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子时的雍正，身体很好。他在位的头六年，对自己的健康情况，多次表示满意。他在鄂尔泰雍正五年(1727)正月二十五日请安折上朱批告诉这位宠臣： “朕躬甚好，自去冬以来，外缘顺序，身体更觉好”。在高其倬同年二月初十日请安折上做了大致相同的批语： “朕躬甚安，自入春以来，颇觉诸凡顺适，总皆仰赖上苍、圣祖之祐庇耳”。到雍正七年(1729)四月十五日的请安折上，雍正又批示： “朕躬甚安好，今岁饮食肌肉更觉增长健旺”。现有资料表明，在七年夏天以前，雍正的身体健康状况的确很好，也才支持了他从事日理万机的政务活动。
自雍正七年冬天起，雍正经历了一场大病，险些归西。他对这次生病在八年五月做过一个说明： “朕自去年冬即稍觉违和，疏忽未曾调治，自今年二月以来，间日时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时，夜间不能熟寝，始此者两月有余矣。及五月初四日怡亲王事出，朕亲临其丧，发抒哀痛之情，次日留心试察，觉体中从前不适之状，一一解退，今日渐次如常矣。”雍正在这里说他的痊愈是哀痛造成的，悲痛只能使病人添病，怎么倒好了呢?显然不合事实。果然，一年后孝敬皇后死，他因不能亲视入殓，于是说了他一年多来的病情： “自上年以来，朕躬违和，调理经年，近始痊愈，医家皆言尚宜静摄，不可过劳，因思怡贤亲王仙逝之后，朕悲情难遏，曾亲奠数次，颇觉精力勉强。”他这一次病的时间很长，从雍正七年冬天到雍正九年夏天或秋天，他的病情是寒热不定，饮食失常，睡眠不安，究竟是什么病，说不清楚。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工部尚书李永升到杭州对李卫说： “皇上下颏偶有些微疙瘩”,已经好了。皇上有病与否，臣下是不敢传说的，显然这是在一定范围宣布过的。下颏起疙瘩，是病情严重了，才会对臣下承认。这次病在雍正八年夏秋最重，这时他向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心腹督抚秘密发出谕旨，要求向他推荐好医生。他忙于访求医家，说是为允祥治病，其实是为得了重病的自己。果然有应命者，雍正八年(1730),李卫访得河南省道士贾士芳，密加推荐，雍正于是命田文镜把他送至京城。此人原是京中白云观道士，允祥曾于雍正七年(1729)推荐，召见过他，雍正认为他无用而遣出。他必是有一定名声，李卫才得以闻名而举荐。这次召其治病，他“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开始很见效果，不久，雍正宣布他是妖人左道，要用妖术掌握他的健康，因此将他处死。究竟是什么病，史料没有记载。不过这次病的严重，还表现在他对后事的安排。雍正八年六月， “因圣躬违和”,召见允禄、允礼、弘历、弘昼，大学士、内大臣数人， “面谕遗诏大意”。九月，他将亲自写好的朱笔传位密诏一事告知大学士张廷玉。如果不是病情严重，他不可能在五十三岁时便着手对后事的安排。这次病是怎样治好的，不得而知，但总是让他闯过了死神的纠缠。
这次生病对他的从政有一定影响，自云搞了几个月的“静养调摄”,其间“精神不能贯注”于政务。但是他还是坚持了理事。李卫获知皇帝有病后，奏请他“万几之余，稍为静养片刻”。雍正回复说： “养身之道，不关动静，能养则动未有损，不能养则静亦无益，故曰养身莫如养心，而养心之要，惟贵适理”。在他看来，有病完全靠静养不一定有益。福建总督刘世明也奏请雍正“静摄圣躬”,以俯慰臣民的愿望。雍正不但不听，反而责备他“朕之调养精神，必待外省臣工规谏而后省悟，宁有是理?”雍正八年(1730)和雍正九年(1731)的二月，他还照常举行耕糌礼，亲耕藉田，行四推礼，只是精力不足，把筵宴取消了。
雍正九年秋天以后，雍正身体康复了，以后虽有小病，如十年正月患感冒，随即治愈，这一年，他在田文镜奏折上多次朱批讲其身体状况，正月二十八日的奏折朱批“朕躬今已全愈矣”。二月二十五的奏折批语为“朕躬甚安，夙疾尽除矣。较之去冬更觉调畅顺适，特谕卿知，自应倍喜矣”。三月十五日的奏折批谕“联躬安适如常”,十月初十日的奏折批云：“朕躬甚安。今岁以来，觉健爽倍常，此皆荷蒙上天、圣祖眷佑所致，实为过望”。“实为过望”,是他的心里话，也说明他的身体确实是好了。次年六月添了儿子弘瞻，他自元年生福沛，至此相隔十年得子，说明他的身体比较好。雍正十一年(1733)正月，雍正往遵化谒陵，前后六天。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又谒东陵，表明他身体无恙。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生病，然而在此以前他照常理政，如十八日，与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议事，命哈元生、张照一定要清除苗疆之患，否则拿他们是问。二十日，谕令军机大臣关于北路军营驼马被抢事务，引见宁古塔将军杜赉咨送补授协领、佐领人员。如果说雍正在这时身体已经不好，就不会接见这一类不重要的官员了。及至二十一日也未休息，二十二日晚病剧，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礼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宣布传位弘历，二十三日便与世长辞了。这个对中国历史施与了一定影响、有着传奇性经历的皇帝就这样急急忙忙地撇弃了金銮宝座和热恋的人世。
雍正之死， “实录”中只反映故世的迅速，而为他送终的张廷玉则有其自撰年谱中提供了一点儿新情况。他写道：
八月二十日，圣躬偶而违和，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间。
二十二日漏将二鼓，方就寝，忽闻宣诏甚急，疾起整衣，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于园之西南门，引至寝宫，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海望先后至，同至御榻前请安，出，候于阶下。太医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
依张廷玉之说，雍正于二十日就有病了，然很平常，二十二日白天他还见了皇帝，夜间再奉召入见，就“惊骇欲绝”了。除了惊讶病情急速变化之外，是否还有难言之隐?这是不能排除的。
雍正暴卒，官书不载原因，自然容易引起世人的疑窦，再加上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更易引人猜测，于是不得好死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
关于雍正的死因，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如官书所载，因病而亡，但它对暴死的异状未作解释，令人疑窦丛生。有人认为雍正“是中风死去的”,可惜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值得重视的说法。二是为剑客所刺，此实属无稽之谈，经不起辩驳。三是可能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乎情理之处，然而究属推测，未可成为定论。
雍正子夜死，乾隆、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连夜将他的遗体送回大内，安放于乾清宫，上午八九点时入殓。因死得急骤，缺乏料理后事的准备，当遗体送回大内时，侍从诸大臣，如张廷玉、鄂尔泰只能乘官厩中劣马，或云驮煤的骡子，又要赶路，张廷玉几乎从马上跌下来，鄂尔泰弄得肛门开裂，鲜血直流。到大内后，张廷玉一昼夜水都未喝一口，当夜只睡了一个时辰，鄂尔泰在宫内忙了七昼夜，才得以回家。经过诸人的竭力安排，雍正丧事一切如礼进行。二十七日发表遗诏，九月十一日棺材安放在雍和宫，十一月十二日，乾隆为其父上谥号，曰“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乾隆元年二月定雍正山陵名“泰陵”,雍正二年三月初二日安葬雍正于易州泰陵地宫，初五日以其神主升树太庙。
雍正和其他帝王一样，即位不久就开始张罗他的陵寝。雍正四年(1726),命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山陵事务。因为顺治、康熙陵都在遵化，选择陵址，很自然地就在遵化进行。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雍正命总兵官李楠、钦天监监正明圆带领堪舆人员到遵化勘探地形。四月，允祥等看中了九凤朝阳山地，雍正也同意在这里建陵。但一施工，发现土质不好，雍正说这个地方， “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沙石，实不可用”。于是弃而不用，别寻他处，遵化地方没有中意的，转向北京西南方向寻觅，开始在房山县踏勘，也因“地内皆沙”,不乐采用。后命福建总督高其倬与允祥勘察，高其倬以通晓天文地理著称，撰有《堪舆家言》(四卷),曾去盛京考察过努尔哈赤的福陵。他与允祥相中了易县泰宁山太平峪地方，奏称该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沙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对这里很是满意，认为“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址”。但这里远离父祖陵寝，与建陵一地之理不合。不过雍正主意打定，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就让臣下给他找合理的根据。果然大学士等人奏称，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帝、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分别在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分散在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在易州设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是畿辅之地，离京城不远，完全可以建陵。这样，雍正算是通过了舆论，决定在易州建造陵寝。
雍正迁陵于易州，像他的许多行事一样不好解释。自他以后，其子孙之陵按辈次分设于遵化和易州，在易州的，自然以泰陵为中心，他陵分列左右。因此有人说雍正是自大狂，一切以我为中心，为避免在遵化的偏僻地位和建立自己的陵寝，改筑陵园于易州。这当然是猜测而已。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他迷信风水上。他说别处选的陵址不好，是“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沙土”,既不利他的安身，也不利他的子孙的兴旺，后来道光的陵应设在遵化，业已建成，嘉奖了与事人员，不久穴内出水，道光就改在易州另建。这一事实有助于理解雍正舍遵化而取易州的原因。
在选址的时候，雍正就积极准备工程用料。雍正四年(1726)九月，命把采办陵工所需楠木的事交给有关督抚，动用正项钱粮采买。此种材木主要由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供应，雍正六年(1728)三月，两广总督孔毓珣折奏采办情况，雍正告诉他“一切动用钱粮，宁费毋省”。可见他为自己建陵墓，只要办好，花钱在所不计。陵工所用金砖，由江苏承造，雍
正五年(1727)十月，巡抚陈时夏奏报一定认真造办。陵工所用石料，由房山县采办。
雍正八年(1730)开始建陵工程，至乾隆二年竣工。泰陵包括一组建筑，有矗立“圣德神功碑”的大碑亭，享堂，隆恩殿，方城，明楼和地宫，此外还有一群石像生。泰陵雄伟壮丽，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昔日的森严禁区，今日却成了游览胜地，这自然违背了雍正的意愿，但却使更多的人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