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他统治几年后，作了个自我评价，说“朕返躬内省，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绝不能说他大言不惭。

雍正在他不长，但也不算太短的十三年统治中，唯日孜孜，励精图治，又抱定改革的宗旨，在施政的各个方面实行极具个性化的方针、政策。他施行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的赋税制度，清查隐田，清理逋赋，并使士民一体当差；停止户口编审，严行保甲制度和乡约制度；更改法规，制定主佃关系的新律令；除豁贱民，严禁抑良为贱；重视农本，扩大垦田，兴修水利，给予老农顶戴；坚持抑末政策，禁止开矿；创立军机处，健全密折制度，实现台省合一，提升府州；考核钱粮，清理积欠，清查仓储，整饬吏治，实行养廉银制度；延续朱明種祀，对汉人进行某种笼络；用人不全论资历，甚至不拘满汉，注重才能，不秩进用；实行铜禁，严查私钱；改革旗务，注意旗民生计，阻止满人汉化；坚决镇压青海厄鲁特和西藏噶伦的叛乱，坚持对新疆准噶尔的用兵，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极力尊孔，大搞祥瑞迷信和利用佛教，豢养道士，糅合儒佛道三教；任命族长，鼓励宗族活动；宣讲《圣谕广训》,倡导移风易俗，去奢崇俭，旌奖拾金不昧，表彰节孝，提倡社会救济；打击朋党，清除允裸和允微、年羹尧、隆科多各个政治集团；有意识地压抑科甲出身官员，整治其代表人物杨名时、李级；围绕嗣位问题发生曾静投书案，制造了吕留良文字狱，随之出现其他文字狱；镇压农民暴动和商民罢市，严禁秘密宗教活动；与俄国订立《恰克图条约》,驱逐西方传教士；开闽粤海禁；等等。国家事务，社会问题，民间生活，雍正无不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进行改变。他办的事情太多，有的见成效了，有的失败了，有的还在开头，也因他人亡而政亡了。他的政治主张，在下列几方面，颇具积极意义：

第一，相对地调整了生产关系。

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将按人丁供役改为从地亩征收，政府丁银数额没有减少，但民人承担徭役的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无地少地的农民免除或减少了丁役，田多的地主则需代这些人完纳丁银。这一政策施行后，政府由于丁银收入有了保障，对掌握人丁的多少已无须特别注意，所以便停止了户口编审。这样人民离开乡里的限制减少了，反映政府对农民控制的削弱。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实行，使官吏征收火耗控制在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二十之间，比私征时相对减少，而且由于实行养廉银制度和整肃吏治，官吏一般不敢狂征滥收，使得人民的耗羡负担有所减轻。雍正改定主佃关系的法规，加强对不法绅衿的管理，禁止他们非法欺压乡。他的这些政策，处理贫穷纳税人与清朝政府的矛盾，佃农与地主的矛盾，以实行地租再分配的办法，适当减少贫苦农民的负担，削弱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与清朝政府、与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局部调整了生产关系。

第二，比较清明和稳定的政治局面。

雍正设会考府，审核六部奏销，下令督抚清理积欠，一旦发现官员亏欠、贪赃，革职追赔，严惩不贷，虽然使他背上了“严刻”的恶名，但是却狠狠地打击了贪官污吏。他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使官员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情况下获得加俸和办公费用，这样打击贪赃和养廉银制度相结合，使大多数官吏在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不敢以身试法，导致吏治相对比较澄清。不仅雍正朝如此，而且保持到乾隆统治前期。

雍正实行首隐和报垦政策，增加了田赋收入。又清理逋欠，厉行追比。经过变更赋役法则，打击贪官污吏，严行催科，保证了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改变了康熙末年国库短绌的状况。

康熙朝的太子事件产生了朋党之争，经历康熙后期延续到雍正初年，它造成了政治紊乱。雍正的即位在客观上给了它惩创，他又厉行反对朋党的政策，彻底摧毁允馔集团。待后曾静投书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明着讲解决满汉矛盾，实际上是在舆论方面巩固对允裸集团的胜利。雍正还把它同改革八旗结合起来，进一步削弱下五旗王后的势力，进而加强雍和宫皇权。他在处理允裸集团时不无残暴之机，但这是政治斗争，它的结束，改变了政治混乱的局面，有利于新朝改革政令的推行。

雍正在反对朋党斗争中，深刻认识到清朝既不可简单地采用汉人的立嫡制，也不可能像祖先那样没有完善的制度，于是提出秘密建储的办法，并成为清朝一代的嗣位家法。这个制度，可以挑选中意的皇子为储君，不限定嫡长，这样的继承人应是比较理想的，有传子传贤之意，比嫡长制有优越性。由于是秘密确立，可以避免储君与皇帝、与诸兄弟间的权力之争和矛盾的发生，避免可能出现的朋党之争和政治混乱，这是一个有利于政局稳定的立储制度。

雍正屠戮年羹尧、隆科多，惩治权臣的专擅和可能出现的新朋党，在这两个案件中，他前有纵容之咎，后有杀功臣之讥，但防止政出多门的弊端，尚不可全行否定。

雍正这些政策的实行，造成比较廉洁的政权，从而使清朝政治比较稳定。

第三，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雍正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经过激烈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雍正平定青海厄鲁特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在这里实行郡县制和札萨克制，为后世青海建省创造条件。平定西藏噶伦阿尔布巴的叛乱，首次设立驻藏大臣，为乾隆时驻藏大臣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雍正致力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解决，改变了它们的一些政体，密切了它们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即便如此，雍正的治理也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他的那些措施，相当多的只能起治标的作用。如整饬吏治，不拘资历用人才，压抑科甲出身的官僚，都有良好的效果，但是封建的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不变，则封建统治中的贪污腐败等败坏吏风的痼疾很难根除。因为雍正所使用的官员与被打击的因循守旧和贪赃枉法的官吏，属于同一种教养，同一个思想体系，同一个来源，他们没有本质的差别，其中一部分人仍会营私舞弊，还会墨守成规，过了一定时间，政治气候稍有变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就会不法妄行了。雍正的治标，致使他的革新不可能深刻改变社会面貌。雍正的改良政治，相当多的项目是从务实考虑的，收到了实效，但是他在短时期内，铺的面太大，涉及的范围较广，对有一些事情，他调查不够，了解不深，就凭主观愿望去办理，因而在总体上缺乏计划，章法凌乱。其实有些事情可以不搞或缓搞，如推广官话，就彻底失败了。又如，提升府州，首先应当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有的州县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人为的提格，最后还是退回去。有一些事情雍正做得太过分，如打击朋党，有其合理性，但又扩大化。像贝勒延信在西藏立有军功，却被牵连到允褪及年羹尧案中，竟圈禁致死。对于年羹尧、隆科多，罢黜即可，何须赐死、禁死!雍正还有一些很坏的弊政，如大搞祥瑞，崇信佛教，大兴文字狱，阻挠矿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行保甲制度，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权衡雍正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功绩大于过失。

他的历史地位，如果再放在帝王群中作一比较，也许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上，商汤、周武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汉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神宗、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明成祖、清圣祖、清高宗等帝王，或削除混乱，统一中国；或内政修明，社会经济发展；或加强民族联系，开拓、巩固边疆；或兼而有之。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各自施与了不同程度的有益的影响，是杰出的或比较杰出的帝王。雍正的改革弊政，巩固边疆，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堪与这些君主相媲美，应当是这个行列的当之无愧的成员。

还要看到那些帝王多半是开国和守成之君，即王朝的第一二代，他们处在前一王朝的末期，社会矛盾尖锐，给予他们施展才能的良好机会。这些帝王中属于朝代中间的不多，只有汉武帝、唐玄宗、宋神宗、清高宗等人。这些帝王当政之时，祖宗成法具在，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冲破祖制的束缚，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又自有其特殊的困难。雍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更应当肯定他的贡献的难能可贵。

总之，雍正勇于革新，解决或试图解决历久相沿的弊政，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成吏治的相对澄清，造成国力的强盛和国家政局的安定，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所以说他是奋发有为的、对历史发展作出贡献的君主，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