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罗理藏

青海和硕特蒙古人，原为居住在新疆的厄鲁特四部之一，该部首领固始汗在明末率众进入青海和西藏，其后裔在西藏的为拉藏汗，在青海的为鄂齐图汗，在河西的为阿拉山王。尔后，厄鲁特准噶尔人兴起，噶尔丹灭掉鄂齐图汗，阿拉山王投降清廷，康熙命他们在贺兰山游牧。当康熙亲征噶尔丹时，固始汗子孙八家台吉往见康熙，康熙封固始汗子达什巴图尔为亲王，其余授予贝勒、贝子、公等爵，至此青海和硕特接受清朝统辖。康熙末年，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入藏，杀拉藏汗，清军分两路进藏平乱，达什巴图尔子罗卜藏丹津在康熙六十年(1721)随军杀敌，胜利后返回青海。因为进藏的功绩，固始汗子孙势力复振，罗卜藏丹津袭爵亲王，又以固始汗嫡孙自居，希望成为青海和硕特诸部的首领。于是暗中与策妄阿拉布坦勾结，在雍正元年夏天，召集诸部头领于察罕托罗海，令众人放弃清朝封爵，恢复旧日称号，自称达赖混台吉统驭诸部。和硕特另一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不从，罗卜藏丹津率兵进攻，他们逃到甘肃河州地区，得到雍正的安置。这时罗卜藏丹津诡称察罕丹津等阴谋割据青海，所以对其用兵，以此麻痹清廷。青海和硕特自康熙中期归清，已三十年，如今却与世仇准噶尔相勾结，可见罗卜藏丹津是个野心家，分裂主义分子。

康熙在西藏问题解决后，即把用兵重心转向准噶尔部，大军移驻河西走廊。罗卜藏丹津事发，雍正因即位不久，朝中需要处理的事务较多，不希望在边疆用兵，于是作两种部署，一方面派在西宁的侍郎常寿往罗卜藏丹津处，令其罢兵；另一方面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准备用兵。

罗卜藏丹津不仅不听从劝告，还将常寿扣留，又同西宁附近的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汗联系，希望得其援助。塔尔寺是喇嘛教圣地，它的大喇嘛深得青海僧众的信仰。察罕诺门汗决定帮助罗卜藏丹津，于是归附他的有二十万人，罗卜藏丹津遂大肆叛乱，进攻西宁。在甘肃、四川的藏人也应声作乱。

雍正得知这一恶讯后决心讨逆，谕令在西北的平逆将军延信，边防理饷诸大臣，四川、陕西、云南的督抚提镇，军事事务都告知年羹尧，以统一行动。年羹尧令四川提督岳钟琪率兵驻松潘，以便进剿。岳钟琪于九月三十日折奏，以军机不可预料，恐有新情况，请不必同年羹尧合期并进，以便相机行事。雍正回称： “朕信得你，但凡百以持重为上，西边有年羹尧、你二人，朕岂有西顾之虑，愿你等速速成功，朕喜闻捷报”。表明他坚决对罗卜藏丹津用兵，并把此事交由年羹尧负责，对未来的立功者岳钟琪予以高度的信任。

年羹尧受命之后，对战争做了周密的部署，他从甘州军营移驻西宁，派兵驻守永昌和布隆吉河，防止叛军进入甘肃内地，分兵固守里塘、巴塘、黄胜关，截断叛军入藏通路。与此同时，又奏请雍正敕令靖逆将军富宁安屯兵吐鲁番和噶斯口，隔绝敌军与准噶尔的联系。与此同时，开展对叛军的进攻。罗卜藏丹津见状恐惧，送还常寿，请求罢兵。雍正因此谕令年羹尧坚持武力平叛的态度。

年羹尧经过雍正元年冬天的征战，使叛军十万众投降，罗卜丹藏丹津逃往柴达木。年羹尧与诸将商议进军方略，意欲调兵二万，分四路征讨。岳钟琪认为青海地区辽阔，敌军尚有十万，若深入其境，它分散诱我，击此失彼，反会四面受敌，不如以精兵五千，直捣贼巢。雍正认为岳钟琪的剿贼方案可行，命他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雍正二年(1724)二月初八日，岳钟琪等进击，猛烈追杀，俘获罗卜藏丹津母亲和妹妹，叛乱头子吹喇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和藏巴札木，罗卜藏丹津改着女装逃跑到准噶尔部。战斗到二十二日结束，为时十五天，这是草原上的大战少有的速度。三月初一军队凯旋，四月十二日，雍正命举行献俘仪式，祭告太庙、社稷、康熙景陵，晋封年羹尧一等公、岳钟琪三等公。

平罗战争结束，年羹尧在五月提出处理善后事宜十三条，经总理王大臣讨论，雍正批准实行。年羹尧还条奏禁约青海十二事，雍正认为他条划周详，也都批准了。

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及善后处置，清朝政府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康熙虽封固始汗子孙，但对青海多数地区乃是间接的管理，甘肃、四川一些地方也因和硕特人和藏人的联合使清朝削弱了控制力，平定罗卜藏丹津，则大大改变了这种情况。雍正在青海派驻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务，把西宁卫改为西宁府，下置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将青海的重要地区直隶于中央。又改甘肃省的凉州卫为凉州府，新设武威县，改镇番卫、永昌卫、古浪所为县，改庄浪所为乎番县，改甘州左卫，右卫为张掖县，改高台所为县。随着建制的改变，清朝中央政府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得以巩固了。

青海问题，主要是解决青海蒙古人的问题，同时也涉及西藏人，由善后十三条事宜中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了。青海、西藏毗连，清廷加强对青海的治理，有利于对西藏的进一步经营。

雍正平叛以后开展屯田，兴办农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也具有积极意义。

在青海的迅速胜利，出乎雍正的预料，他在年羹尧奏折上指出“前青海势涌，正当危急之时，朕原存一念，即便事不能善结，朕不肯认此大过，何也?当不起，原是圣祖所遗之事，今如此出于望外，好就将此奇勋自己认起来，实实面愧心惭之至”。他在这里提到这是圣祖康熙的未竟事业，这是值得注意的。青海和硕特自康熙中期与清朝加强联系以来，越往后越密切，这对它本身的发展、对清朝加强在青海的统治都有益处，而且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罗卜藏丹津不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却要搞分裂割据，不得人心，自身也曾举棋不定，叛乱后，一些和硕特人归顺清朝，历史发展注定他要失败。而清朝政府，开始想和平解决，一旦发现这是不行不通的，即决定用兵，中途不再接受投降，以利彻底解决问题。平叛工作的最高决策者雍正，态度坚定，用人得当；前线总指挥年羹尧调度有方，善后措施得宜；深入敌营的岳钟琪，有胆有识，建立奇功。雍正君臣的种种活动，都为这一事件的顺利发展做了积极贡献。

青海问题解决后，雍正把目光转向西藏。早在康熙末年，请军进藏，驱逐了准噶尔势力，留蒙古兵两千名驻守，封参战有功的藏人康济鼐、阿尔布巴为贝子、隆布奈为辅国公，以康济鼐总理前藏事务，授颇罗鼐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管理后藏事务，他们还都担任噶布伦。

雍正即位时，四川巡抚蔡斑奏请安定八旗人心，以为从西藏撤兵是必要的方法。雍正的态度，是以蔡琏的建议为谬妄，说那样做是不妥的，是“以皇考举行此事为非”。这不是当日朱批的实录，是篡改过的。原来他说蔡斑的看法， “与朕意、廷臣议同，正在此办理”。事实上，他在雍正元年(1723)就把驻藏部队撤回内地了，只在四川的察木多(今西藏自治区昌都)留军驻守。

雍正五年(1727),西藏噶布伦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等嫉妒康济鼐掌权，举兵杀害了他，又阴谋投奔准噶尔。雍正自从西藏撤军，深知对西藏的控制力削弱了。阿尔布巴叛乱的发生，认为这是一个弥补前咎的机会：“当趁此机，先将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为边防久远之计。”他的办法就是出兵平叛，中心任务就是“将达赖喇嘛移至西宁，则西藏可永远无事矣”。当时云贵总督鄂尔泰对出兵持保留态度，希望雍正以抚为上，剿杀次之，羁縻为上，驾驭次之。雍正不听他的意见，表示一定要出兵，而且不惜费用。于是下令准备进军。不久，他考虑到，若一发兵，阿尔布巴畏惧而挟持达赖逃亡准噶尔，事情就复杂了，还不如暂不进兵，因而下令停止出师。

叛乱发生后，管理后藏的颇罗鼐即统领后藏和阿里的兵士九千，一面截断叛匪逃向准噶尔的道路，一面进军拉萨，擒获阿尔布巴等首逆。雍正获悉颇罗鼐的成功，他断定达赖不可能去准部，于是决定挥师进藏，命左都御史查郎阿率领陕西、四川、云南驻军一万五千人进藏，继续平叛。雍正六年(1728)秋，查郎阿至拉萨，诛杀首恶。雍正封颇罗鼐为贝子，总管前后藏事务，后又为他晋爵贝勒。

雍正吸收了上次撤兵的教训，为巩固在西藏的统治，设驻藏大臣，正副二人，留兵二千，分驻前后藏，归驻藏大臣统辖。因驻藏大臣系固定职务，不便频繁更换，又怕内地官员入藏后，在生活上不适应，于是定三年一换办法。这时的驻藏大臣重要任务是管理清军，稳定藏中政局。与乾隆后期定的驻藏大臣同达赖共管藏中事务制度有所不同，但它却是这一制度的发端。驻藏大臣是清朝政府的代表，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联系的桥梁，密切着双方关系，有利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在阿尔布巴叛乱的同年，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承继，扬言送还康熙间掳去的拉藏汗的两个儿子，他是要干涉藏中事务。雍正下命严防。准噶尔进藏有三条道路，一为西路，由叶尔羌至阿里，此道至前藏迂远，藏中易于准备。一为东路，走喀喇河，然需经过青海，通行不便。一为中路，经腾格里海，到西藏最便捷。因此，驻藏部队每年夏天到腾格里海驻防，冬天因大雪封山而撤离。达赖喇嘛为藏人、蒙人所信仰，然而也成为蒙、藏贵族争夺的对象，把他利用为掌权的工具。雍正怕噶尔丹策零入藏劫持达赖，就把达赖六世迁到他的家乡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西边的噶达，用几十万两银子建造规模雄壮的惠远寺，供他居住。不久，又把他迁移到泰宁寺(康定西北),派兵一千名护守。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因同准噶尔的关系有所改善，派礼亲王允礼迎达赖六世进京，达赖因未出痘，不便远行，于是又把他送回西藏。

巴塘、里塘地区，康熙时已由清朝治理，雍正初年因从藏中撤兵，这里遂由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平定阿尔布巴之乱以后，雍正命于巴塘、里塘建立宜慰土司，归四川省统辖。又设维西、中甸二厅，归属于云南省。后来章嘉呼图克图以巴塘、里塘为达赖六世出生地，请将该地仍隶前藏，雍正以当地每年商税银五千两赐之，而地仍为四川辖区。

西藏隶属于清廷辖区，大体上经过三个时期，崇德、顺治为开创期，康熙、雍正为发展期，乾隆为巩固期。雍正初年撤军，虽有客观原因，但明显缺乏远见，后来积极平叛，设立驻藏大臣，弥补了过失。

在西藏事件中，雍正总把西藏问题与蒙古问题连在一起考虑，在他看来，西藏和准噶尔的关系是：准噶尔安宁，西藏则不会生事；西藏不平静，也会引起蒙古的**。造成这种相互关系的是喇嘛教。雍正又说： “蒙古之人，尊信佛教，唯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也就是说蒙古人不安静，可以用喇嘛教抚绥，而要利用喇嘛教，就不得不注意西藏问题。注重喇嘛教，首先要笼络教王达赖，这就是雍正以能否控制达赖为前提决定是否进军西藏的原因。

康熙也持同样的见解，所以在命令允褪征讨准噶尔的敕书中说“朕欲保护黄教，拯救生灵，特命尔为抚远大将军”。清朝前期的皇帝多能如此，史学家赵翼说清朝优待喇嘛教， “正所以服帖外夷，乃长驾远驭之深意”。由此可见，雍正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兼顾准噶尔问题，具有全局观念，是正确的且具有深远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