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旗地多，旗人也多，他们依恃特权，欺压汉民，造成严重的旗汉冲突。

雍正元年(1723),直隶巡抚李维钧密奏房山县庄头李信与宛平县庄头索保住勾结作恶的罪行，他说李信等独霸房山县石行，把附近居民的牲口抢去，为其拉石料出售；放高利贷，拿百姓房产做抵押，不能偿还的，勒逼人妻、子、女为奴；强占房山、宛平县民间妇女多人为妾；打死人命。他们的不法行为“以致宣化府士民罢市”。雍正痛恨庄头作恶，见奏即指示李维钧将李信等严审究拟， “以示惩创，以舒畅小民怨抑之气”。他知道此等庄头，必勾结内廷势要，去之不易，他怕李维钧遇到阻力，退缩不前，因此，在李维钧的奏折上批示“尔断不可游移软懦，倘遇难以推卸之处，直告之曰上意指示，何敢见宽”。与此同时，他公开向李维钧发出谕旨：

畿甸之内，旗、民杂处，向日所在旗人暴横，小民受累，地方官虽知之，莫敢谁何，朕所稔悉。尔当奋勉整饬，不必避忌旗汉冰炭之形迹，不可畏惧勳戚王公之评论，即皇庄内有扰害地方者，毋得姑容，皆密奏以闻。

李维钧是汉人，若对旗人依法惩治，必遭王公反对，会被安上汉人反对旗人的罪名，雍正给李维钧撑腰，警告贵胄不得对他陷害，以便他顺利处置不法的旗人，适当消释汉人的怨恨。七月，李维钧密奏宝坻庄头焦国栋、焦国璧在城乡占据田土一千余顷，开设当铺、商店数处，打死人命六条，奸占妇女，包揽词讼，私立场集。雍正指示李维钧“除暴安良，尔分所当为，类此等事，宜极力振作，更勿虑朕以多事见责”。十月，雍正谕内务府，加强对庄头的管理，对怙恶不悛者即行革退。十二月又谕令，庄头不得奢华，住房不得过制，不得擅用非分之物，否则严惩不贷。经过一番整饬，有的凶恶庄头有所收敛，自动将地租和当铺利息各减一分，李维钧因他们知过悔改，求请免予拟处。雍正回复：恶人秉性难移，对他们仍要留心访察，如复蹈前辙，立即参处，不可稍存姑息之念，绝不要始勤终怠。他还批示除恶务尽， “朕必永断此恶而后已”。正是在雍正的鼓励与督责下，李维钧继续打击作恶庄头，雍正二年(1724)正月又将静海县镶黄旗恶霸庄头李大权捉拿归案。

对于庄头以外的凶横旗人，雍正亦从严惩罚，绝不姑容。康熙末年，许二倚恃是旗人，率众打死民人刘国玉。雍正即位有赦免恩诏，刑部援引诏书，欲为之减刑，大学士等也奏请。雍正说许二倚仗旗人犯罪，实属可恶，不可援赦宥免，仍应按原罪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雍正四年(1726)八月，直隶总督李统奏报：镶黄旗人王三格，据称是内务府仓官，在满城县有祖遗圈地，早年转典给县人孙含夫、冉铎等取租，雍正三年(1725)回到满城，殴打孙含夫及佃农，占夺原地。第二年三月孙含夫到保定控告，还未审理，王三格因冉铎吃斋被乡人称为老道，就诬告冉铎邪党聚众，自称教主，任命孙含夫等人为将军、总管。直隶按察使据报将冉铎等人拘捕审讯，造成冤狱。王三格因是仓官，地方官不便审理，奏请将其官职革退，以了结此案。雍正指示： “三格实属可恶，宜加倍严惩，以警刁诬。仓官非官，彼自名之为官也，殊可发一大笑!”王三格夺人财产、又肆诬陷之举，可见旗人对汉民欺压之严重。他可以自称仓官，封疆大吏的总督也对他无可奈何，亦见旗人特权之大。雍正加倍严惩的态度，才可以多少打击不法旗人的嚣张气焰。

雍正五年(1727),顺义县旗人方冬魁在酒馆中见到张四，因张未给其让坐，于是即对之打骂，激怒张将其杀死。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承审，拟将张四定为绞监候罪，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向来庄居旗人，欺凌民人者甚多，即方冬魁之事可见”,因此对张四从宽发落：免死，枷号两月，责四十板完结， “以为旗人不论理恃强凌弱欺压民人者之戒”,并将此事晓谕八旗及各屯庄居住之旗人，以引起警惕。这样从轻处理张四，于法律不合，但不失为纠正旗人肆意作恶弊端的一个措施。

旗、汉人民之间的纠纷案件，照例，旗民不由地方官审理，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经直隶巡抚于成龙题请，设立满洲理事同知一员，驻保定，审理旗人斗殴、赌博、租佃、债务诸事，至于人命盗匪等重案，则会同督抚鞫审。这个理事同知，专由满人承当，与作为知府副手的同知不同。州县官不能随意审查旗人案件，也不能对旗人用刑。雍正初，以直隶旗、汉互相呈控事件繁多，增设满洲通判一员，也驻保定，协助理事同知处理事务。不久，仍以事多，旗、汉纠纷均赴保定办理不便，遂将张家口、河间、天津的旗、汉事件分别交张家口同知和天津同知审理。这是雍正维持康熙朝旧制，只是增设专管旗民事务的官员，以便比较迅速地处理纠纷案件。雍正六年(1728),良乡县知县冉裕業杖责旗人乌云珠，署直隶总督宜兆熊以违例虐待旗人将他题参。雍正说： “旗、民均属一体，地方官审理事务，只当论理之曲直，分别赏罚，不当分别旗、民。”冉裕柒奉公守法，不应当革职听审，因将宜兆熊的题本掷还。他还说不知道有不许地方官体刑旗人的成例，要刑部查明具奏。刑部查出果有这种案例，雍正命把它废掉，依他的指示执行，同时指责宜兆熊那样对待属员，过于苛刻。

旗人与汉人在处刑上，向来有所不同，汉人犯流徒罪的照律充发，旗人则可改为枷号、杖责结案，实际是从轻发落。雍正四年(1726),雍正认识到这使律令不能一致，因此，命大学士、八旗都统及满洲、汉军中的九卿共同商议，可否将旗人的准折刑法取消，一律按照统一的刑律与汉民一样处置。大学士等认为准折刑法是不好，易使旗人轻于犯罪，但满人、蒙古人缺乏营生之术，发遣难以图存，请维持旧例不变，唯汉军有犯军流罪者，则照律发遣。

在旗民与汉民关系问题上，雍正亦欲做些改革，但因照顾旗人的方针不变，所以在法令上就不能不遵奉旧制了。然而在实践上，打击不法旗人，尤其是作恶多端的庄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旗、汉之间的矛盾。由引可见，雍正一方面维护旗人特权，但又不使它过分，这同他对待汉人中的绅衿是一样的，即承认其法定权利，而不允许非法虐民。这一举措，有利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