给日本各界制造了一笔以“纸币总量”为基数的无妄之“债”,世世代代也还不清，最终趋于无穷大，每秒钟产生的利息，都将超过日本年产值，乃至无穷，荒谬到了极点，可怕到了极点，却无人了解，也从来没有借过。

(3)由于“大藏省”实际控制在“国际债权人”手中，也不是“官吏改革”的产物(实际是“大藏省”背后的“国际债权人集团”确定日本的“政治体制”,而不是相反),“大藏省”的性质，无法说是“官”,还是“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藏省”是“国际债权人集团”主导下的明治维新“官业民营”的鼻祖和产物，是一个金融战役制造的权力怪胎。

(4)“大藏省”在古代，权力类似于中国的“户部”,实际权力在“宰相”和“幕府大将军”手中，“大藏省”的职权这时是比较恰当与有限的，不是一个全面管理国家财经金融事务的机构。萨摩武士集团的“大藏省”则是一个“官业民营”下的“外资金融托拉斯”,把持着日本的货币发行、税收、贸易、金银铜外汇管制、度量衡标准化、物价管理、制定国家金融、货币、贸易、财政政策、编制预算和执行预算、监管一切国家经济金融活动、储备与债务、日本官员工资福利管理、“协调”日本政党、财阀、央行等关系、监管国内公私财务体制与执行、发行国债、管理国库、人才培养……

甚至在“倒幕战争”期间，直接插手日本军队建设和军事指挥。

(三)日本央行战役第三阶段——“套取黄金”行动与“金本位”思潮的推动

1.“金本位骗局”

日本央行即“日本银行”是1882年由外资建立的一个股份制赢利性金融机构，“日元”这个提法，出现于1871年6月27日，由大藏省提出，然后确立了下来。此前，包括“太政官纸币”,用的都是“两”,类似于银票和账面数字和记账国债，虽然也有“纸币”的作用。

由于日本战国时代的“两”是个很不确切的概念，不仅各藩国说法不一、各时期说法不一，甚至每次交易都要“具体硬币，具体计算",这就给整个日本金融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江户王朝不是不想解决，而是因为没有统一日本，虽然颁布了一些法律，也只能是“政令不出江户"。日元这个概念的出现，对于日本央行战役，有一系列的重大意义：

(1)1871年6月27日(明治4年5月10日),大藏省，这个“官业民营”的神秘机构规定，“1日元”等于1.5克纯金。“日元”即“日圆”现在通用了，银行牌价一般用"日元",故此这里全部采用"日元",这个比价是1871年日元诞生时的含金量，不是今天日元与黄金的比价。

这一方面规范了日本战国时期的“金融乱象”,另一方面却等于宣布日本政府放弃了货币国有化的原则，正式开始实施债务货币体制，国家货币不需要抵押，也就是根本就不需要“本位”,而是一个国家实体经济的反映，“金本位”在金融战“本位骗局”中最常见——由于黄金可以私人拥有，实际上模糊了外国银行家的私人信用与日本政府的国有信用的界限，为建立“央行制度”奠定了“债务基础”、“制度基础”、“理论基础”、“认知和习惯的基础”。

(2)黄金这种几乎毫无价值，工业用途很有限的金属元素，主要控制在罗思柴尔德家族手中，日本建立之初，正式采用金本位，而又绝对不可能有足够表示日本实体经济规模的黄金，这等于宣布由罗思柴尔德家族正式主导了日本的货币发行，否则就要陷入“金币流动性枯竭型金融危机”,不得不建立一个“独立央行”,通过“抵押国债”,借入虚假的“账面金币”,等于交出了日本一切实体经济和未来的广义所有权。这本来仅仅是金融战役学的理论，但日本却“这样走了一遍”,令人欷歔。

(3)由于日本没有用黄金来描述实体经济，确立金本位等于宣布人为发动一场刚性的金融战役，直接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场金融危机断断续续，直接导致了大量武士氏族的破产，几乎也是日本民族资本的总破产。

日本从“倒幕战争”到“西南战争”几乎战争不断，史料记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明治政府税收”的大幅增长，主要源自国家的统一。这段时间日本实体经济大发展的背后，是广泛而深刻的殖民化，日本本来就很薄弱的民族工业出现了“非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日本急剧膨胀的财阀工业，却不是日本的民族资本。在市场经济中，“你的”和“我的”有着本质的区别，日本代理人工业的空前繁荣背后，是日本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的逐渐消亡。20世纪30年代，日本民族工业基本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再也没有发展起来的机会，目前财阀工业是日本工业的全部，而财阀却不是日本的财阀，而是华尔街缔造的“日本的财阀”,这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工业化过程的两面性。

2.套取黄金

新兴的“金融集团”利用战乱和日本各界对于“金融问题”的不理解，开始“套取黄金”。这个战役步骤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日本民间实际使用的是铜板，这个时候日本老百姓大多愿意接收从中国输入的铜币，主要是标准化、成色好，史称“渡来钱"。日本各藩国和幕府铸造的各种货币，样品和头几批很好，甚至大量流入中国，但很快就滥铸一些“看着很像，成色或兑换率”有问题的货币，而且种类繁杂，各藩国又不统一，结果导致日本民间对于日本硬币接受度，一直不是很好。

商家使用白银，黄金很少使用，武士吃饭给两个“金叶子”,这是影视文学的艺术化描写，人们主要使用铜币，铜币的购买力很好，老百姓白银很少花。这样，黄金就成了一种相对无用的贵金属，所以日本那时的金银比价与金铜比价与罗思柴尔德家族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不一样。日本“白银和铜比较贵，黄金相对便宜(兑换率)”,这些日本金融人士就联合国际银团，用铜和白银套购日本黄金，让日本处于黄金枯竭化的状态。1874年之后，宣布实行金本位的日本，基本只有白银和铜可以流通，就是所谓的“银铜复合本位”,但日本各界没有认识到“大藏省规定金本位”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日本金融和货币事务，从此完全处于拥有黄金的“国际债权人”的绝对主导之下。

1882年，日本央行建立，金本位的“日元”统一了日本信用“市场”,要发行货币，依照“国际先进的金融理论”,就必须“有足够的黄金抵押”,没有，就只好借，也就是发行“金本位日元黄金国债”,名义是“对所有人”发行，实际上只有以罗思柴尔德家族为首的“英美国际债权人集团”有能力认购，但是也没有真正“认购”,一切都是“数字游戏”和金融战骗局——人们必须了解一个问题：日本没有任何机构有权力调阅日本央行的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