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僚中，与旗人欺凌汉民相一致，旗员傲视汉员，这是清朝的职官制度所决定的。雍正宣称“朕即位以来，视满汉臣工均为一体”。又声言“朕待臣下至公至平，从无一毫偏向，惟视其人如何耳”。听其言而察其行，其实，他的言行并不完全一致。

清廷对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等官职实行复职制，即为满汉兼用，虽然是同等职务，但总应有一个主事的，即所谓在前行走者，这却法定为满人。雍正五年(1727),雍正规定，大学士主事者以满人中居首的充任，其余大学士的行走秩序，不必分别满汉，要依补授时间排列名次，由皇帝临时决定，并指定汉人大学士张廷玉行走在旗人孙柱之前。六部满尚书在汉尚书之上，张廷玉以大学士管吏部、户部尚书事，雍正不顾定制，命张廷玉行走在前。雍正六年(1728),公爵傅尔丹管部务，张廷玉因他为贵胄，不敢越过他，向雍正奏请让傅尔丹在前行走，雍正没有同意其请，令张廷玉安心居前。汉人励廷仪任刑部尚书多年，其属满人侍郎海寿升任尚书，按规定应居其上，雍正为表示对励廷仪的重视，命他在前行走。雍正一面执行以满人为领班的制度，一面又因人而异，重用一部分汉人。

满汉官员在政府中的不同地位，自然会产生矛盾，互相排斥。雍正见此，指示“满洲为上司则以满洲为可信任；汉人为上司，则以汉人；为可信任；汉军为上司，则以汉军为可信任”。雍正认为这种偏向，将影响政事的治理，时加警惕。汉军杨文乾为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石礼哈及广东官员阿克敦、常赉、官达四个满官协谋陷害他，被雍正识破，因而训斥他们。雍正说他信任的满员迈柱、汉员李卫、汉军田文镜和杨文乾，什么出身都有， “但能竭忠尽力，则彼挟私倾陷之徒，无论其为满洲、汉军、汉人，皆不得施其狡挨，肆其奸谋”。在这相互排斥之中，满人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仅身居要职，即使为汉人的下属，亦以旗籍而蔑视主官，雍正知道这是旗人的常习，时加警戒。汉人孔毓珣任广西巡抚时，汉军刘廷琛为按察使，雍正叮嘱他“凡百处不可越分，毋因巡抚系汉人遂失两司之体，而主张分外之事，朕如有所闻，必加以僭妄处分也”。雍正考虑到政事的治理，需要官员的团结一致，他告诉官员：都是在为朝廷办事，何必分满洲、汉人、汉军、蒙古，应当“满汉协心，文武共济，而后能致治”。他以此律人，也应该说这是他的真实思想，他为了很好地利用汉官，不愿过分的歧视他们。

雍正说“天之生人，满汉一理”,其才质不齐，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唯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为满洲为汉人也。这里说的是对满汉一视同仁，唯看其才质。可是他又对臣下说， “朕唯望尔等习为善人，如宗室内有一善人，满洲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满洲；推之汉军、汉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满洲，则朕定用满洲矣”。同样是人才，先宗室，次满人，再次汉军，最后才是汉人，如此看来满汉仍是有区别、有等第。所以说雍正依然执行清朝传统的依靠满洲团结汉人的用人方针，但是他比较重视才能，给某些汉人以较高的地位和特殊的荣誉，有利于这些汉人政治统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