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央行战役的性质与战略价值

日本金融战役史虽然有很多**，但是不论一场金融战役的进程、策略、人脉、特征如何，一切都必然围绕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一切都必然围绕着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控制权和所有权，狭义金融战役争夺的无外乎是局部财富的爆发性转移，广义金融战役争夺的无外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主导权，这一切战役的基础，不外又是依托金融力量而进行的。

日本建立所谓的“独立央行体制”后，政权已经被人为割裂，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究竟是国有机构(“国有独立央行”),还是股份公司(“私有独立央行”),究竟是“私有货币”,还是“国有货币”并不重要——因为，央行理论和债务货币理论的结果，就是信用实际的私有化和债务。关键在于人们认为这是日本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符号化表达，是以国有信用为基石的，也就是以日本各阶层的信用为基石的。离开了日本人民的劳动和国有担保，这些债务货币符号分文不值。

对于“独立央行体制”来说，日本政府首先必须交出货币发行权，一切都必须由“独立央行”这个根本就不需要的“独立机构”来发行，央行行长个人凌驾于日本一切权力之上，对日本的经济、金融、货币、预

算、储备、财经人事等，拥有“不可挑战”的绝对个人权利。这个“独立的特权”又通过“债务货币体制”的连杆，直接传递给华尔街“国际债权人"。日本实体经济逐年发展，却不能事先释出足够的货币符号，必须由政府税收担保举债，才能发行货币，可这种货币符号的数量必然蕴涵于届时固有的货币总量之内，必然无法满足次年日本国民经济增长所需的数字符号，也就是本国认购国债只能从甲地搬到乙地，由甲种状态转移到乙种状态，对宏观信用符号总量没有任何增加和供给作用，这就必然导致紧缩型金融危机的出现。日本只有接受“国际债权人”认购日本国债，也就是日本国债海外发行，实施日元美元化，才能有效输入“信用符号”,促成日本经济的繁荣，这就是独立央行骗局和债务货币骗局。

这个结果就是华尔街“国际债权人”集团通过“独立央行骗局”和“债务货币骗局”逐渐控制了日本绝大多数货币供给，乃至超过信用总量。

因为债务货币将导致信用总量为基数的逐渐利息累计，即便国债利率只有0.1%也会趋于无穷大，这个债务没有发生过，一旦归还将导致信用符号骤减乃至消失，会立刻爆发通货紧缩型金融危机，实际也没有足够的货币来归还，因为债务货币创造100日元货币的时候，计算了100日元国债，扣除当年利息，次年的国债数字就大于国债所创造的货币了，这个差距会逐年扩大。华尔街美联储世袭股东家族，也就广义拥有了日本的一切财富和实体经济，拥有了日本一切可以用信用符号衡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这个过程究竟“独立央行”是“国有”还是“私有”根本不重要，奥秘就在于“独立央行体制”本身对日本主权的秘密分化和转移，核心就在于“独立央行体制”背后的“债务货币机制”,一旦全部或部分认同了“独立央行理论”和“债务货币理论”,一切必然控制在“国际债权人”手中，否则就要经受“莫名其妙”的金融危机。前苏联的金融战役之前，一直被“央行骗局”和“债务货币骗局”主导，一个所谓的“超级大国”必须不断地向“国际债权人”借贷信用符号。由于受到金融心理战和金融高端学术控制的巧妙桎梏，人们看不到这场金融战骗局的实质，政府不敢自己发行货币符号，却要从华尔街几个寡头笔下输入货币符号，任由华尔街控股央行，实施了全面的金融、货币私有化，如此，苏联解体于金融战役也就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日本也是先从英美引进了“先进的金融理论”和“金本位理论”,落入了“金融本位骗局”——本来，一个国家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抵押和本位，就可以发行货币，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符号是实体经济总量的虚拟经济镜像，不可能有足够的实体抵押，只能走入债务数字骗局的金融战泥潭。日本的货币体系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被萨摩武士集团中的英美银行代理人所把持，通过推行“金本位骗局”、“独立央行骗局”、“债务货币骗局”,因为日本央行从一开始就由国际债权人控股，故华尔街一举攫取了日本的货币发行权，直到今天。

这对于日本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性。因为“独立央行”这个根本就不需要的“神秘机构”出现以后，又拥有了"不可干涉的货币权力",实际就逆向控制了日本的大藏省(1869—2000),类似于美国国会联邦储备委员会，是一些权力集中在一起的巨无霸，权力实际控制在“日本央行”的世袭股东手中，然后也就控制了日本的国家预算；又通过门阀选举体制，控制了日本的政府人员构成，实际上"国际债权人”就通过“独立央行体制”的这两条途径，控制了日本社会的上层建筑，诸如媒体主导之类，因为媒体机构私有化原因，华尔街控制日本媒体不过“小菜一碟”了——这就是日本央行战役的性质与战略价值。

(二)日本国有纸币体系“藩札”的神秘消失

历史上，日本虽然一直战乱不止，但各藩国内部却相对稳定，征战主要在藩主之间进行，藩国内部虽然广泛存在着激烈而残酷的政治斗争，但宫廷政治斗争对中下层人民影响不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就出现了由藩主发行“藩札”的货币体制。

所谓的“藩札”是纸币和支票的统称，由于主要是各藩国独自发行，实际上是许多藩国货币体系，这也深刻地体现了日本战国时期藩国林立的客观历史。江户王朝建立之后，也开始发行“藩札”,由于江户幕府实际对整个日本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虽然无法真正统一，但无疑是唯一有全日本影响力的武士集团，“德川将军府”发行的“藩札”,已经可以看成是日本纸币体系的雏形了，不过约定俗成，人们依然称为“藩札”。

1630年，日本福山藩开始发行“藩札”,此时主要表示是铜钱，实际类似于“铜本位”的纸币，但在藩国内，不需要用铜，只要藩主认同税收之用，就可以轻松流动，这也是后期很多偏远藩国反而强大的原因——自由发行货币，而不需要抵押，也没有限制。1661年，就出现了“银藩札”,有时也称“银札”。此后，江户幕府发现各藩国的货币体系无法统一，一些强大的藩国用“银藩札”的数字，就可以在全日本进行物资采买，这样极度不利于日本江户幕府的权威和统一，遂在1701年开始禁止“银藩札”,实际上是想让江户王朝的“藩札”得以流通。但是，江户幕府的实力，不过是武士集团中比较强的一个，尚无力统一日本的纸币战国时代。

1719年，江户幕府制定了一个很巧妙的“货币政策性统一”——“藩札申报体制”,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各藩国发行货币，包括“铜藩札”和“银藩札”。但这还只是江户集团无力统一日本货币时的“策略”,终极目的依然在建立统一的日本国有货币体系。故此，这种“申报”和“允许”的背后，是一种“制度上的国有化和统一化”,等于把日本各藩国的货币体系巧妙地纳入一个虽然还很松散，但总算是“统一规范"的国有货币体系。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1719年以后，日本拥有了自己的国有货币体系，也就是“藩札”体系。表面上，各藩国可以自行发行“藩札”,但如果不经过江户王朝批准，就是“不合法的纸币",实际流通和发行都会受到各种限制，这就奠定了一个进一步统一日本货币体制的前提。

跨国垄断金融资本，扶植萨摩武士集团上台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独立央行”体制，攫取日本人民的货币主权。所以，1869年(明治二年),就颁布了《禁止藩札增印令》,这和罗思柴尔德家族在美国限制不需

要任何抵押的“林肯绿币”,设定发行上限的法案完全一样，等于剥夺了日本各藩国，乃至明治维新新政府本身的货币发行权，也就是造成了广泛的紧缩型金融危机。这导致了大量武士氏族家庭和农民破产，这是其后爆发“西南战争”重要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导致了一个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和武士氏族叛乱的历史浪潮的发生。

金融代理人集团对此心知肚明，故意加剧“金融危机”,以便逼迫日本各阶层接受“独立央行”的信用符号。1871年(明治四年),干脆禁止了“藩札”的流通，全日本立刻没有货币可以使用了，就不得不接受"大藏省"发行的“纸币”。这个对换过程，是强迫进行的。从1871开始，到1880年才基本结束。这个过程的“意义”,重点不在于“藩札”的消亡，而是日本货币的发行权交给了一个“独立机构”——“大藏省”,战役的争夺点在于——日元是“金本位”,还是政府自由发行，也就是广义实体经济的镜像。当时日本各界对此基本没有任何认识，普遍对金本位的危害不理解，战役的结局也就不难预料了。

(三)吉原重俊——日本独立央行体制的缔造者

图片说明：

1.(左)吉原重俊(1845—1887),鹿儿岛系，萨摩武士集团的“西洋派"金融代理人，日本独立央行体制的“三始祖”的“操刀者",第一任日本央行行长，日本独立央行的世袭股东的潜在“入围”候选者。

2.(中)松方正义(1835—1924),鹿儿岛系，萨摩武士集团的“西洋派”金融代理人，历任日本首相、大藏卿等职务，“三始祖”的“幕后核心",对吉原重俊有提携知遇之恩，日本独立央行的世袭股东的潜在“入围”候选者。

3.(右)大限重信(1838—1922),历任日本首相、大藏卿等职务，肥前藩人。他的出生地归佐贺市，战国时期归肥前藩，也就是"萨摩倒幕四雄藩”之一，这很有趣，先于欧美金融资本开始时扶植“偏僻的萨摩地区",在萨摩武士集团形成后，又开始扶植其中的“非主流"人物，这就是金融战役学中的“扶弱策略”。他是萨摩武士集团的“西洋派”金融代理人，日本独立央行体制"三始祖”的“开拓者",是实际的第一任日本央行行长，日本独立央行的世袭股东的潜在“入围”候选者。

他在1882年参与建立了日本央行之后，同年“出资”建立了东京专门学校，1901年改称“早稻田大学”,与“帝国大学”有所“分工”,专门培养“企业管理人员”,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央行集团为首的“官业民营的日本财阀人脉体系”,这笔建校巨款来源不明，此人也是“二十一条”的始作俑者。

吉原重俊是典型的鹿儿岛(萨摩藩)下等藩士家庭，还达不到中等武士的水平，高等则为“家臣”,低等一般为“藩士”。在江户"禁止耶稣会"的时候，他的家庭就是秘密的耶稣会信徒，这可能在萨摩武士集团内部也比较罕见，是欧美金融资本在日本的第一代银行代理人。

1866年，英美金融资本资助他，先后秘密到英国和美国留学，名义是主修法律和历史，实际学的是金融。在当时，下等武士人家的孩子，普遍不识字，中等武士人家不识字的比比皆是，吉原重俊据传12岁就可以读中文典籍，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也很有大志。

他在大限重信、松方正义的直接支持下，于1882年6月(正式任命是1882年10月)出任日本“独立央行”——日本银行的第一任“央行行长”,直译过来是“央行总裁”。一个下等武士的子弟，靠对外输送日本民族利益和主权，用日本“昨天、今天、明天"财富的广义所有权，买了“日元神庙”中的一尊小神仙的位置，可谓春风得意。但是，5年后的1887年12月19日，突然神秘暴毙，英年早逝，年仅4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