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用人思想原则之外，雍正还有一套宠信驾驭的办法，最常用的是赏赐，如赐世职，加衔，加级，加记录，赐四团龙补服、双眼花翎、黄带、紫辔，赐“福”字，赏书，赏赐各种食品、药物、人参，以奖励“公忠奉职，勤慎持己”的官吏。

雍正对一些官员的身体健康情况表示关怀。雍正元年(1723),湖广总督杨宗仁因病奏请命其子、陕西榆林道杨文乾到武昌侍养，雍正不仅准奏，为使杨宗仁安心养病，给杨文乾加按察使衔，又派深知为好医官的御医赵士英随往为杨宗仁诊治。雍正三年(1725)七月，两广总督孔毓珣折奏广东按察使宋玮“才守兼优”,可惜有病，恰在他的奏折未到之前，雍正已命宋玮赴京引见，及见孔折，即命宋暂停来京，告诉孔毓珣，转告宋玮：等病全好了，可以走路了，再前进， “切勿任伊勉强扶病而行”,免得赶路把他拖垮了。这是因爱才而怜惜之。十一月，孔毓珣折奏宋玮已痊愈起程，雍正知道了很高兴。雍正八年(1730),浙江按察使方觐调任陕西布政使，上任途中病倒了，雍正要他回家好好休养，等候派遣的御医前往看视，并告诉他陕西藩司之职已另委他人，要其痊愈后即行报告。除官员本人之外，雍正还关怀到官员的家属。陈时夏在封丘罢考事件中被革职，两年后却升为江苏巡抚，他是云南人，愿将八旬老母迎养任所，雍正就令云南督抚把陈母送到江苏，并且指示“起身日期一听其母之便，在路随意歇息行走，不必因乘驿定限”。如此优宠，就是要陈时夏尽力办事，他直言不讳地说： “朕既擢用陈时夏，欲其宣力以报朝廷，自不忍令伊垂白之母睽违数千里外，两相悬切”。雍正四年(1726),雍正见河南禹州知州孙国玺，问他寡母的年龄，要他俟其母至八十岁时奏请御赐匾额。雍正六年(1728),孙国玺任

台湾道，因这个职务不能带家属，就将老母寄居漳州，并将此情折奏雍正，雍正为使他能够迎养，改任他为福建盐驿道。雍正十年(1732),孙母已届八旬，孙国玺遂为其母请求匾额和诰封，然而雍正大变其调： “朕初期望于汝之心实惟天鉴，岂料汝如是负朕深恩也。今日不但汝母匾额无须启齿，汝若不痛自悛改，仍循洁己沽誉欺蒙隐饰辙迹，身家性命，目前难保，累及汝母，尚在未定。具何心胆面皮，辄敢冒请封典耶!观汝此奏甚属妄诞，可恶之至!”雍正因他沽名钓誉，不实心办事，收回了给他母亲恩典的诺言。由此可见，雍正关怀臣下，一则是为赏功；一则也是驾驭手段，使臣工感激莫名，效忠图报，稍或不谨，便是严词呵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