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打击政敌，残酷无情，但对一些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只要不同政治斗争相联系，不但不迫害，照旧予以使用和信任。朱轼，康熙末为左都御史，雍正即位，封太子太傅，雍正二年(1724)命兼吏部尚书，赐诗，云“忠岂惟供职，清能不近名。眷言思共理，为国福苍生”。希望在他辅佐下治好国家。但是朱轼与雍正政见相左，反对耗羡归公。雍正三年(1725),雍正用他为大学士，还要他教育皇子弘历等人。他同雍正的一些主张唱反调，雍正知道他的思想，但仍然重用他。

太原知府金钊共也反对耗羡归公，雍正却很快提升他为广西按察使，寻即擢为巡抚。曾静案子中，他清查军流人犯在广西散布反雍正的流言。他既得到雍正的信任，也极力为主子效劳。

侍郎沈近思反对火耗提解，雍正仍重其为人，赐诗赞许他“操比寒潭洁，心同秋月明”。

沈近思反对雍正崇佛，雍正并不为意，他死后，加礼部尚书、太子少傅，遣官往祭，又以其子幼，令吏部派司官经理丧事。另一反对耗羡归公的御史刘灿，雍正始初认为他有私心，改授刑部郎中。后见他“居心尚属纯谨”,升之为福建汀漳道。雍正五年(1727),他因漳州府及属县仓米短少，揭报督抚，文书被府县截回，他气得以头撞壁，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密参他浮躁有失体统，雍正却说他是感恩图报心切而忘掉了礼体，倒是肯实力任事的表现，没有什么大错。雍正七年(1729),李元直为监察御史，上任八个月，疏奏数十上，其一对满汉大学士等均有指责，说“朝廷都俞多，吁啸少，有尧舜，无阜夔”。意即朝中只有赞同，没有争论，名虽谴诘廷臣，实亦涉及皇帝，雍正问他：没有阜夔臣子，哪来的尧舜之君。不过雍正认为他没有恶意，告诉他“汝敢言自好，嗣后仍尽言毋惧”。恰好广东上贡的荔枝送到，雍正即赐数枚，以表彰他正直。不久用他为巡视台湾监察御史，雍正亲自取时宪书，为其选择上路的日子。李元直陛辞之时，雍正说他肯定不会贪赃，只怕“任事过急”。雍正即位不久，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上疏言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在储位之争余波未熄的情况下要求“亲骨肉”,自然是逆鳞犯讳的，果然雍正大怒，责问翰林院掌院学士为何容此狂生，朱轼在侧说，此人诚然狂妄，但臣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沉思了一会儿大笑说，我也不能不赞赏他的胆量，即拔置为国子监司业，且谕九卿： “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直言极谏，朕不惟不怒，且嘉悦焉，尔等且以为法。”随后用他为祭酒、顺天府尹，侍郎。雍正七年(1729),雍正鉴于生监请人代考的弊病，令自首，可免罪。御史陈宏谋奏，这样做将使胥吏查访，滋扰地方，不如宽其既往，禁其将来，不必令自首了。雍正开始不接受，和他辩论再三，最后认为他识大体，立加表彰，当时山西乡试主考已定了人选，雍正改令他去，试毕复命，雍正命他以御史衔知扬州府事，允许他密折言事。

自古帝王多用南面之术，越是那些有作为的君主用的越高明。雍正说有人攻击他“权术御下”,向大臣表示“君臣之间唯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其实，他说的与做的不一样。他善于用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如年羹尧案件之初，雍正在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上批示“隆科多止论尔操守平常，而年羹尧前岁数奏尔不学无术，必不能料理河务”。用挑动他对年羹尧私仇的办法，揭发年羹尧。对待允裸集团，雍正实行的打拉策略，这虽是政治斗争中采取的手段，但也反映雍正的驾奴之术。雍正曾说用人之难，以允裸为例，说“廉亲王其心断不可用，而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政敌的领袖当然不能用，但又必须用，这就看驾驭术的精疏了。雍正成功了，也表示他的权术之高。

雍正即位不久，就有人批评他用人不得法。雍正元年二月，他愤愤不平地说： “外间匪类捏造流官，妄生议论”。 “且如发遣一人，即议朕报复旧怨” “又如擢用一人，即议朕恩出于私，以新进加于耆旧之上”。随后，有人说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他处分臣下，也有人不服，比如黄河清时诸臣表贺，云南督抚杨名时和鄂尔泰的贺表都不合规格，通政司题参，雍正把杨名时交吏部议处，对鄂尔泰则免予察议。同时犯的同一性质的错误，处理竟然两样，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对此，雍正为如此处置进行辩解：

观人必以其素，不以一事之偶差而掩其众善，亦不以一端之偶善而盖其众愆。或为有心之过，或为无心之失，朕无不悉之体之。……鄂尔泰公忠体国，其办理之事，陈奏之言，悉本至诚，恺切之心，以为事君之道，此等纯臣，求之史册，亦不多觏，故其本章错误之小节，朕不但不忍加以处分，并不忍发于部议。至于杨名时，巧诈沽誉，朋比欺蒙，从不实心办事，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今若因恕鄂尔泰之事，而并宽杨名时之过，则赏罚不当，于朕公平待下之道转失之矣。

如此看来，雍正把官员分为两类，区别对待，他所认为才德兼优的，辄加重用，升迁较速，对他们的一般过失，给予教导，而不作处分；若是沽名钓誉、洁身自好，庸懦守旧的，动辄申斥，加以处分，以致降调，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