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禁止人民往南洋贸易后，使部分人失业，无法生活下去，在广东的官员大都看出了这一问题。雍正初年，孔毓珣建议取消洋禁，允许人民出海贸易。雍正交廷臣密议，隆科多反对。雍正认为两方面都有道理，委决不下。雍正二年(1724)秋天，产生了倾向性意见，反对开禁，他告诉孔毓珣“料理地方一切事宜，当于远大处熟筹深计，凡出一令举一事，必期永久可行，有利无害方好，不可只顾目前小利”。又说，“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由此可见，雍正错误地认为开禁对眼前有利，对将来有害，在他看来继续严禁是视野远大的举措。

福建是地少人众、粮食不足的地区，人民常以甘薯充饥，尚难满足。若再有灾荒，民食问题更严重。人民在生活无着时，就发动各种形式的反抗。雍正三年秋季欠收，次年又遇春荒，各地相继出现民众运动，兴化府南台县民反对粮食出境，抢劫米店，福州人民要求降低米价，巡抚毛文铨不允，群众打破巡抚辕门栅栏和巡捕官的轿子。邵武府建宁县百姓罢市，汀州人民因米、盐价昂，赶骂知府何国栋，上杭人民抢米。

“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这是浙闽总督高其倬在雍正四年(1726)总结福建情况而得出的福建不安定的原因之一，他把它作为请求开禁的理由，因为民无食又无其他办法，才被迫为“盗”,要弭盗，最好为他们筹划谋生之路。开洋禁，允许民人出洋贸易，不失为消除人民反抗的一个方法，他说“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余利归赡家属”。他针对主禁派的观点进行批驳：怕开禁大米出口，食粮越发不够，其实外洋产米地方甚多，粮食不会成为大宗出口物品；或虑把中国的船料卖给外国人，然而中国船小，外国人得了没有用。他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分析，请求雍正解除海禁。雍正五年(1727)三月，雍正原则上认可了他的分析，命高其倬与福建巡抚常赉、广东巡抚杨文乾商讨具体办法，并命内阁将康熙年间办理海洋事务的成案，汇编成《海洋事宜》,发给高其倬等筹议时参考。高其倬、常赉、杨文乾等主要是讨论出洋民人的回归问题。九月，折奏民人留住外洋情况：过去出洋一只船，船户只报六七十人，七八十人，实际二三百人，甚至四五百人，多数人都不回归，因此侨居爪哇的有万余人或几万人，留住菲律宾的有几千人。他们认为留居问题的解决，首要的是禁止人民再偷流出国，所以开洋禁着重考虑如何使出洋的人员按时归来。他们建议采取两项办法，一是外出者交具保结，凡出洋的船主、水手、商人都要由族邻保甲出具保单，再用同业三船连环互保，手续齐全，地方官发给出洋执照，同时登记外出者姓名、年龄、面貌，注明指纹，到出洋时由有关官员检验，回归时同样查核，如有去多回少情事，先将船户人等严行治罪，再将留住之人家属严刑追比。另一项是指定出洋地点，为了避免徇情隐瞒的弊端，出洋船只不许在所在地出口，一律到指定地点检核出洋，福建集中在厦门，广东则于虎门，若在其他口岸出海，照私雍正帝半身西服像越之例治罪。雍正认为第二条办法好，第一条言之有理，但不便于实行。更不同的是他不赞成高其倬等人的基本精神，高其倬等人的目的是让出洋之人一定回来，雍正则顾虑的是久离乡井之人回来后，是否会，影响地安治安。次年正月，高其倬、常赉、杨文乾三人会奏，坚持上年原议，对此，雍正甚为不满，说他们胶执谬见， “唯恐内地人外出，设为种种严切科条，殊属可笑，朕实不解”。又说久留于外洋的人， “忽复内返，踪迹莫可端倪，倘有与外夷勾结，奸诡阴谋，不可不思患预防耳”。又针对杨等严密的保结条文说，大海茫茫，失风漂没是常有的事，追比其家属，有这个道理吗?雍正的办法是规定出洋期限，对于逾期不归的人，就认为他是甘心流落外方，不值得怜悯，不许再回国，这样就使那些想回来的人不敢滞留于外了。雍正是把外出者的按期归来与逾限归来两个问题综合考虑，不像高其倬等人主要考虑前一问题。他的宗旨是保障社会秩序稳定，而对民人的归国与否则不太感兴趣。

经过闽、粤督抚和廷臣、雍正的反复磋商，于雍正六年(1728)十月制定闽粤民人出洋贸易规定：船只出口，按规定期限进行，出口商船务于每年四月提出申请，进口商船于九月造报，入口商船如因在外洋商务未清，未能按期进口，准于来年六七月进港，若遭风漂泊他处，取该地方官印结，随时可以返回，若故意迟延，绚私捏报，则行究处。每商船携带食米，去暹罗的大商船限三百石，中商船二百石；去爪哇的大商船二百五十石，中商船二百石；去菲律宾的大船二百石，中商船一百石。如若多带，按接济外洋例论罪。各商船所需用的钉、棕、麻等物，许可酌量携带，但要登记清楚，以便查验。其他方面，如出洋取结，指定港口等都没有变动。

高其倬等筹议之时，即在雍正五年(1727),就在福建宣布开放洋禁，允许民人往南洋贸易，同时公布了他们拟议中的出洋条规，依照实行。在高其倬开福建洋禁奏议获准之后的一个月，当时担任广东布政使的常赉也奏请广东与福建一体开禁。他说广东也是田少人多，沿海居民借开洋生业的人不可胜数，比福建更需要开禁，以便弥补“耕耘之不足”。对此，雍正也允其奏，正逢广东巡抚杨文乾奉命赴福建清查仓库，雍正遂命他与高其倬会同筹商开洋事务。

洋禁初开之时，雍正坚决执行拟定规则。雍正五年(1727)夏天，高其倬发出允许出洋贸易的通告，到十一月，船户和商人报告：水手手皮粗厚，罗纹不明，难以取得印结；每船总有数十人，难免临开船时有人死亡，则需另雇，一时保结不易办妥；船上客人有的是远州别府的，仓促赶来，到本地取结，耽误时日。但是风汛不等人，过了初春就不能出洋，因此请求在保结方面加以变通。高其倬回答说，通告已发布数月之久，船户与商人不积极办理手续，到临行的时候， “欲以误期误货胁制”政府，断难实行通融。并以此态度向雍正奏报。这时商人因造船、办货投入本钱较大，若因风汛之期不能出洋，必有损失，水手人等将失去生活之道，若没有开洋之说，他们没有指望，现若不能按时出洋，则会产生抱怨，发生民变。高其倬上奏折，说得很强硬，心里也有担心。常赉也是这样，他于雍正六年(1728)正月奏报各商船货俱集，而原借地方官印结未到不能出洋的情况。雍正在高其倬奏折上批道： “坚持不移甚善。鲁论云民无信不立，凡百处悉宜如是，无可疑者。当此创始之际，稍若游移将就，向后法不行矣。误货误期，皆伊等自误，与人何涉!”对常赉的折子更有指责意味，说： “误亦系彼自误，与汝等何涉?”雍正之意是立法必行，对不遵守的采取强压手段，不怕出乱子，不因多人的不遵守或反对而随便更改。

雍正五年冬至六年秋，从厦门出口的福建洋船共二十一只，到七月以前返回的十二只，载回大米一万一千多石，还有燕窝、海参、苏木、牛皮等物，同时带回流落南洋的居民三十多人，其中有的人已在外居住十七八年，在那里种田、种园、卖茶，在家乡多有妻子，高其倬让他们回籍安插，并向雍正报告， “此等留住外国之人，实因往彼贸易、种田谋生”。雍正批准高其倬对他们的安置，同时指示“毋即信以为然，宁可再加察访，在外如许年岁，一旦复回，安保毫无情故，饬令属员徐徐设法访问，务悉其底里”。从制定开洋条规到检查出洋情况，雍正处处以保证国内治安为念。

在废弛海禁问题上，雍正先以怕留居海外的民人归来怀有异心，策动反叛，成为顽固的主禁派，尔后，鉴于闽粤民人生活困窘，社会动**，为取宁谧，转而赞成开洋，企图消弭不安定因素。但对长期留住外洋民人的回归仍有戒心，与臣下往复计议，谋求善策。由此可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雍正，考虑任何政策，都是围绕维护清廷的长远统治进行的，为此，他没有成见，可以适应环境，调整统治政策。雍正开放洋禁，使南方沿海一部分人民恢复康熙末年被剥夺的谋生手段，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但他的限制人民出洋的种种规定，是落后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