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1729),雍正命在乡村设立乡约，凡大乡大村，派约正一人，值月三四人。约正由地方官从生员中拣选充当，政府酌量发给廪讫，值月由耆民充任。他们备置两种簿册，一记民间“善行”,一记“过恶”,以便对民人进行表彰和规教。其实，乡约主要任务是宣讲《圣谕广训》。

康熙颁布“圣谕十六条”,命在各地宣讲。这十六条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勤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追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这“圣谕十六条”全面系统地宣扬“三纲五常”,让人民安分守法，甘当顺民。雍正深知它的作用，说它“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民间一切问题都讲到了。他为了使人明了十六条，对它加以解释，写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希望人民不要把它当成条教虚文，以之“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

雍正要求在八旗和直省民间宣传《圣谕广训》,每月初一、十五宣讲两次，一定要做到家喻户晓。宣讲的事情，在直省由乡约负责，八旗由各级衙门经管。他始终注意宣讲情况，晚年发现八旗中的宣讲停止了，在死前数日谕令八旗都统，务于每月逢三、逢八操练之后，讲解一二条。

地方上的宣讲，在州县，每月朔望两日进行，地方官和绅衿会集于明伦堂，主讲者在鼓声中登上讲台，宣读《圣谕广训》条文。在农村，由值月宣读，约正用通俗的语言解说，以便听众明白。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问。讲解完毕，就进行善恶二册的登记。在省会，仪式非常隆重，届期，先在公堂设香案，文武官齐集，穿着蟒衣，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赴宣讲所，先由司礼生宣布讲解会议开始，宣讲人到香案前跪拜毕，捧上谕登讲台，由司教之人跪着宣读，司礼生再宣布开讲，宣讲人始行解说。在这过程中，军民都站立严肃谛听。

曾静案中撰辑的《大义觉迷录》,也由地方官和乡约宣讲，有的同《圣谕广训》的宣传结合进行。

有的地方官考虑到宣讲时有过恶的人不出席，无法教育，建议在乡约公所前树立木榜，上书“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现经犯法治罪”的人，以便邻里宗族帮助他，监督他，迨一年后改正了，再把名字从榜上去掉。雍正说横暴不法的人，乡约一定不敢公布他们的名字，而有小过的良懦乡民倒可能给写上了，怕此举会有名无实。不过他又认为这是有益无损的事，可以试行，只是注意办好，不要弄成民间的笑料。

《圣谕广训》不过万言，逐条宣讲，有十六次也行了，每月两次，用时也只八个月，而雍正要长年累月地进行，势必重复，更令人生厌了。所以雍正督责虽严，听众和宣讲人都把它视为具文，宜讲流于形式。

雍正二年(1724),雍正号召各地兴办普济堂和育婴堂。他在北京彰义门外建普济堂，收养鳏寡孤独无依靠的老人，无以为生的病人，由国库拨款作为每年的经费，每月派大臣去稽察。京城广渠门内原有育婴堂，雍正把它扩充，交给顺天府尹经管，政府拨钱外，京中贵族、官僚、士人和有钱人加以资助，收养弃婴。雍正说，孔子讲大道之行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些善堂的建立，就是实现孔子讲的大道。他希望京城做出榜样，四方都来学习，做到“老安少怀，风俗益臻醇茂”。在雍正的带动下，一些地方官，士绅、大商人纷纷效尤，建设各种善堂。江苏扬州贡生耿兆组捐田三百亩，另每年捐银二千两，建瓜州普济堂。河南确山县令与绅商共建普济堂，官拨公田，绅商买田捐助，收入给贫民做衣粮。江西新城知县邵鸿元与监生邓其铨建成普济堂。山东淄知县和绅士买地、捐田，也设置了普济堂。江苏苏州府创建锡类堂，为无力安葬的死者收尸。松江府南汇县绅士朱日成等人兴办育婴堂。江西南昌原有育婴堂，但有名无实，没有普济堂，两江总督赵弘恩动用公项建房置产，交由董事经理。此外，绅衿商人和一般地主还捐献银钱田产，修缮或兴建文庙、城垣、书院、义学、考棚、道路、桥梁、义仓、宗族义田。雍正为鼓励臣民的“乐善好施”,制定旌奖办法，凡捐助多的，由疆吏题请议叙；少的，给匾额，登记造册，免去差徭。这是把“乐善好施”的捐助与捐官的捐纳同样对待，比照捐纳议叙例给捐助者议叙，即有职衔而没有实缺的官员可以即用，有职衔的可以即升，无职的贡生、监生准给衔选用。江南有个革职通判倪兆鹏做了捐助，便准复还职衔，给予原品顶戴。捐助议叙，前无此例，所以李级议及此事，把它同前代做对比，说“授予秩官，视有明之所以劝之者尤厚”。

“乐善好施”,是官僚、地主，大商人把剥削人民的钱财拿出一小部分，解决极少数人的生存问题，缓和贫富对立，人民与政府对立的关系，它帮助政府赈济贫乏，政府给予叙用的报答。就政府而言，是用富人的钱财稳定它的统治，而以议叙作为与富人的交换条件。就议叙而言，捐助与捐纳有相同之处，捐助议叙也具有卖官的性质。后来雍正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点。雍正十三年(1735)春天，山西巡抚石麟奏报曲阳、汾阳两县绅衿愿捐银两，存贮公所，以备周济乡里贫民之用。原来“好善乐施”都是因事而捐，而这却是无事备用，分明是为议叙而来，所以雍正说“此乃另开捐纳之条也"。

雍正五年(1727),上驷院奏称，铡草夫满人六十一送钱粮的回程，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呈报主官。雍正说，一个卑微的夫役能献出拾物，深属可嘉，就将那个元宝赏给他，并命把这件事在八旗里宣传。这是雍正朝报告拾金不昧的先河。次年六月，田文镜折奏，河南孟津县农民翟世有在地里拾得商人秦泰的一百七十两银子，交给原主，秦泰要分给他一半，坚辞不受，他的妻子徐氏支持他这样做。田文镜遂给他赏银五十两，送“士女淳良”匾额，又在县里给他立碑，教育民人，向他学习。雍正命给翟世有七品顶戴，另赏银一百两，以表彰他的善行。雍正还就六十一和翟世有的事，要官绅士民广为效仿，说那些贪赃纳贿，出入公门，网利营私，不守官箴，不端士品的人，怎不惭愧呢!一个月后，田文镜又奏报商邱贫民陈怀金拾银二十四两八钱，交还失主，坚不受谢，与翟世有的事相仿， “仰见圣教流行之速”。雍正说“朕训诲臣民，唯以正人心厚风俗为首务，期以薄海内外去浇漓之习，敦仁让之风”,翟、陈事出， “可见民心淳朴性善，皆同率教”“实风俗转移之机会”,希望今后“人人各怀乐善之心”。遂给陈怀金九品顶带，赏银五十两。自此之后，各省相继效尤，纷纷呈报路不拾遗的好事。同年，直隶总督何世堪先后奏报平山县民郭见忠、景州民李世齐拾金不昧，雍正命各赏八品顶戴、银五十两。而疆吏所报遗金不昧的人，可以说是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了。川陕总督岳钟琪报告绿营兵丁刘子奋在张掖拾银交给原主。鄂尔泰报称云南兵丁李应芳、金贵拾金不昧。雍正说这些好事发生在边疆，更为可嘉，除赏给银两外，给予把总衔，遇缺拨补。直隶巡察御史鄂昌奏报文安县织席民妇卢梁氏拾金不受谢，雍正命赏米、布和匾额。磁州佃农杨进朝拾银四十两，送交地主，转给失主，也按例给赏。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古州土通事杨士奇，麦董寨仲家人阿罗拾金交还原主，雍正因为这事出在新近改土归流的地方，非常高兴。又有湖南凤凰营汉人妇女张林氏，迷路走入苗民村寨苗龙有家，苗龙有报官，将人送回。雍正说“苗民有此善举，足征苗俗之奉公向化，应加格外之恩，以示嘉奖”。在台湾，有高山族母女二人，拾得银钱衣物，报官还给原主，雍正以“廉让之义举见之番黎妇女，更属可嘉”,赏银三十两，以示奖励。

路不拾遗，表明民风淳美，世道清明，自古以来便是盛世的标志。它偶或见于史书记载，那也是像贞观之治的时代，稀世罕有。雍正旌奖拾金不昧，含有双重意义，一是用以教育民人，以便政府的治理。他要人讲礼义，兴仁让，端正心术，做出事来就符合礼法。人人如此，社会风俗就淳正了，压倒了邪气，坏事就少了，或不出了，这样人民就易于治理，他说“天下之治平，在乎端风俗，而风俗之整理，在乎正人心”,他用倡导路不拾遗作为正人心的一种手段。二是宣传他的统治已趋向盛世。按照他的说明，拾金不昧发生在社会下层，军民男女，内地边疆，满、汉、苗、高山、仲家各民族，在皆有，似乎形成了社会风尚，仿佛雍正时代已经成为太平治世。田文镜就翟世有的事歌颂雍正， “圣治淳熙，化及愚夫愚妇”,雍正则说那是“风俗休美之明征，国家实在之祥瑞”。这种人心向化，风俗纯美，只有仁育万民的政治才能做到，因此，雍正虽未把拾金不昧诸事说成是尧舜之世的再现，但已俨然以盛世自居了。人民之间互助以及拾金不昧，是广大人民的美德，本来就在民间存在着，雍正大肆渲染，并予官职、物质和精神的鼓励，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就使此类事超出了当时人民自觉的美德范围，用名利引诱人交还拾金，从而把它纳入封建伦理轨道，加之雍正借它宣扬自己的政治，所以这种旌奖，成为雍正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民风纯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