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纷出

民国初年，汉人喜谈满清皇室的历史，一时间野史纷出，其中有许多是涉及雍正的，如燕北老人撰《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蔡东藩作《清史演义》,柴萼著《梵天庐丛录》,孙剑秋作《吕四娘演义》《血滴子》等。这些书对雍正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以及性格、为人、政事都有评介，其中多属伪造历史，荒诞不经。

野史中关于雍正的父亲，《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中称康熙一日见卫某之妾，爱之，召入宫，六月而生雍正，故云“世宗实卫家儿矣”。该书又说“胤稹之母，先私于(年)羹尧，入宫八月，而生世宗”。这就使读者糊涂了，雍正究为卫家儿，抑或年家儿耶?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要人们相信哪一个说法呢!卫某为何许人，燕北老人说其妾入侍康熙以后，被召为御前侍卫，则其系无名下人，无法考证其为雍正生父。至于年羹尧， “当抚川时，年未三十”。他出任四川巡抚是在康熙四十八年，可知他应该生在康熙十八年以后，而雍正则生于康熙十七年，后出世的人却成了先到人间的人的生父，世间哪有如此荒诞的事!

柴萼说雍正做皇子时贩卖丝绸到苏州，住在青浦巨盗黄鱼大王金子良家，登基后将金子良捕获，因有一饭之恩而释之。雍正平生只有一次跟随康熙南巡到过苏杭，而且是以公开身份去的，他不可能以贝勒、亲王身份亲自做买卖去松江青浦，因而也不会与巨盗交游。不过这种传言，可能是根据他派人到江浙贸易而编造的。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记载，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派遣喀恰浦到中国定海经商，喀恰浦将货物准备就绪之时，他感到了麻烦，因为“皇帝的次子派商人从北京来此，授权与彼令与英人贸易，并要求地方官员给英国人以便利，该商人甫方到达，另一受皇帝第四子委派的赋有同样使令的商人接踵而至。他们虽然各有自己的打算，但连成一气，以致我们以前的商人深感畏惧，而不敢出面交易”。当时的皇太子胤仍和贝勒胤祺分别派人到定海，与英国人做生意。雍正本人没有去经商，但属下人干了，因而产生他江浙贩卖的传言。

世间传说雍正在皇子时与江湖侠客接交。燕北老人说，雍正为康熙所不喜，漂流江湖，与剑客力士游，结兄弟十三人，长者为和尚，他们武艺绝伦，又研制出“血滴子”杀人利器。这些说法中，把雍正描绘成精通武术的人，这与他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合。雍正把他的武艺与其父康熙做过比较，说“皇考神武天授，挽强贯札之能超越千古，众蒙古见之，无不惊服，而朕之技射又不及皇考矣”。他并不认为自己武术高明。他自己没有独立进行过秋狝，也没有表现过这种才能。他之所以被同剑客、武艺联系起来，大约是因为他在皇子时就同和尚接近的关系，还有则是为虚构他的继位和死亡同侠客有关的需要。

至于雍正的即位，燕北老人又提出了三种说法，一是其生父卫某把康熙传位十四子的遗诏的“十”字改为“于”字；二是他自己进宫窃遗诏，将十四子的“十”字更易为“第”字；三是他把“十”字改作“于”字。改“十”字为“于”字，是雍正在世时就有的传说，燕北老人把这历久相沿的传说及由此而衍化的其他改诏说，一股脑儿取来，这是用传闻异说以媚读者，并非抱着传留信史的态度澄清雍正即位的疑案。

以上出现关于雍正的种种传说，或自相矛盾，或不合情理，均非实录。然而之所以出现这些秘闻，也有其他的原因。

辛亥革命，本以反满作号召，如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推翻清朝后，为巩固成果，亦须继续排满。因此，民国初年关于清史的著述接连出现，研讨清朝的得失。人们痛斥清朝残暴统治和腐败无能，又以汉人的尊夏攘夷观念痛诋清朝皇室，于是什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等疑案相继被大肆渲染。关于雍正的种种无德的说法，也不是完全为他一人而发，其实是丑化清室的需要。把对雍正的传说置于这种背景中考察，则较易明了它的真伪。

上述这些故事的作者，虽有严肃者，但专为迎合小市民心理者不乏其人，以为人们爱听宫中趣事，有皇帝时人们不敢谈论他们，及至帝制取消了，可以无所顾忌了，于是大讲特讲。然而宫闱之事本极秘密，难于得其真、得其详，于是靠传闻，传的人多了，越传离事实越远，以至有的作者自逞臆构之能，将故事越编越荒诞。即如燕北老人，自云其宫中秘事的资料，由小苏拉提供，因辛亥革命后，南方缙绅士大夫多喜谈清廷宫事以为乐，他的记载为许多人借阅，有的竟被披于报端或载入名家笔谈中，到1919年乃受友人怂恿，将其书公之于世。其友人陈鹤炜为之作序，极力称赞他的著作“……宫闱之事，言谈有禁，传闻既少，记载亦鲜，偶或散见各书，大都一鳞一爪，非语焉不详，即传闻失实，从无有有系统而集大成如今之《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者”。又说这本书“搜访既确，去取尤严，无一字不有来历，即无一字不加斟酌”。然而从前引该书叙事可知，他之著书，既不严肃，也不审慎，唯以谈清宫事，迎合某些读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