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保笃宗

雍正对民众运动的态度和相应政策，是其为政的重要内容之一。雍正二年(1724)二月，雍正颁布《圣谕广训》,第十五条即为“联保甲以弭盗贼”。在他看来，安民之道在于消弭“盗贼”,而治贼的最有效办法是实行保甲制，使民众互相监察，不容奸匪窝藏，盗贼窃发。他看到当时保甲法推行无力，有名无实，盗匪不能肃清。他希望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城市乡村严行保甲，每处各自分保，每保各统一甲，城以防分，乡以团别，排邻比户，互相防闲”。历代封建政府对民众的日常统辖办法是户口编审，保甲制则是一种辅助法规，它实行的状况，历代亦不尽相同，只在少数情况下推行得彻底一些。这时雍正也是在户口编审为主要制度的前提下，谈保甲制的推行和作用。然而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雍正四年(1726),雍正再次强调实行保甲法就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

清初实行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记注丁口、籍贯、职业。丁口，是政府征发徭役的根据；籍贯关系到人们读书，应试、做官等权利；职业，有的不能随意改变。这些内容关系政府和民人的利害，双方都很重视，政府由于据以进行剥削和统治，更加留心。人们的家庭情况总在不断地变化，所以户籍登记不间断地进行。清初政府规定三年进行一次编审(后改五年一次),稽查户口，尤为注意核实丁口，所以叫作“编审壮丁”。当编审之年，各省于年终报告户部，若违限不报，经管官员都要照违限例议处。由此可见，在当时编审户口，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事务。雍正实行摊丁入粮制度，使编审壮丁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

比如最早实现摊丁入粮的直隶，在实行二三年后，总督李级发现了新问题，即丁役体现的丁银已摊派到钱粮里面，而且丁银的数量是固定的，不再考虑增减，因此政府了解人丁数字，已同征收钱粮没有关系，这样编审制度就成为多余的了。他在四年五月的密折中奏称“直隶丁银业已照粮均摊，是编丁之增损与一定之丁银全无关涉” “似宜斟酌变法”。编审不仅是多余的，它需要一笔经费，购买纸墨，登记造册，报部，这些费用派向民间，胥吏还要贪占。为免除这一弊病，他要求停止编审。可是废弃编审后，如何管制民人，他也思谋到了。他认为保甲法既能清查户口，又能稽察游民，比编审更好，因此建议严饬地方官推行保甲“于编排保甲时逐户清查实在人丁，自十五岁以上毋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申送布政司，汇齐另造总册，具题进呈御览”。以保甲代替编审，推正也在考虑这一问题，在李级折奏前半个月，他再次发布实行保甲法的上谕。他指责地方官把保甲当作陈规旧法，“奉行不实，稽察不严”。针对村落零散、沿海、少数民族地区不宜实行的观点，指出数家亦可编为一甲，汉化较高的苗民、僮民都可编为齐民。他怕地方官依然不实力奉行，命制定相应的奖惩条令。当见到李级奏折后，雍正详细披阅，认为所议“甚近情理”,只是实行摊丁入粮不久，骤然取消编审是否会产生别的问题，还吃不透，因此要李级正式题本，发给廷臣，广泛征求意见。七月，吏部遵照雍正的指示，议定保甲条例：一、十户为一牌，设一牌头，十牌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正。二、畸零村庄、“熟苗”“熟童”,一体编入保甲。三、地方官不实力奉行，按情节分别议处。四、建立民间劝惩办法，对违犯保甲条令之人，若行告发，按被揭发的人数给奖，若为隐匿，予以杖责。雍正批准这一条例，于是命各省通行，限一年内执行完毕。这时就在事实上停止了编审，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被乾隆皇帝取消了这一制度。编审停止后的保甲法，与从前的不同，它包含调查户口与维持治安两项内容，突出了其治安管制的性质。也就是说自此以后，清廷日常控制人民的手段，主要是保甲法。所以说自雍正四年(1726)起，雍正厉行保甲，是在摊丁入粮新形势下对人民进行约束。

为了全面推行保甲制，雍正便把推行保甲制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田文镜起到了模范作用。他在雍正三年(1725)就抓了推行保甲法的注意事项，要求州县官做好选择捕役、严查窝家、训练民壮，严查寺庙饭店等项事务。雍正四年(1726),他以保甲推行状况衡量属员优劣，唐县知县周璠“不能勤查保甲，一任捕役纵贼”,加之“诸务废弛”,田文镜因此就参劾了他。固始县县丞程秉礼署理光山县及息县知县事， “奉行保甲极其谨严”,又能革除地方积弊，将他推荐，提升为唐县令。田文镜还赞扬老城知县高镗“稽察保甲，亦无盗案”。田文镜的捕务、民壮、保甲相结合的办法，浙江总督李卫也在推行。

在编排保甲时，雍正解决了对棚民的控制问题。有部分在本籍无业的农民，到异地谋生，开山种地，或做雇工，因系搭棚居住，被称作“棚民”。他们多生活在丘陵地带，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北、陕西、四川等省，山区尤多。他们生活没有保障，迁徙不常，还曾发生过武装起义，引起朝廷的注意。雍正二年(1724),户部尚书张廷玉说浙、赣的一些抢掠事件，是棚民煽惑倡首，应设法安置，疏请敕令督抚派遣能干的州县官严行管制，加以编排，在稽核保甲时一体稽察，并请允许棚民读书进学，把他们变为土著，以绥靖地方。雍正命有关官员议处，雍正三年(1725),两江总督查弼纳、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奏处置浙、闽、赣三省棚民办法，雍正四年(1726),雍正命仿照保甲的法规，按户将棚民编审入册，租地的山主，雇工的雇主，要对棚民进行担保；愿入籍的棚民一经获准，即与土著一体当差；入籍二十年的可以参加文武生的考试。条令制定了，由各地督抚贯彻落实。李卫和观风整俗使王国栋严厉执行，把浙江棚民控制起来。雍正六年(1728),大理寺卿性桂到衢州密访后，奏称“棚民近日光景，皆知安分，不敢生事”。雍正自负地说“在昔棚民，何有今日光景，经大费一番措置，方能如是帖然”。编查棚民法令下达时间一长，地方官和担保的山主，地主就忽视它了，而雍正结记不忘，死前的上个月，还发出上谕，要求“督抚等转饬有司实力奉行，毋或怠惰，倘有不遵，即行严惩，从重议处，若督抚失于觉察，朕访闻亦必加以严谴”。雍正在位期间，始终大力推行保甲法(包括棚民编查),企图使人民俯首帖耳，任其摆布。

实行孝道，历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做人的根本。顺治、康熙两朝撰述《孝经衍义》,康熙四十一年以前，会试第二场的论题，就从《孝经》选出，以后因着力提倡宋儒理学，改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等书中出题。雍正即位，强调“孝为百行之首”,重视《孝经》,命从元年恩科会试起，仍用《孝经》命题，“庶士子咸知诵习，而民间亦敦本励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此乎”。其旨是令人懂得孝道，在家做孝子，而这种人到了社会上，无论是做官为民，必能竭尽本分，忠实于朝廷。所以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雍正把它概括为“移孝作忠”,更说明封建统治者极为提倡孝道，终极目的是要臣民忠君做顺民。雍正围绕这个目标，更自觉地、大力地倡导孝道和与它相联系的宗族制度，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方针、政策。

孝道实行于家庭，家庭又是宗族成员，崇孝道，必然重宗族。雍正在《圣谕广训》第一条讲解了敦孝弟之后，就在第二条说明“笃宗族以昭雍睦”。他把兴建祠堂、设立宗族学校、添置族产、纂修谱牒四事，当作维持宗族制度的要务。

在清代，一部分家族设立宗祠，有的大族还另立支祠，祠堂设有族长，大祠堂还有其他管理人员。祠堂的职责名义上是管理祭祀，实际是统治族人的机构。雍正为了强化它的职权，于雍正四年(1726)下令在宗族设立族正， “察族之贤不肖”,即考察族内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封建的道德标准，表彰遵守模范，谴责它的破坏者。族长的选择，是宗族内自主的事情，他主持族政，政府一般给予支持。族正，由政府指定，代表官方，加重了宗祠的权力。雍正五年(1727),雍正更改与祠堂相关联律例，他指示经官惩治而不悔改的人，准许祠堂告官，可以将他流徙远方，以为宗族除害；若祠堂私自以族规处治，以致身死，可免执行人的抵罪。经过九卿讨论，根据他的指示精神，拟定了相关的律例。司法权原只在政府手中，这一变更，使祠堂也拥有了惩治族人的某种司法权，族长的权力加大了。雍正企图用宗族权力辅佐政权，使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维护满清的统治。但是这种改变，破坏了政府司法权的完整性，造成政府与宗族的矛盾。因而族正和处理族人司法权的律例能否长期存在，就成了问题。乾隆初年，乾隆皇帝把族正给否定了，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新设立。

雍正十年(1732),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张照奏称：读《圣谕广训》有“置义田以赡贫乏”之教，其祖张淇用己田一千亩作为义田，养赡同族的贫民，现今请求皇上允许立案，在政府注册，载入县志，该项土地不许别人侵占，即使张淇子孙亦不得出卖，他人亦不许私买，违者照律治罪。如此则该项田产可以长久保持，以利解决贫宗的生活问题。雍正见是响应他的号召，高兴地允许立册存案，并说“张淇以已田作为公产赡养宗党，其敦本厚族之谊可嘉”,应当表彰他这种义举。张淇用私田做义田，建立义庄，经张照的登记，可以长久的保存，它的土地不仅使他人不得侵犯，连政府也保证不损害它。义庄始设于北宋的范仲淹，他的义举被一直维持下来，雍正中，该族范瑶又以已田一千亩扩建它，收租赡族，其扩充部分，亦申请立案。该义庄所在地的江苏巡抚尹继善奏称，范瑶的行为是受皇上《圣谕广训》教导的结果，现在“化行俗美，群黎编德，三吴士庶，莫不闻风兴起，咏歌盛世，传为美谈”。雍正说范瑶义风可嘉，应予鼓励，于是将他从候选知州补授为员外郎。雍正同时教训尹继善： “地方上偶一善事，何得遽云化行俗美，群黎编德?"他不以有少数义庄为满足，希望它大量的出现，以实现他倡导义行的主张。义田、义庄的地租，一部分用作赡济宗族内贫宗成员。雍正号召置立义田，是利用宗族的力量实行互助，减少政府的压力，使那些不稳定的因素因生活问题得到某种解决而暂时稳定下来。这也是用宗族制度支持政权。

雍正表彰义庄的建立者，只是他旌表义行的一个内容。雍正元年(1723)二月，命礼部研讨建立忠孝节义牌坊事务，他说以往疆吏把此事当作形式，未认真执行，富室巨姓滥膺表扬，穷乡僻壤的孝子节妇反遭隐没不闻，督抚学政必须加意搜罗。报请旌表，申请人需要到县城，要花路费，胥吏讨索酒食钱，这笔开销，造成贫民不能申请。雍正着意于寒素之家，就是要在实际上扩大旌表对象，以发挥它的影响。礼部遵照雍正指示，议请建立两种祠宇，一为忠义孝悌，一为节孝妇女。建坊银两由政府发给。雍正批准了礼部的建议。实行情况各地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比较重视。雍正七年(1729),马淑襄被任命为河南光州学政，“抵任值督抚旌表节孝，即为悉心采举，于无力者尤亟搜扬”。有的地方官侵占建坊银两，以致易于倾圮，对此，雍正大为恼火，下命把查检祠宇作为地方官交盘的一项内容。忠孝节义祠表彰的是个人，对于“模范宗族”,雍正同以往君主一样大加表扬，雍正十年(1732),亲书“世笃仁风”匾额，赐予湖南沅江县七世同居的谯衿家族，同年，还给七世同居的陕西武功县李倬、同州刘运惇赐了御书匾额，照例建立牌坊。他的臣子也仿效执行，如湖南宜章知县胡星说该地禾仓堆曹族， “循理守法，安分乐业，秀者诗书，朴者耒耜，凡牵牛服贾之俦，莫不以孝悌为先，而寇攘奸宄之事无闻焉”。于是，赠送“淳善可风”匾。

思想家冯桂芬，鉴于摊丁入粮后“民轻去其乡”,政府不易控制的状态，认为需要实行“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的统治。雍正在摊丁入粮实行之始，就停止编审，制定新的保甲法，设立族正，倡导孝道。他虽然没有像冯桂芬那样总结出保甲与宗族的经纬关系，但却是按此实践的。他这样做，把封建统治真正深入到民间，把人民置于保甲与祠堂交织的严密罗网中。他这样做，使政权自上而下地支持族权，宗祠又自下而上地维护政权，两者结合，加强了封建统治。雍正实现行政机构改革，加强了皇权，加上这些地方组织的强化，增强政府统治力，所以雍正时代，从上到下，封建统治更加严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