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禁洋教

康熙为政期间，对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区别对待，利用他们的科技知识，发展数学、天文学、历法的研究，并有所成就。而对他们的传播天主教，对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干涉中国内政的传教方针严予驳斥，至晚年尤甚。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次严禁天主教的传播。康熙五十九年(1720),命罗马教廷使臣嘉乐带回除愿意留下服务的技艺人员之外的所有传教士，又因西洋人德里格妄行陈奏，将之囚禁。对中国人的出洋贸易，加以限制，有的人外出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吕宋(今菲律宾)等地，久居不归，满清政府害怕他们成为海盗，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禁止民人往南洋贸易，前已出洋的限三年之内回籍。其久留海外的，知情同去的人坐罪枷号一个月，并行文该居留国，要求将留住清人解送回国，拟处斩刑。由此可见，康熙晚年严禁西洋人在华传教和华人出洋贸易，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雍正初年，基本上秉承了前朝遗政，而后稍有变动。

康熙末年，禁止天主教的法令实行不彻底，雍正元年，浙闽总督觉罗满保重新提出查禁的建议，他说西洋人在各省行教，人心渐被煽惑，请把他们通晓技艺又愿赴京效力的送抵京城，其余一律遣往澳门。雍正同意他的要求，指令地方官做好西洋人的迁移澳门事务，毋使其劳苦。命令执行中，西洋人戴进贤请求不要把他们全部驱逐到澳门，雍正饬令有关督抚讨论，两广总督孔毓珣认为西洋人于吏治民生原无大害，只是别为一教， “原非中国圣人之道，愚民轻信误听，究非长远之计”。因请将各省西洋人，不必尽送澳门，可在广州等候该国船来搭乘回国，其中老弱不愿归去者，令其居住在广州天主堂内，不许出外行教，同时，也不许平民百姓入教。其他地方的天主堂一律改为公所，入教的民人令他们放弃其信仰。雍正说他对“西洋教法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念于我中国圣人之道无甚裨益，不过聊从众议耳”。西洋人只要没有大恶，应从宽对待，不要绳之过严。伺时批准了孔毓珣的建议。由此可以看出，他和康熙一样禁止西洋人传教，把他们驱逐到澳门，或集中于广州，但在人身上保证他们安全。

雍正驱逐西洋传教士的政策，在各地执行得比较缓慢，因为后来清廷允许俄国人在京建立教堂，不得不从缓进行。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浙江巡抚李卫奏称，西洋人传教，以金钱引诱国人，因而许多人暗中入教，现在虽无大害，但应禁革。雍正说“姑且以理化导，不宜遽绳以法，何也?现今都中许其行教，一旦严惩，人岂诚服?若论沿海省份，尤当禁革，徐徐逐渐为之甚是”。李卫还是积极办理，雍正八年(1730),把西洋人马德诺遣往澳门，将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雍正禁止传教，用意是在不许中国人信教，尤其不准满人崇信。贝勒苏努的儿子苏尔金、库尔陈、乌尔陈等人都信奉天主教，苏努因是八爷允裸党人遭到打击，雍正多次指责他那些信教的儿子们背祖宗、违朝廷的罪过。李卫在奏报地方上信教情形时，特地说明“驻防旗下亦染此风”。他们君臣怕人信仰天主教后背儒家的纲常大义。

这一次驱逐，对天主教是一次较大打击，清末北京主教樊国梁说： “各省大小圣堂，一时俱拆毁尽净，其圣堂之房屋院落，或改为仓廒，或改为书院，一所不留。京师顺天府属之文安县、古北口、宣化府等处，均有圣堂，至是尽改为官所，京都之北堂，亦改为病院矣。其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从来中国圣教之厄，未有烈于是时者也”。这反映了当时教堂被摧毁的情况。

雍正与罗马教廷也发生过交往。雍正三年(1725)十月，教皇伯纳地哆的使臣噶达都易德丰朝见雍正，祝贺他荣登帝位。雍正深感满意，表示对来华的西洋人，只要他们“慎守法度，行止无愆”,一定“推恩抚恤”。康熙时被囚禁的德里格，因符合雍正即位恩诏的赦免条款，前已释放，尚有传教士毕天祥、计有纲也于康熙年间关在广州，教皇要求援德里格之例把他们开释，雍正查检他们的犯罪情节，符合释放条件，同意了他的请求。

耶稣会士来华，既带来某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又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先导。清朝政府针锋相对，部分利用其技术，防制其传教和颠覆活动，雍正也执行这一方针。他的驱逐传教士于澳门、广州，是防范他们深入民间，影响民众思想。传教士是外来者，有进攻之意，雍正的措施，实质上具有防御性。雍正在驱逐时，强调做好护送工作，后又允许居留广州，做的有节制。在驱逐时，虽也命令精通技艺的西洋人留在京城服务，但对他们的利用远不如康熙那样热心，这一点大不如其父康熙。

对待西欧来的使臣，雍正以礼相待。雍正五年(1727),博尔都噶尔(今葡萄牙)使臣麦德乐至京，雍正召见，在常赐之外，又赐人参、瓷器、漆器、纸墨、字画、香囊等物，特遣御史常保住送至澳门，命他们走江南、浙江、江西一线，观看富庶和人文发达的地区，指示各地厚待照顾，使与“各国贡使不同”。常保住乘机勒索地方官，故意抬高麦德乐身价，以便得遂其私，因此各地督抚待以不寻常的礼遇。如江苏巡抚陈时夏出城郭十里迎接他们，在常保住、麦德乐前跪请圣安。设宴招待他们，且陈时夏亲自往请，否则不赴席。他们一行到浙江，李卫因没有改变接待仪注的谕旨，认为像陈时夏那样做，是有损国威，于是只在常保住面前跪请圣安，让麦德乐在远处观看，使知中国尊君礼节，常保住要李卫等人先拜见麦德乐，李卫坚持请麦德乐到官厅相会。使臣过后，李卫奏报麦德乐“骄横”,常保住“不顾国体，但借之以作威福”。雍正对李卫的做法大加赞赏，朱批说“所奏殊属可嘉之至，各省封疆诸臣悉能如此居心，顾惜国体，天下何愁不治”。又指责“陈时夏身为大吏，不应卑躬失体至于若是”。要求李卫调查使臣离浙赴粤情况。便臣到澳门，两广总督孔毓珣折奏，说常保住“一路廉静，待夷人亦甚得体”。雍正据李卫的奏报，要求他据实奏闻。此后具折回奏“前报常保住廉静，是因他离广州时拒收各官公送程仪八百两”。其实他在广东，来回都派家人打前站，所至勒要抄填勘合银、小包及其他费用， “在澳门收受西洋人食物，则人皆知道，收受西洋人是何礼物，则外人不知”。说明常保住确实不惜以伤国体捞取钱财。雍正对麦德乐的优待，使他深为感激，到澳门正值雍正寿辰，经征得常保住同意，率领西洋商人，在天主堂做祈祷，为雍正祝寿。雍正对天主教、西洋人，如前所述，并无恶感，他有西洋发式头部画像，也可以作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