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年间，西洋和南洋的商人来华贸易，均至广州，来的商船不算多，然而不少于康熙统治时期。雍正三年(1725),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总计十艘，其中英国船六只，载来货物有黑铅，番钱、哆罗(宽幅毛织呢),日毕叽以及胡椒、檀香等物，法国船一只，所载黑铅、番钱、羽缎、哆罗，大体与英货相同。噶喇巴(爪哇)、口哥沙、吗吧喇斯各一只，货物为胡椒、苏木，檀香。北欧的瑞典、丹麦商人，都是在雍正年间来到广州进行贸易。所有的外商贸易量不大，如署粤抚兼管粤海关税务常赉所说： “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清政府一律令在黄埔停泊，进行严格管理，如其船所带炮位，由中国官方起卸保存，离去时始行发还。船到后，中国派兵看守，只许正商数人与中国行商进行交易，其余水手人等都在船上等候，不许上岸行走，由粤海关进行征税和查货。中国的与外商贸易无关的人员，一律不许进入外商船只。要求外商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月乘信风便利，办理清楚离去。雍正同意这些规则和做法，只是强调“严加约束稽察”。
与外商洽谈贸易的行商，又叫“洋商” “官商”,他们在康熙年间组织公行，经过向政府申请，获得允许，负责对外商的贸易。雍正初年洋行名为“十三行”,其实有四五十家。雍正三年(1725),粤抚杨文乾在行商中设立行头，专用其中的六家，洋船报税上货等事全由他们专门办理，这就是说清朝政府用行商垄断外商的贸易，杨文乾又选择少数行商垄断洋行生意。
雍正当政时，管理外商的官员往往大肆贪污。杨文乾是被雍正视为实心奉公、不避嫌怨的好官，当两广总督孔毓珣，广东藩司常赉珣，官达等揭露他贪赃时，雍正很不以为然，大加保护，可是后来真相大白于天下。杨文乾在粤海关每年额税四万两外，以溢耗之名，多得十一万两；外商带来的银两，每两抽银三分九厘，共得两万余两；红黄颜色的绸缎照例不许出口，杨文乾违例准许，每匹得银七钱，约计可得银万两；外商回船，不论其买货多少，按其携来银两，每两加抽一分，获银四万三千两；而且还以进贡为名从外商船上拣选奇巧物件自用，由洋行商人代给货价，计银万两。这样杨文乾每年因管理外商事务，约计贪赃二十万两。雍正五年(1725)夏天，杨文乾进京陛见，而时值外商船到来之时，不能细查外商贸易情况，所以行前传令，外商凡买湖丝一担，扣银二十两，茶叶一担扣银五两，瓷器等货扣银二两。杨文乾还向行商索取银钱，行商按接洽的外商船只大小，包送杨文乾一万两，或八千两、六千两、三千两不等。雍正六年、七年间(1728—1729),傅泰署理粤抚印务，为时八月，对属官节礼、陋规一概不收，表示清廉，但补用粤海关书吏五人，向他们每人收银三百两，否则不予录用。杨文乾、傅泰在其他方面清廉，独涉及外商事，以为贪点儿无妨。雍正揭露他们的心理是：以为这些事“不关国计民生，设法巧取，而名实兼收”。官吏借外商而获暴利，由杨、傅二人之事可见一斑。雍正在对洋人关系上处处以国体为重，官吏专在与洋人贸易上舞弊，收受贿赂，也是有失国体，而他却留意不够。
对于后世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雍正时鸦片进口数量还小，但已引起雍正的重视，禁止贩卖鸦片烟，官员也较认真执行。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为清源塞流，注意查拿贩毒人。雍正七年(1729),在陈远家中查获鸦片三十三斤，拟以枷号充军之罪，陈远称冤说他所有的是药用鸦片，不是鸦片烟，经巡抚刘世明交药店鉴别，确系医药用品，尚未制成毒烟，因此将陈远释放，将鸦片储存藩库。刘世明认为李治国犯了失入的过错，本拟究参，又怕因此使人误会，以为解除鸦片烟禁，所以只好密折奏闻。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与刘世明不尽相同，他说“李治国于此一事虽欠明察，然乃过于从事之咎，情理尚在可原，不就此案参处清朝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繁荣景象甚是”。至于没收陈远鸦片， “若系犯法之物，即不应宽释，若不违禁，何故贮存藩库，此皆小民贸易血本，岂可将错就错，夺其生计。如欲留为异日证据，数两几斤足矣，未有全留贮库之理!虽系细事，殊关舆论，汝等身膺封疆重任，慎勿因其细而漫忽视之”。此一事反映雍正治事的细密不说外，他对鸦片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严格区分药用鸦片与毒品鸦片烟，毒品严禁，药用毫不干涉，且照顾到小本商人的正当利益。
在广州与外商进行贸易的同时，清廷还关注对澳门外商的管理。康熙末年禁止中国人到南洋贸易，于是这一路的生意归在澳门的外国人所得，他们逐年添置船只，扩大交易。雍正初年，澳门的洋船已达二十五只，居住西洋人男女三千五百多人，引起朝内外官员的注意。雍正元年(1723),广东人、通政司右通政梁文科条奏，请在澳门增设官兵，以便弹压。雍正二
年(1724),孔毓珣提出全面规划：澳门西洋人现有船泊二十五只，以此为限，损坏了可以修理，但不得再行添置，防止其贸易扩大，招引西洋人来澳居住；葡萄牙派来的管理人，许其自行更换；无故来澳门的人，即令随来船离去，不许容留居住。他的建议经兵部讨论后，雍正予以批准执行。
决定来澳门的外国人的留住，限制他们的商业活动，都是雍正年间满清政府行使对澳门主权的表现。在澳门的外国侨民要遵守清朝法令和交纳赋税。清廷在澳门设有驻防军，由把总领兵五十名驻守，又在澳门和内地的通道上设立城池关卡，由都司、守备带领兵丁驻防，四面安设炮台，不许西洋人随便进入内地。
18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输送文化和商品，为日后大规模的侵略作准备，但此时还没有构成严重的威胁。康熙、雍正父子对西洋人的活动非常警惕，主要是防止侵略者和中国部分民人的结合，以免发生社会动乱，影响清朝的统治，为此而驱逐传教士，限制澳门西洋人贸易。值得注意的是西洋商人惯于向中国官吏行贿，败坏中国吏治，而中国部分官僚利用办理对外事务的机会，贪污受贿，情节较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