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识才智

鄂尔泰等于乾隆年间编撰的《清世宗实录》中是这样介绍世宗雍正：

天表奇伟，隆准顾身，双耳半垂，目光炯照，音吐洪亮，举止端凝。……幼耽书诗，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原，旁彻性宗之旨。天章溶发，立就万言。书法遒雄，妙兼众体。每筹度事理，评骘人才，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

人臣评论君主多有溢美之词，鄂尔泰等对其人主雍正自也难以例外，不过所说他的才能倒基本上合乎其实况。他说话声音很高，有朝鲜文献可作佐证。《李朝实录》记载该国使臣于雍正元年回国，向国王报告，亲见雍正“气象英发，语言洪亮”。

雍正自幼接受严格的教育，掌握了满文和汉文。他当皇子的时间较长，尽有时间读书，他自己说： “幼承庭训，时习简编。”登基之后，为了“敷政宁人”,继续学习，举行经筵。他把儒家的“四书五经”烂记于胸，并有自己的理解，不像章句腐儒，咬文嚼字，在儒家圣贤的字句里转悠，毫无发明创见。他对这种人也很看不起。如前述对会试“士人当有礼义廉耻”论题的试卷表示不满，说那些贡士们的见解都是老生常谈， “识量狭隘”。雍正

五年(1727)八月初六日经筵，讲官邓德、蔡世远讲解“文行忠信”,雍正批评说，讲章内将文、行、忠、信分为四端，缺乏贯穿的解释，他认为“仁义道德之理见于词章者为文，见于躬行者为行，实有诸己则为忠，诚孚于物则为信。分之固为四端，合之则此一理，圣人四教，即谓之一教亦可”。他把仁义道德的观念贯穿于文行忠信之中，即以仁义道德解释文行忠信，使它们凝为一体，就比那些章句经师讲解高明了。雍正又说，在书经讲义里，谓人君以天之心为心，臣下则以君主之心为心，他认为这同君臣一德一心观念不合，君臣都要以天心为心。人臣以人主的意愿为意愿，本来就是要忠君，现在以天心为心，要对天负责，这是对臣下的要求更高了。对于儒家讲的智、仁、勇，雍正也有他的理解，他认为：

圣人统言智、仁、勇，乃一贯之义，如遇有益于民应行之善政，见得透彻，即毅然行之，则是勇以行其智，勇以全其仁，智仁勇未尝非一事，若将三字误会，恐涉于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奸徒之智，反将圣人之言误解矣。

雍正看清智、仁、勇三者的联系，以其之智，认识教和刑的相辅相成关系，所以他“治天下，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

雍正因熟于儒家典论，所以能熟练地应用它“敷政宁人”,教育百官。如在豫抚石文焯雍正二年(1724)二月的一份奏折上批道“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宣圣所以听言必观行也。积年老吏之习，不合封疆重任之体，总要规模弘阔，志虑精白，不屑于市恩避怨，方为无忝厥职”。在此，雍正是用孔子的话教育属下改变积习，言行一致。一次石文焯奏报严查白莲教一事，雍正批示“涓涓不塞，流为江河。所以圣人谨于防微杜渐，若不除之于早，其害必致蔓延，此事慎毋泛泛视之，一者整齐风俗，洁清地方，二者抑邪扶正，消弥祸患于未形也”。山东巡抚岳溶折奏给予赴粤教种旱田的农人的旅费及家口安置情形，雍正要他从丰赡给，朱批中指示： “孟子云上农夫食九人，则是众口所赖者，唯此一夫，今离乡远出，所给银两办装可矣，养家之资或恐不敷耳”。雍正七年(1729)六月初四日，广西巡抚请安折得到的朱批是“朕躬甚安，今岁愈觉健壮，此皆蒙我皇考圣灵佑庇之所致。诗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朕三复斯言，增感曷已”。

经学、史学是相联系的，雍正不仅洞悉经学也很谙熟历史，当政期间，能吸取前代经验，改善和加强他的统治。清朝以前，对历代帝王的崇祀，只及开创之君二十一人，从祀的功臣也只有三十九人。雍正认为那些虽非创业的君臣，也有统治经验值得吸取，值得尊崇，他说：

三代以上，若夏启之能敬承，殷之太甲、太戊、武丁，周之成王、康王、宣王，颂美诗书，光耀史牒。三代以下，英君哲后，或继世而生，则德教累洽，或间世而出，则谟烈崇光，胥能致海宇之乂安，跻斯民于康阜，嘉言传于信史，善政式为良规。至凡蒙业守成之主，即或运会各殊，屯亨不一，苟无闻于失德，咸帝命所宠绥。

至于历代名臣， “亦皆川岳钟灵，为时辅佐，功在社稷，德协股肱，比诸从龙之彦，何多让焉”。

因此，增祀守成的帝王一百四十三人，功臣四十人，并作《历代帝王庙碑文》,以记其事。魏征谏唐太宗，上“十思疏”,希望君上知足自戒，止兴作以安民，谦冲自牧，慎始敬终，虚心纳下，去谗邪，慎刑法。雍正认为魏征君臣论治，需要吸取，亲书“十思疏”,置于屏风，朝夕观览，又亲书多幅，颁赐予田文镜等宠臣，以便君臣互勉共励。除此之外，他借评论历史人物、事件、制度，以训诲臣下之处尚多。如赐户部“九式经邦”匾额，赐文以周制要求户部忠于职守“《周礼》以九式之法均节国之财用，职綦重焉，尚其平准出纳，阜成兆民，毋旷乃守”。

雍正才是倡三教同源之说，学兼佛老。他能崇佛用佛，乃因通于佛学。

就自然科学而言，雍正说在皇子时代，奉其父之命，教习裕亲王福全之子保泰“经书算法”。那时的保泰年少，可想所学算法不过是初等的，其实雍正本人对此所知亦十分有限。大体说来，雍正的自然科学知识远不及其父，也不及于其兄允祉、其弟允禄等人。他迷信天人感应说，不可能深入钻研和相信自然科学，相反，他用自然科学的知识为他的敬天愚民政策服务，说搞天文律历，“用以敬天授民，格神知人，行于邦国，而周于乡间”。

雍正极其迷信神鬼命运。办事一定选择黄道吉日，如岳钟琪西路军大本营迁移，由雍正看历书选定，通知移营时间、日期。有的地方官赴任雍正也给他择定出发日子。他事事讲求吉祥如意，大臣出行，赐予如意，每到过年，诸王大臣向他进呈如意， “取吉兆之意”。他笃信八字，如他知道年羹尧的八字，有一次年要进京陛见，雍正没批准，而向其说明不准进京的理由是， “有看八字人说年熙不宜你来”。又告诉年“你的真八字不可使众知之，著实审密好。番僧中镇厌之事，实不能侵正人，虽属荒唐，然亦说不得全无，未免令人心彰些”。这是怕被人知道八字，遭仇家厌胜。他又要求年羹尧把岳钟琪的八字告知于他。他还要鄂尔泰报告八字，鄂尔泰觉得这是受到皇上极大关怀，他则告诉鄂尔泰：因你身体弱，故要你八字，看你的寿数，今知竟是“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全愈矣”。因信八字，和算命的便有不解之缘。有个浙江人史瞎子，名声很大，所谓“言休咎奇中”,有人把他推荐给雍正，可能奏对时说了不中听的话，被发遣到辽左为民。

雍正文思敏捷，在日理万机之中，亲自书写朱谕、朱批，少则数十字，多则上千言，都是一挥而就。他的朱谕，从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所见，书写都很整洁，文字流畅，间有口语，很少涂抹。朱批、朱谕不是为作文，也不是为发议论，是处理政事，于行文之中，说明他对某事处理意见，全系政事内容，更可见他的才思和从政能力相一致。朱批、朱谕是这两方面才能的结合。从以下两件给年羹尧的朱谕中便可看出一二，一件是：

使臣中佛保等回来所奏之折，抄来发于你看。未出尔之所略。但你临行之奏，待他来人少轻淡之论，朕少不然。朕意仍如前番相待，何也?今换人来矣，想策汪疑根敦，与事无益，二者朕总实在推心置腹，不因彼变迁而随之转移，总以无知小儿之辈待之，体理复彰，你意为何如?再其所请求之事，逐款当如何处，将你意见写来朕看。他如此待留罗卜藏丹津之意，你意为何如?他的人来，一路上仍加意令其丰足感激，可速谕一路应事官员知悉。再他又向藏之论，此信未必也。可速速详悉逐条写奏以闻。特谕。

从原件可知，这二百余字中，只抹去“料”字，改为“略”字，再则加了“如”“此”二字。另有一件是：

都中一切蒙古王子、台吉和喇嘛闻郭隆逆僧一事，皆大有敢怒而不敢言之色，此种愚顽总不论是非情理，迷惑于此无理之道者，实不可解。并拉什、特古特等闻之，皆为之辨(变)色，虽口中挫挣云是，光景甚属可笑。因此，朕之佛法实超出于此辈庸僧，时将正经佛法开导他们众蒙古王子、台吉等好几次矣。然皆有貌感而心不然之景。虽然你知道了，北边一带蒙古之众心亦不可不照顾。朕借此机会亦欲言明正经佛法，严敕喇嘛护教，当端其本，敬僧必择其人，连京中一切庸俗番僧，皆严示一番。特令你知道留心，但再若如有如前当行处，亦不可因此姑容。善后之策，甚属紧要，不可因小而误大，图缓而略急。朕之闻见，全谕你来，你知道后只管相时度机而行，你的见识再不得错的，朕信得及。

全谕约三百言，从全文上看只涂改一字，添增十余字。雍正在一天之中如此朱批很多，因是处理政事，当然一定很认真，一定要深思。但一天处理那么多政事，写那么多朱批、朱谕，不可能在每一篇上用很多时间。所以还是他才能出众，思路清晰，援笔立就。

康熙皇帝的皇子们多擅长书法，康熙三十八年(1699),王士祺看到允祉的作品，赞叹“遒美妍妙”,又说“东宫暨诸皇子皆工书如此，盖唐宋明以来仅见之盛事也”。这就把雍正也包括在内了。雍正元年八月，《景陵圣德神功碑》碑文撰成，雍正命善于书法的允祉、允祐和翰林院中书法精妙者书写。他说自己学过康熙的书法，得到其父的“嘉奖”,这时也书写一过，以便与诸臣比较选择，以供刻石。他说这不是“自耀己长”,不过是为表示对其父的恭敬。显然，他自认为有精于书法的特长。据记载，康熙欣赏他的书法，每年都令他书写扇面，多达一百余幅。他留下的手迹很多，大多是小字行书，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赐年羹尧宝石的朱谕、命宠信督抚推荐懂得医学的人的谕旨等原件，均可看出他运笔流畅、娴熟，结构严整的书法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