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拜孔子
雍正对孔子的尊崇，超越于以往帝王，做人所未做，言人所未言，是雍正留于后世的特性之一。
雍正元年(1723)三月，雍正追封孔子先世为王。他说，天地君亲师是人人所至为尊重的，而阐明天地君亲大义的则是教育，教育又以孔子为最优，所以自幼读书，就极其崇敬他，但孔子既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已脱离人臣的封号，没有办法再尊称了，因此决定追封孔于五世先人。把他们由前代封的公爵，改封为王爵。雍正二年(1724),雍正将“幸学”改称“诣学”。他在举行临雍释奠礼以前，谕告礼部，过去帝王去学宫，称作“幸学”,以尊帝王之巡幸，这本是臣下尊君的意思，但“朕心有所未安”,以后凡去太学，一应奏章记注， “将幸字改为诣字，以申崇敬”。同年六月，曲阜孔庙火灾，烧了大成殿及两庑，雍正命工部堂官赶去兴修。
雍正三年(1725),雍正命对孔子的名讳像如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凡地名姓氏均加改易。雍正四年(1726),雍正亲书“生民未有”四字匾额，悬挂于天下学宫。为曲阜孔庙书写“德冠生民，道隆群圣”对联，并书大成殿榜额，还应衍圣公孔传铎之请，为《圣迹图像》作序文，亲自书写。除此之外，他还亲祭孔子。过去帝王在奠帛献爵时，从不行跪拜礼，雍正径行下跪，事后告诉礼部和太常寺官员，他不按照仪注所定行礼没有错误，因“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由此可见，雍正是把孔子真正当作老师来对待了。雍正五年(1727),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圣诞，其典礼规格同于康熙圣诞节，这一天禁止屠宰，命天下虔诚斋肃。孔子诞辰祀典，过去本为中祀，至此改为大祀了。雍正八年(1730),雍正以圣庙执事人员没有爵秩，不足以光祀典，因特设执事官，三品的二员，四品的四员。这些人员由衍圣公在孔氏子孙内拣选，报礼部备案。同年十月，曲阜孔庙大成殿修成， “黄瓦画栋，悉仿宫殿制”,所用器皿，皆由宫中颁出，用银一百十五万两。雍正命皇五子弘昼、淳郡王弘景前往参加落成告祭典礼，弘昼回京复命，奏报孔林围墙倾圮，雍正又遣官往修。
雍正如此尊敬孔子，他认为，讲君主从孔子学说得的利益最多，所以才极力尊崇他。孔子思想，教人各守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三纲五常”一实现，没有犯上作乱的，君主的统治就安稳，当然是帝王从中受益最多了。过往人们只讲遵循孔子名教，使风俗端淳，于民有益，不懂得对君主的好处更大。雍正体察到了，又公开地讲出来，这有其坦诚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在孔学与维护君主统治的关系上，他比大多数封建统治者要认识得深刻。
雍正对于儒家的思想，也有他的理解，并且超出常人之外。雍正五年(1727)会试，出的论题有“士人当有礼义廉耻”,雍正看了试卷，认为贡士们所答， “皆词章记诵之常谈，未能真知题中之理蕴而实有发明”。批评他们“所言止于仪文末节而已，非礼义廉耻之大者也”,他认为礼义廉耻所指甚远，所包甚宏。他说所谓礼，若讲究进退周旋、俯仰揖让，这是小礼，“化民成俗，立教明伦，使天下之人为臣皆知忠，为子皆知孝”,这才是礼的本意。至于“义”,主要是讲开诚布公，**平正直，使天下之人无党无偏，和衷共济；讲信用，不欺人，谨言行，这是对义的狭隘理解。做官的不吃喝老百姓的东西这是小廉，而真正的廉，是要善于理财，教民务本崇俭，做到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地自容。“耻”,对不同的人，要求也不一样，作为人君，当以一夫不获其所为耻，而人臣则当以其君之不为尧舜为耻，一般百姓以不失言于人、不失色于人为耻，则是耻之末意。他的结论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有致君之责，不可徒知小节而不懂它的大义，拘于小节，检束一身，不敢担负天下重任，这是小民的行为，而不是士人之道。由此可见，雍正是从君主的需要出发，解释儒家的思想，使它更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雍正宣传儒家思想，重要的途径当然是学校教育和科举。雍正以前的乡试、会试，各考三场，头场试题从“四书五经”里出， “四书”题由雍正皇帝裁定，二场作策论、判文、表文，三场作经诗时务策。三场中最重要的是头场，解释“四书”经文。雍正取士，第一重视“四书”文，雍正十年(1732),敕谕负责科举事务的礼部： “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在他看来，只有“四书”才是检验土子真才实学的标准，加以提倡。他要求“四书”文一定要做得“雅正清真”, “雅” “清”当指文章优美，分量适中， “正”是思想纯正， “真”是讲解真切，符合儒家圣贤的原意。他的这个要求，针对科场文风而发，他感到当时“士子逞其才气辞华，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要求考官衡文，“支蔓浮夸之言，当所屏去”。以科举衡文制约文风。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考“四书”,是以他的注释为标准，雍正重“四书”文，要求士子按照朱注观点，发表议论。但是科举早已成为人们入仕的敲门砖，以“四书”为内容的八股文已经不可能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的文体了。
沈近思上疏说， “近来士子惟知习学时文(“四书”文),以为梯荣之具，身心民物，久置度外”。虽然这是早已存在问题，但是它的严重程度加剧与雍正的提倡有很大关系。后来乾隆也如其父以经义取士，敕命学士方苞选辑了《钦定四书文》,颁布为标准。经过了两代皇帝的倡导，于是士子“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把通晓经典和古今之变的看作“杂学”,写作诗古文辞的目为“杂作”,不精于“四书”文的不被承认为有学问。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学风，把人束缚于“四书”及朱注，不研究实际问题，不关心国计民生，使士人成为汲汲于个人私利而又没有真才实学的庸人。雍正声称改变唐宋以来科举积弊，但是他对科举制本身不作任何变动，就不可能去触动它，以朱注为标准的八股文取土的传统不变，士人攻习章句就不可能振作有为，所以他的提倡“四书”文，只能窒息人才，培养忠实于帝王的奴才。
雍正提倡“四书”文，是以儒家理学为正宗，这是继承了其父康熙遗政。但在实践上，他对理学并不迷信，他用什么，根据需要来确定。他要讲求孝道，就恢复顺治时乡会试二场从《孝经》出题的办法，舍弃了宋儒的性理著作，他说， “宋儒之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悉备”。雍正
十一年(1733),福建学政杨炳条奏，认为《孝经》中可出的题目不多，要求在它之外，也从性理著述中选出一些题。雍正予以回绝，他说，《孝经》是孔子的撰述，宋儒理学再好也是解释圣人著作的东西，两者不能等量齐观。他所以还让士人留心理学， “盖欲其实体圣贤之德性，非徒记诵宋儒之文辞”。所以还是专从《孝经》出题。不仅如此，国子监司业那布尔建议，把录取童生复试时用的“小学”试题，改用《孝经》之题，雍正对此表示同意。不过《孝经》确实分量小，可出之题不多，所以乾隆即位，乡会试二场的论题，就参用性理之书了。但是雍正对程朱理学还是尊崇的，提倡的，他是把儒家鼻祖孔子的原著和宋儒的注释视为一体，在使用时有所侧重。
历来有统治思想，必然会有对抗思想的出现。雍正四年(1726),因参劾田文镜而被发往阿尔泰军营效力的谢济世，不以惩罚在身而有所顾忌，批注《大学》,被当权者雍正说为“毁谤程朱”。当时他究竟关于程朱写了些什么，没有记录，无法获知。后来，他在乾隆初年出版经书注疏，批评朱注《论语》《中庸》“错误支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己意笺释释之”。他自己在《进学庸注疏疏》中，就指责他毁斥程朱一事辩解说： “盖以诽谤者因先儒之有疵，讽刺者特行文之失检也。”他主张“发挥孔、曾、思、孟，何必拘泥周、程、张、朱”“遵古本而不遵程朱”。他大胆攻诘程朱，不怕获罪。这虽是乾隆初年的言论，联想雍正中可能会更盛。雍正不允许他抨击程朱，又认为他是借题发挥，讥讪时政，因而加罚他在军营当苦差效力赎罪。谢济世是在清代朱学地位提到高峰之后，早期反对它的一个代表，此后，不满意它的人增多，至乾隆后期，形成“宋儒语录，言不雅驯，又腾空说，其义虽有甚醇，学者罕诵习之”的局面。由此可见，雍正坚持的儒家及其理学，在统治阶级内部也不甚得人心，他用它愚弄人民和训练忠实奴才，与社会的进步是背道而驰的。
科举是读书人的仕进之路，科举的做法实际上起着指导教育的作用。雍正反对朋党，打击过科目人，但并非不要科目人，他不满意的只是科甲朋党，对于教育、科举、科甲出身的官僚相当重视，采取了许多优崇士人的措施：
增加科目和科次。雍正即位后，下令于元年举办恩科会试，又考虑到入闱官员的子弟需照例回避，这个规矩不能破，还要不使他们向隅，决定另开回避卷，使他们得以应试。雍正在即位恩诏中，要求府州县卫官员各举孝廉方正，暂给六品顶戴荣身，以备召用。数月后，见没有官员推荐，于是再命各省督抚速遵前诏， “广询博访”,属民中“果有行谊笃实，素为乡党所推者，即列名具奏”。次年根据浙江、直隶、福建、广西疆吏的荐举，各用二人为知县，年龄在五十五以上的用为知州。这是清朝实行孝廉方正科的开始，此后新皇帝继位照例举行。雍正三年(1725),命在八旗、汉军中推举孝友读书人士。雍正五年(1727)四月，又要州县官会同该地教官，在每个府州县学的贡生、生员内，公举“居家孝友，行己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的一个人，于年底申报上司，偏僻之地无人可举，要县官、教官出具印结，避免人才的遗漏。这两项也是举行孝廉方正科的意思。雍正元年(1723),命八旗满洲人于考试汉字生员、举人、进士外，另试翻译，恢复康熙年间中断的满洲翻译科。雍正九年(1731),雍正怕蒙古文字的废弃，特设蒙文翻译科，取生员、举人、进士，以备理藩院使用。雍正还下令开设专门技术科。雍正元年(1723),侍讲学士戚麟祥疏奏，请设医学，考取医生，雍正“欲得良医以济众”,命礼部议奏，后因礼部意见欠妥，又让吏部和礼部协商，“将如何教习方成良医之处详议具奏”。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以算法为六艺之一，要求各部院笔帖式、官学生、候补笔帖式学习，三年后举行考试。还没到期，因他离世而没能举行。康熙开博学鸿词科，雍正亦行效法，雍正十一年(1733)下令准备开科，要求三品以上京官各举所知，外省督抚会同学政保题，除现任翰林院、詹事府官员外，都可被推荐，届时他将亲试，优加录用， “广示兴贤之典，茂昭稽古之荣”。两年中，只有河东总督和直隶总督各举了一二人，其他疆吏迟延不动，雍正下诏催促，然而他寻即死去，此事由乾隆分两年举行，就其影响而言，远不及康熙朝的盛大。
扩大录取范围。雍正元年，顺天乡试，雍正命检查落榜的试卷，从中选取二人。同年会试，复检落卷，中选竟多至七十八人。次年会试，如上年一样复检。清代乡试有取副榜的制度，雍正四年(1726)乡试，命中副榜者，若前曾中过，则授予举人，这是雍正的创例。雍正五年(1727)会试，雍正命于落第的举人中，选择“文理明通”的，引见后发往各省，担任教职。拔贡，旧例州县学每十二年一选取，雍正即位开恩，普选一次。至五年，命以后六年一选，以增加它的名额。雍正以这些办法扩大中式的额数，增加读书人入仕的机会。
雍正还用其他方法笼络士子。比如雍正元年的恩科，殿试在十月二十七日进行，时天已寒冷，雍正怕砚水结冰，令将贡土在丹墀对策改于太和殿内举行，又让太监多置火炉，使温暖以便书写。雍正五年的会试原定在二月，因天寒改在三月，天仍冷，若再延期，怕举子盘费不够，遂按期举行，特许携带手炉和穿皮衣、厚棉衣入场，并由官家供给木炭、姜汤。湖南省的乡试，过往在湖北省进行，雍正以有的应试人要经过洞庭湖，有覆溺的危险，因命在湖南建立试院。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原由公费竖立，康熙三年裁省，由进士出资自建，雍正认为这是关系国家振兴文教的大事，命仍用库帑建造，以使士子观览丰碑， “知读书之可以荣名，益励其自修上达之志”。
雍正对读书人不仅是奖励，他还用科举作为惩罚手段。如因查嗣庭、汪景祺的缘故，停止浙江乡会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