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雍正的政治才能，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比较了解下情；二是比较了解自己；三是建立在这种了解基础上革新时政的抱负。

雍正把他和其父康熙作了一个比较，说他事事不及其父， “唯有洞悉下情之处”,比其父高明。他认为康熙八岁即位，深居宫中，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因为“大小臣工方欲自行其私，又孰肯敷陈其弊；在朕居子臣之位，定省承欢，又有不便陈言之处。以朕为皇考之爱子尚不能言，则皇考果何从而知之乎”。而他自己则有藩邸四十余年的亲身阅历，了解官场和政治实施情况， “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他又因在藩邸时间长，阅历深，自认为“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远过之”。雍正即位之后，他通过奏折制度，派遣侍卫和亲信私访，以及一般的官方公文等途径，了解吏治民情，比较多地掌握了地方的真实情况。同时政事是他亲自处理的，事态的发展变化也就能在他的洞鉴之中。如程如丝贪污案，为年羹尧所揭发，受蔡琏的阻挠，当年羹尧出事之时，雍正命石文焯前往四川审理，石文焯因过去同年羹尧有交往，这时更怕再审出实情，落个包庇年的罪名，就做出了有利于程如丝、蔡琏的奏报。后来蔡案发生，要重审程案，雍正还打算派石文焯去，为了他能秉公审处，给他如下批示：

程如丝夔州惨伤私商一案，汝前番审鞠大有不协之处，今另行审查，或著汝赴川亦未可定。不必惊慌，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处，虽然终受软懦依违之累，有失公正刚方之体，不合为蔡斑所欺，又欲避年羹尧向日之形迹，未免傅会其间，今恐逃坑复落堑矣。

虽然在这件事情中，雍正原有欲诛年羹尧而偏袒蔡琏、程如丝之病，石文焯迎合而为程如丝开释，不能怪罪于石文焯，但雍正了解石文焯、年羹尧关系，洞察他的腑肺，分析他的思想入情入微，无不肯繁。雍正曾让署湖广总督福敏路过河南向田文镜转传谕旨，后发现有讹误，又命浙江观风整俗使王国栋路过开封时加以改正，为此，田文镜折奏，说一般人只知“皇上操生杀予夺之大权而可畏，而不知皇上禀至圣至神之聪明而不可欺”。雍正实在了解下情，不易被臣下蔽锢。

雍正把他同其父作比较，也是对自身的了解，自云洞悉下情，是有自知之明的一个方面。他相信自己政治上成熟，意志坚定，一往直前实施既定的方针。雍正五年(1727),他说：

朕年已五十，于事务经练甚多，加以勤于政事，早夜孜孜，凡是非曲直尚有定见，不致为浮言所动。

他对自己的了解还表现在有较强的自信心上。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直隶总督李级的一份奏折的朱批中，极言自身的见识超过他的臣下。他朱批道：

尔自被擢用以来，识见实属平常，观入目力亦甚不及。朕但取尔秉彝之良，直率之性而已。凡聆朕一切训谕，如果倾心感服，将来智虑自当增长扩充。……尔诚不及朕远甚，何也?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若能精白自矢，勉竭同心合德之诚，朕再无不随事训诲玉成汝之理。倘以为能记诵数篇陈文，掇拾几句死册，而怀轻朕之心，恐将来噬脐不及。朕非大言不惭，肆志傲物，徒以威尊凌下之庸主，极当敬而慎之，五内感激，庶永远获益无穷，尔其钦承此谕毋忽。

雍正要这位有文名而又刚直的臣下服他，这并非他专恃帝王的权威，也非他不知羞耻地大言不惭，因他自信识见在被教导人之上，自信不是庸愚的人主，能够驾驭群臣。他认识自己的地位，懂得做皇帝的难处，他不止一次地讲“为君难”,如说： “若对弊政不加改革，众人会说皇帝懈于政务，若竭力整顿，又会被人视为苛刻。对于言官的意见若不采纳，则是不能受谏，若以其言谬妄而加处分，则是堵塞言路，怎样做才好呢?”他感到这是“为君之所以难也”。他因此铸造了“为君难”的玉玺。这样认识自己的地位，有利于处理政事。他还知道在帝王宝座上，要使自己政策正确，要真正吸取臣下意见，就要反对他们的揣摩迎合，为此屡发谕示： “尔诸臣宜矢公矢慎，共襄盛治，嗣后务宜屏去私心，勿事机巧，凡事只求当理，即合朕意，逢迎之术，断不可用。朕在藩邸，洞悉诸弊，岂有向以为非，至今日而忽以为是耶!”

雍正了解情况，认识自己，就可以制定比较切合实际的施政纲领、方针和政策，而且有能力有信心去实现。正因为他把握了康熙末、雍正初的政情、民情，懂得历史，具有“振数百年颓风”的远大抱负，才能够提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奋斗目标，适时地要求臣下“将向来怠玩积习务须尽改”,从而进行了一番整治、改革。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讲到雍正的才智时说“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值。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