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贤和才的取余上，还有更为深入的考虑。自从司马昭给官员提出“清慎勤”三字要求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皆奉之为圭臬。大清康熙皇帝也不例外，而其子雍正皇帝却提出了异议。他在论巡抚的职责时说： “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唯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若无包罗通省之襟怀，统驭群僚之器量，即为不称厥职”。又指出“凡事当务大者远者，若只思就区区目前支吾，以尽职任而已，未有不顾此失彼，跋前踬后者，当努力勉一大字”。他视清(廉洁奉公)、慎(忠诚谨慎),勤(勤劳王事)为高级官员的基本要求，另外还要求他们胸有全局，目光远大，办事瞻前顾后，能够驾驭属员，即要兼有才能与忠于职守的品德。署理湖广提督岳超龙在奏谢折中表示“唯有益思正己率属，砥砺官方，以仰报高厚之恩”。雍正告诉他，即使做到了正己率属， “若不知训练兵丁，涤除陋习，不过自了一身而已，与木偶何异，旷职之愆，仍不能免”。他说得很清楚，即身为提督大员，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领属下清正廉洁固然很好，但若不能将军队训练好，把从前的弊病革除掉，这样的人品行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起不到他所担任的职责的作用。他以这个标尺衡量湘抚王国栋，认为王“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于是将之内调，并以此教育其后任赵弘恩。直隶巡抚李维钧考查吴桥知县常三乐， “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拟将其改任不理民事的教职，报吏部审批。吏部认为，既说常三乐“生性懦弱，必有废弛实迹”,而李维钧又不实指纠参，不予批准。李维钧感到常三乐清廉并无劣迹可议，但不称职，不便留任，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于是奏请雍正定夺。雍正回说，这事很好办，就照他“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参革”。如此看来，有德无才的官，在雍正手下难以得到重任。

一个政权机构对人员的使用，有许多规章制度，雍正去庸人用才干的方针，同清朝的一些固有规则发生了矛盾，但他以不惜破坏定制的精神贯彻自己的原则。他表示“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又说“唯期要缺得人，何论升迁之迟速，则例之合否耶”。那些关于官员除陟的规则，主要内容是资历、出身、旗汉区别。他虽不取消有关规定，但在实行中加以变通。雍正元年(1723),雍正向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遇有为有守贤能之员，即行越格保题，以示奖励。如此则官吏劝而民心悦，地方有不改观者乎?"主张不要按资历升转，越级提拔贤能官员，以鼓励官员奋发向上。雍正二年(1724),雍正要充任布政使，命田文镜推荐能够担当这种职务的人，他指示“若有才守兼优堪任藩司之职，为尔素所深知者，密举二三员来，以备选擢，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雍正七年(1729),命京官学士，侍郎以上，外官布、按以上，各人密保一人， “将其人可胜督抚之任，或可胜藩臬之任，据实奏明。不必拘定满汉，亦不限定资格，即府县等员，官阶尚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吏，亦准列于荐牍之内”。由此可以看出，准荐府县为督抚，真是要破格选人才。雍正十二年(1734),赣南道缺出，雍正命署理两江总督赵弘恩在属员或了解的官员中， “无论越衔与否，拟定一员”,折奏请旨，以便任用补缺。雍正在位期间，一直注意把有才能的人迅速地提到重要职位上。

事实上，人们的出身，无论是科甲的或门第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其前程和才能的发挥。雍正也重视官员的出身，但有分寸。他说：

国家用人，但当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朕即位以来，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贤无方，不可谓科甲之外遂无人可用，倘自恃科甲而轻忽非科甲之人，尤为不可。自古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见有**检逾闲者。……

在此可以看出，雍正有意压抑一些科目人，这在科举时代，实属少见。

雍正任用才力官员，自然对年老多病的官员表示反感和不能容忍。元年，在指示湖广总督杨宗仁越格荐人的同时，要他考查属员，将“贪婪酷劣及老病无能向来苟且姑留之辈，尽数纠参”。雍正十一年(1733),责备兵部堂官将“年力衰迈”的郎中间尔哈图、玛绅不行清理，他说“此等人员留于部内，不但于部务无益，且碍后进之阶”,命他们按原品休致。同时传谕各部院衙门，如“章京、笔帖式内有此等年老衰迈、人平常者即行奏闻”以便休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