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1727),雍正批评浙闽总督高其倬优柔寡断：

观汝办理诸务，必先将两边情理论一精详，周围弊效讲一透彻，方欲兴此一利，而又虑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弃此一利，辗转游移，毫无定见。若是则天下无可办之事矣。夫人之处世如行路，然断不能自始至终尽遇坦途顺境，既无风雨困顿，又无山川险阻，所以古人多咏行路难，盖大有寓意存焉。凡举一事，他人之扰乱阻挠已不可当，何堪自复犹豫疑难，百端交集，如蚕吐丝，以缚其身耶!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摇动，操此坚耐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及事成后，害者利矣，非者是矣。无知阻挠之辈，不屏自息矣。今汝则不然，一味优柔不断。依违莫决，朕甚忧汝不克胜任，有关国家用人之得失也，奈何!奈何!

由此可见，雍正教诲臣下，办事要拿定主意，不能瞻前顾后，游移不决，莫衷一是。这一朱批贯穿了反对优柔寡断思想，表明雍正主张办事不怕艰难，不顾阻挠，认准了就干。从而说明他具有刚毅果断的性格。

他的这一性格特点，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决策果断。对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果断做出裁决，即如黄炳创议实行摊丁入粮，他认为时机不成熟，没批准。数月后李维钧又提出来，促使他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及至议出实施办法，立即决策施行。又如诺敏倡议火耗归公，遭到廷臣的强烈反对，他表示支持诺敏，朝臣只好退了一步，希望先作试行，雍正却说可行就行，试什么，于是全面推行。拖泥带水，颠三倒四，犹豫不决，和他的性格不相容。他办起事来，说干就干，干就像干的样子。如他为推行新政策和整顿吏治，大批的罢黜不称职官员和破格引用人才。别人批评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他也毫不顾恤。正是由于他这种坚毅性格，才使他冲破了反对势力的阻挠，坚定地实施着他的方针政策。而且凡是开展了的事情，他就坚持下去，力求达到目的，所以他的重大的社会政策都没有改变。

雍正的刚毅果断，同他的急躁毛病是相关的。他自己说父皇康熙训诫他遇事时要“戒急用忍”,他就把这个教导书写出来，置于居室，以便朝夕观览。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他就对辅国公阿布兰的态度检讨自己，说没有详察而急于起用阿布兰，及其犯罪又不能隐忍，就是没有实现“戒急用忍”。康熙早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评论他的众皇子们时，说雍正幼年“喜怒不定”,雍正认为自己已过而立之年，居心行事，性格已经稳定，不再是幼时喜怒无常的情形，特向其父说明，并请求不要把这个谕旨记载在档案里。康熙说这十几年来四阿哥确实没有这种情况了，可以免予记载。雍正少年时代忽喜忽怒，后来是否改变了，暂且不说。这喜怒不定，是性情乖僻，可能是神经质的表现，也可能是心境不佳，情绪不安宁，遇事会狂喜狂怒，也是脾气暴躁的表现，因而感情说爆发就爆发出来。所以康熙说他喜怒不定，要他戒急用忍，都是批评他性情急躁的毛病。

其实雍正很注意改变自己的急脾气，在给李级的朱批中写道“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就是说，多年来，在重大的事务中，以坚忍的毅力锻炼耐性，克服急躁毛病。在储位斗争时，搞《悦心集》,研究佛学，就是动心忍性的表现。做皇帝后也留心不犯老毛病。雍正三年春天，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广开沟渠，雍正以开沟不是不可等待之事责备他，说他急急忙忙去做， “殊属悖谬”,又警告他，你不怕做贻笑于人的督抚，“朕不甘为轻举妄动之人主”。

但是他轻举妄动的事并不少，像强迫闽粤士人学官话，坚持朔望宣讲《圣谕广训》,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对待官员，也常常是喜怒不定。如对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原是赏识提拔，在他于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写的折子上批云“所奏甚是，但勉行以践所言可也”。不久，丁士杰借执事给回乡的少詹事陈万策使用的事，被雍正知道了，把他交部议处，丁士杰又上一折为己辩解，这下激恼了雍正，在朱批丁士杰折子上说他借执事的“隐微之处更不敢不为我皇上直陈”,雍正就此朱批“无耻之极”。丁士杰说他对上司“并不知如何逢迎”,朱批“不知逢迎上司，惟知曲意逢迎钦差，其罪更甚”。丁士杰说“臣立意自矢，时存无欺隐之心，亦不敢萌一逢迎之私”,朱批“好无欺隐” “好不逢迎”。丁士杰又说“逢迎之事，不惟目前不为，即臣终身实断不可为也”,朱批“可谓天良丧尽矣”。丁士杰说他因不知陈万策的狂妄行为，所以没有纠参他，朱批“看尔光景，小人之福有限矣”。在此行间批外，雍正又在折尾写道“观尔不知悔过，不知愧愿，一味强词饰辨，必不知感朕恩遇，愚贱小人之态露矣， ‘卑贱无耻’四字当深以为戒，莫令人指唾”。“无耻之极” “天良丧尽”,其言苛刻至极。但是，十几天之后，也即二十六日，丁士杰奏报福建仓储情形的折子上，雍正又夸奖了他“尔奏甚属可嘉，一切皆似此据实无隐，乃报朕第一著也，勉之，朕甚嘉尔之存心立志”。丁士杰随即获知，陈万策之事使他降三级留任，于是在五月二十八日具折谢恩，折中说“臣闻命自天，愧感无地”。雍正朱批“若再愧为数事，恐不能有感之一字矣”。丁士杰又表示今后“恪遵慈训，终始如一，以仰答高厚之恩于万一”。朱批则说“朕因尔向不欺隐，所以训尔终始如一，但饬尔痛改前非矣”。陈万策是正四品的中级官员，丁士杰是从一品的大吏，丁士杰借给他轿舆执事，原是碍于情面，谈不上有意逢迎，他的奏辩原合情理，而雍正原认为丁士杰忠诚，而隐蔽陈万策在乡活动不报，就生他的气，及至看到他的辩解，气上加气，于是指斥激烈，言辞过邀，等到他有所觉察之时，便在丁士杰的谢恩折中就改过来了。由此可见，雍正在气恼时自己也不能克制，仍有暴怒的毛病。他有时好走极端，说话很不反映实际，以之办事就会出问题。即位之初，对朋党痛恨至极，在《御制朋党论》里大肆伐挞宋人欧阳修，说他的君子有党、小人无朋的说法造成后代的朋党之风，因此，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雍正对欧阳修发这样大的火真是没来由的，因此，他的臣子在为他撰写《实录》时，将其说欧阳修造成朋党流毒的话删掉了，把“诛之”一句，改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另据载雍正有一天看戏，演的是郑儋打子，看得高兴，便赐予伶人食物，该伶人受宠若惊，遂与雍正攀谈起来，因剧中主角是常州刺史，就问今日常州太守为谁。雍正一听勃然大怒，一个贱优，怎敢问起长官!不加惩治，形成风气还得了，立即将伶人杖死。由此可见，雍正仍有好激动的毛病。但要知道天子之怒虽未必流血千里，但仗死个人倒是常事。

雍正皇帝当政后期，指责一些疆吏轻于改变旧制。他说： “常见督抚提镇等于莅任之初，或轻听人言，或自凭臆见，率尔具奏，更改旧章，不计事之永远可行与否，及至再经条奏，仍复旧规，多费曲折，地方官民未必不受更张之扰累”。其实，他很可以反躬自问，正是因为他锐意改革，有的人搞迎合，经过申请，由他批准实行，所以这些官员犯的过失，正是由他促成的。他的急躁病应是出现此种败政的原因之一。

有人批评雍正， “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人指斥他“以黑为白” “群臣莫能矫其非” “为人自圣”。归纳这些评论，无非是说雍正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臣下的建议。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符合事实。雍正对许多问题的决策，事先都同有关官员商讨，就中他进行考虑，吸收众人的意见。前述在朱批奏折中讨论政事，已说明了这一点。他对于有些事情中的错误也是乐于承认的。年羹尧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在多种场合表示自己识人不准，用人不当。两广总督孔毓珣因与年羹尧有往来而引罪，雍正则说“朕无识人之明，误宠匪类，正自引咎不暇，何颜复株连无辜”。再如，雍正四年九月，甘肃巡抚石文焯建议在该地开炉铸造制钱，以便禁绝私钱，雍正朱批不同意，不久，在石文焯的十一月的一份奏折的批示就改变了态度，他写道： “禁止私钱一事，果如所议，钱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区画甚属妥协。彼时朕虑未周详，故谕暂缓，今已准部议矣”。雍正对他的纳谏问题向大臣做过表白： “朕非文过饰非之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果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由此可以看出，把他完全看成是文过饰非、刚愎自用的人，的确与事实不合。但是他确实也有过于自信的事实。他以为通过各种渠道完全掌握了下情，其实有的官员的报告是道听途说，不足为信，他却因之对事情作出错误判断。

总之，雍正的性格，主要是刚毅果断，急躁和喜怒不定是老毛病，虽有所警惕、改正，但是极不彻底。他刚毅，但不愎拧。自信，然而有点过分。

雍正的刚强果决，产生雷厉风行的作风，办事迅速，讲究功效，所以他即位就开展革除积弊的活动，时间不长，就取得一定的效果。他的急躁使他的果断不能完全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对有的问题分析不够，行动上便陷入盲目性，于是事情受到挫折，或开展不下去，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犯了轻举妄动的毛病。自信心有助于他坚强果敢，自信太过，作为皇帝，就容易阻塞言路，影响政治统治的效果。

雍正的才能、性格，对于他的政治的出现，给予了极的大影响，使雍正朝有其个性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