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1723)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山陕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永乐皇帝夺取天下时，坚决拥护建文皇帝的官员，永乐登基后，除加害这些政敌本人，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他们想脱离卑贱处境，因身陷乐籍，政府不准，即地方上的绅衿恶霸以他们为**的对象，也不容他们跳出火坑。年熙奏疏说他们是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请求雍正开豁他们的贱籍，准许他们改业从良。年熙是年羹尧的长子，就是雍正赐予隆科多为子的“得住”,这时他的生父在川陕总督任上，山西也是年羹尧势力所及之处。年熙的建议很可能跟他生父商讨过，他又同雍正关系密切，也可能事先了解雍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的条议上呈之后，雍正大加赞赏，于是命礼部议行。王公大臣们秉从旨意，说“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雍正就批准山陕乐户改业从良，同时命各省检查，若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于是其他省区的贱民也得开豁。削除乐籍，是一项仁政，后来年羹尧出事，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劾他，说他将皇上乾纲独断的乐户出籍的事攘为己功，且向泽州乐户窦经荣索取谢银十万两。雍正命年羹尧回奏，年羹尧辩白称改乐户为良，是“圣主首端风化”,没敢掠夺为己功。由此辩驳可以看出，乐户除籍之议发端于年羹尧，裁决于雍正。
在山陕乐户削籍的同时，雍正命除豁京中教坊司乐户。清初定制，凡宫悬大乐，均由教坊司演奏，雍正命乐户从良，另选精通音乐的良人，充当教坊司乐工，从事演奏。这使教坊司的乐人改变了属籍，成为良人的职业了。
雍正七年(1729),雍正又把教坊司改为和声署，由内务府管理，官员由内务府、太常寺、鸿胪寺官兼摄。教坊司乐工改用良人后，由于人们的习惯观念，认为它名实不一，改名和声署，是良人充役的良人机构，名实相等，这一改，进一步巩固乐户除籍的成果。
雍正元年(1723)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因乐户除籍的施行，上奏折请求除豁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
据噶尔泰讲惰民的来源是宋代罪人的遗胤，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惰民籍属丐户，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的名籍，是为贱籍，不许改变。他们的职业，是士农工商所不屑于干的，男子做小手艺和小买卖，塑造土牛，木偶，拗竹灯檠，编机扣，捕蛙、龟、卖饧、饼，或者当吹鼓手，演戏，抬轿子，女子保媒，当伴娘，充栉工，卖珠，做接生婆。他们从事的是服务性的工作，在当时被人贱视。政府不许惰民读书应举，不能做官，不得充当吏员、里长，不准与良人通婚，也不得与良人平等相处。封建政府为侮辱他们，在居住地区、房屋式样、穿着打扮、行路乘车等方面，都做了规定。所以，惰民同乐户一样，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最受压迫的人群。
噶尔泰认为应给惰民一条自新之路，请求照山陕乐籍例开豁，雍正命礼部议奏。礼部认为捕龟、卖饼、穿珠、做媒是贫民糊口职业，若除其籍，就是不许他们再干这些事，他们反倒无法为生了，不同意削籍。雍正认为除籍“亦系好事”,于是令惰民放弃原来职业，另寻新职，脱离丐籍，转为民户，按照良民纳税服役。
雍正五年(1727),雍正亲自提出安徽宁国俯“世仆”、徽州府“伴当”的开豁为良问题。他于是命令安徽巡抚魏廷珍查核，提出处理意见。魏廷珍议请区别对待。雍正认为他所议允当，批准执行。世仆、伴当所受压迫，同惰民一样，习鼓吹、抬轿、不与大姓联姻，不报考，不与大姓平等相称，同坐共食。雍正的除豁，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免遭主姓凌辱，得为编户齐民。然在实行中，对年代久远、文契无存的贱民，如何区别豢养与不豢养，不好把握，纷争不已。
广东沿江沿海有一种旦民，早在宋元时期，就采集真珠，向政府纳贡，还被称为“乌旦户”,明代又称“龙户”,清初称为“獭家”,在广州河泊所下辖的，每年按户按船交纳鱼课，少数人已略通文字，上岸居住。雍正在雍正二年(1724)亲书朱谕，命将旦民编立埠次，加以约束。
江南苏州府常熟、昭文二县有一种丐户，籍属、社会地位与浙江的惰民完全一样。雍正八年(1730),江苏巡抚尹继善以他们业已“化行俗美，深知愧耻，欲涤前污”,请照乐户、惰民事例，除其丐籍，列入编户。雍正批准了他的奏请。
雍正在其当政短短的几年中，宣布削除乐户等贱民名籍，试图解决数百年来历史遗留问题，虽然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他的开豁政策仍具有一定意义。它为贱民脱离贱籍解除了法律禁令，是贱民解放的开始。具体一点说，削籍令是政府宣布取消对贱民的特殊控制法，是使贱民有了离开贱籍的可能。贱民只要依照政府的条件申请改业从良，就可以按照齐民的方式进行生活，一定时期之后可以应试出仕，如果同平民发生纠纷，可以以良人的身份与之理论，可以不会像过去那样因是贱民而遭受不应有的歧视和打击。所有这些，起码在道理上讲是能够达到的了。贱民的除籍，使他们数百年的积郁有所申舒，生活欲望有所增强，奴才性有所消减，从而使他们受到极大压抑的创造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所以削除贱籍，是对这部分人的生产力的某种解放。再者，雍正实行摊丁入粮制度后，人民的封建隶属关系有所削弱，贱民的除籍，与这一历史趋势相一致。它们共同地反映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丐户、乐户、旦户、世仆、伴当等贱民是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几百年了。有没有人像雍正一样来触动它们呢?明朝人沈德符曾不解地说： “何以自宋迄今六百余年”,惰民“不蒙宽宥”?其实对贱民也有人做过一点儿事情，如明英宗释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为民。明景帝时议准，凡原为民人而落入乐户的，准许改回去，原为乐户而愿从良的，也允许申请改业，与民一体当差。康熙年间裁革扬州乐户。这些君主只在乐户范围内，释放一部分人，小打小闹，而雍正则大刀阔斧，不仅削去山陕乐籍，取消教坊司，削除全部乐户，又豁除丐户等其他贱籍。所以，清人俞正燮研究乐户、丐户史指出“本朝尽除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廓清”为谀词过誉，下令除籍则是事实。在上述帝王的行事中，不难看出，雍正很有政治气魄，敢于革除旧弊，使政治趋于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