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崇喇嘛教是清朝的国策，然而实践中各个皇帝的态度不尽相同。康熙皇帝很有节制，如他所说“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雍正也有所节制，但与其父亲相比则是优宠佛徒、广修庙宇、大做佛事。

雍正在青年时期，与当时的其他贵族一样，雇人代他出家，即有替僧(替身)。在他即位之后，有一僧人正修，自称又名“四和尚”,曾为雍亲王府附近的柏林寺住持，是“王府替僧”,求见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法敏，代人请求差事。法敏将此事折奏雍正，后者朱批写道， “王府岂有此等替僧，一毫影响全无之事也。殊属大胆可恶之极，即严拿夹讯，审明定拟具奏。此奏并朕此谕皆不必叙入本内”。正修不一定是雍亲王替僧，有可能是诈骗犯，然从朱批可知，雍正有替僧，他自己也不否认，只是不承认正修罢了。

雍正自称少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成年之后，更事研过，与僧侣密相往来，过从较多的是章嘉呼土克图喇嘛、迦陵性音、弘素等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五十二年(1713),雍正在藩邸举行法会，进行坐七，与章嘉活佛、迦陵性音论说佛法，受到章嘉指点，得蹈“三关”,章嘉赞许他“得大自在矣”,他则称章嘉为“证明恩师”。这时他自视精通佛法，要找京中高僧讲论，众僧推荐千佛音禅师，遂召之来问难，迫使对方说“王爷解路过于大慧果，贫衲实无计奈何矣”。他在雍邸赠予僧人扇子，亲书五言律诗“绿阴垂永昼，人静鸟啼烟。脱网游金鲫，翻阶艳石蝉。无心犹是妄，有说即非元。偶值朝来暇，留师品茗泉”。这是他研讨佛理、交结僧衲的记录。他在西山建大觉寺，用迦陵性音做住持。大觉寺后来成为西山名刹之一。

雍正在《悦心集》中收辑了阐发佛家出世思想的文字，如卷四所录无名氏的《醒世歌》: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宣扬人生如梦，一切皆空，不如“安心坐下念弥陀”。那时雍正在藩邸集云堂坐七，作《集云百问》论佛旨。所以那时的雍正从儒、佛两家吸取思想，同时也以礼佛掩盖他参加储位斗争的事实。

雍正在位期间，自云“十年未谈禅宗”,实情并非如此。他在臣工奏折的批语中好谈佛法，一日看了年羹尧在二年七月初二日上的折子，批了一段与该折内容毫不相关的闲话：

京中有一姓刘的道人，久有名的，说他几百岁，寿不可考。前者怡王见他，此人漫言人的前生，他说怡王生前是个道士。朕大笑说：这是你们生前的缘法，应如是也，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说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福田，那里在色像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闲写来令你一笑。

此朱批的语气和内容，反映的是君臣间欢洽地谈佛论道。在这里，雍正把怡亲王允祥视为道士，自比和尚，是戏言，然又表示了他的某种实际思想。他说他们君臣不是真佛真仙真圣人，只是来为众生栽培福田的。虽然不是真出世，但比一般的出家人要高明。文中说他问怡王，你这个道士为什么来为我和尚出力，而“王未能答”,他于是讲了一番道理。这样的交谈及记录它的行文方法，是采用禅宗的机锋，允祥不能回答皇帝的问题，是没有觉悟的俗人，只好倾听得道的皇帝的教诲。不仅自称和尚，雍正还自视为“野僧”。他在题为《自疑》的诗中说：

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在此他自谓是不着僧服的野盘僧，无有闲暇地为众生奔走四方，把自己打扮成在家的为臣民谋利益的皇帝。雍正五年(1727)正月，当群臣庆贺“黄河清”时，蒙古王公进觐朝贺，并要求诵经祈福。雍正说，若蒙古地区因做佛事而人畜兴旺，是受我之赐， “朕亦即是释主”。不但允许，还要给予资助。在这里已不是一般地比作佛徒，而是自称教主了。雍正自号“破尘居士”,又称圆明居士，表示他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雍正十一年(1733)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凡与会者以为荣耀。雍正亲自说法，收门徒十四人，为爱月居士庄亲王允禄，自得居士果亲王允礼，长春居士宝亲王弘历，旭日居土和亲王弘昼，如心居士多罗平郡王福彭，坦然居士大学士鄂尔泰，澄怀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得意居士左都御史张照，文觉禅师元信雪鸿，悟修禅师明楚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铉，僧超盛如川。其中俗家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个。雍正把和尚、野僧、释主念不离口，可见他当了皇帝也没有忘掉谈佛。不仅如此，他还密用僧人参与过问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