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入关之初，八旗人口微少，他们为官做宦，当兵吃粮，又有旗地可以耕作，不存在生计问题。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在逐渐增长。如到了雍正即位，这时人口增殖甚多，而官职缺额和兵额都有限量，旗地没有增加，除了上述职业以外，清政府又不允许他们自谋生活出路，因此出现了新添人口的生活问题，此外旗人因长期脱离生产，出现生活上追逐奢华的问题。雍正二年(1724),雍正向八旗官员和民人说：

尔等家世武功，业在骑射，近多慕为文职，渐至武备废弛；而由文途进身者，又只侥幸成名，不能苦心向学，玩日慢慢时，迄无所就；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室用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且沉湎梨园，遨游博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糜费，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

他清楚地认识到旗人逐渐丢掉尚武精神，向追求生活享乐方面发展。对后一方面感受尤深，他知京中一部分旗人以酗酒、赌博、赴园馆、斗鸡、鹑、蟋蟀为事；更知盛京旗人以“演戏、饮酒为事”,以致城中酒肆多的不得了。他还知道，有的旗人的享乐，靠着变卖家产和钱粮来维持，他说他们“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卖房产者，即如每饭必欲食酒，将一月所得钱粮，不过多食肉数次，即罄尽矣。又将每季米石，不思存储备用，违背禁令，以贱价尽行粜卖”。

雍正针对一些旗人糜费和不善治生的问题，采取种种措施维持旗人的生活，希望他的国家的根本——八旗军不致为生活问题而减威。

雍正告诫旗人“量入为出，谋百年之生计”。他严厉禁止旗人分外享乐，雍正元年(1723),不许旗人酗酒、斗鸡，重定公侯及八旗军民婚丧仪制，让旗人崇尚节俭是重要的原因。到雍正十二年(1734),他就此事说“近闻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习，以夸多斗靡相尚者”,因命八旗都统务必加强教育。这些禁令，主要是进行教育，收效自不会太多，即如变卖禄米，仍是司空见惯之事。雍正五年(1727),顺承郡王锡保奏报，贾富成私自偷买旗军甲米，又向旗人放高利贷，雍正命他加以追查，将所买甲米及高利贷本利银追出，赏给破获此案的官兵。他感到一个一个追查不是杜绝旗丁出卖禄米的办法，于是在雍正六年(1728)令在京仓附近设立八旗米局二十四个，即满、蒙、汉军每旗一个，在通州仓附近按八旗左右两翼，设立米局两处，每局都派有专官，稽察禄米的买卖。这是限制旗人的糜费，以便量入为出。

雍正为增加旗人的收入，实行优恤政策。雍正元年(1723),发内帑银八十万两，分给各旗，作为官兵婚嫁丧葬的费用，于是规定护军校、骁骑校等婚事给银十两，丧葬给银二十两，马甲、步军等给银递减。这是临时性的补助，对八旗生活帮助有限。

旗人增多了，而八旗兵额是固定的，所以出现很多余丁，没有职业，生活无着落。雍正想扩大兵额，但又受政府财力的限制，就略为增加兵数，令从满、蒙、汉军中选取四千八百人为养育兵，每一旗满、蒙、汉军分配六百名，其中满洲四百六十名，蒙古六十名，汉军八十名。每一个满洲、蒙古养育兵每月关饷银三两，汉军每月也应为三两，但实给二两，多余的饷银给额外增加的养育兵，这样汉军每旗又可增添四十人，这次总计添加养育兵五千一百二十人。同年，雍正又特别增长汉军额数，把汉军二百六十五个佐领又二个半佐领，扩充为二百七十个佐领，兵额从一万七千五百二十八名，增至二万名。适当增加八旗兵额，雍正坚持了这项政策。雍正九年(1731),西安将军秦布奏称，他所管辖官兵定额八千名，然因户口繁盛，旗丁已近四万人，因请在余丁中挑选一千名当差，每月仅给饷银一两、米三斗，雍正批准了他的奏请。就此，他考虑到驻防各地的八旗情况相类似，因命其他驻防地也扩大兵额，挑选余丁充任。

八旗庄田是公田，旗人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是时间长了，旗人实际上成了所有者，因而能将所使用的旗地典当或出售，当然这是不合法的。雍正七年(1729),雍正过问这类事情，他考虑典卖旗地之事相沿已久，不便依法惩治，又不能不处理而任其发展，因此命各旗查明典卖情况，动支内库银按原价赎回，留在旗内，限原业主一年之内取赎，过限不赎，准本旗及别旗人照原价购买。雍正十二年(1734),命清查直隶旗地。他力图保持旗人产业，不令流落八旗之外。

限制出卖甲米和旗地，是消极的防范措施，雍正还着眼于发展旗人生产，即位之初，就兴办热河屯垦。雍正元年(1723)六月命于热河、喀喇和屯、桦榆沟三处屯田，从京城满洲、蒙古八旗中择取没有产业的旗丁八百名前往，编设佐领，另设总管从事经理。雍正十一年(1733),命喜峰口驻防兵屯田，每名给地一百五十亩，菜园四分，照民田例交税，税银留充兵饷。

雍正更为关注的是八旗井田。雍正于雍正二年(1724),他批准户部侍郎塞德的建议，设立井田，令拨京南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县官田二百多顷，作为井田，在京城八旗内，选择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没有产业的人员前往耕种，每户授给一百亩为私田，十二亩半为公田，八家共有公田一百亩，私田在外，公田在内，又给每户十二亩半做室庐场圃之用，朝廷给盖房屋，按人口分配。另给每户发银五十两，购置耕牛、农具、种子。私田收入归井田户，公田收成，在三年后全部交公。为办理此事，设置井田管理处，派建议人塞德前往料理。实行以后，愿去的人很少。雍正五年(1727),雍正说那些没有产业、游手好闲的旗人，依靠亲戚为生，使其受累，而他们却能为非作恶，遂强迫他们迁往井田处耕种，那些犯了枷号鞭责罪的革退八旗官兵，也罚往耕种。以后，又把侍郎哲暹、尚书石文焯等先后派往井田处理事。由于所去旗人多“非安分食力之人”,不仅不好好从事生产，反而偷卖官牛，私自出租井田。管理官员又将井田分成等第，徇私调换。种种情弊，不断发生。雍正即位后，即将井田改为屯田，不愿屯田的井田户撤回京中原旗，留下田房交地方官出租，愿意留下屯种的，按地亩完纳钱粮。雍正试行井田制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关于井田制，议论者多，然都不敢贸然实行。康熙年间也有议行的，康熙说井田法好是好，但形势已不允许它实行了， “后世有欲于旷闲之壤仿古行井田之法者，不惟无补于民，正恐益滋烦扰。天下事兴一利不如去一弊之为愈，增一事不如省一事之为得也”。雍正不怕多事，他宣布“特开井田，以为八旗养赡之地”,希望它能解决八旗的生计，滋扰之弊，在所不计。但是，他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第一，部分旗人因长期脱离生产，成为寄生虫，要他们改变习性和生活习惯，不是一般的行政命令所能做到的，所以用他们实行井田制，他们就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第二，实行井田制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事情，它同土地所有制、政治制度、赋税制度等相关，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流行千百年后，没有经历社会革命，实行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井田制，即使在一片国有地上实行，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包围下，它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必然会出现将井田私租出卖的现象，如此情形，井田制当然难以维持下去。第三，纵令雍正的井田法得以长期维持，垦田不过二百余顷，户民不过约二百家，人、田均极少，而要想扩大，政府给田、房、开垦费就要增多，也是力量所难达到的，这就是说井田很难大规模发展。那样的小规模进行，根本解决不了旗人的生产生活问题。因此，雍正实行井田制，虽力求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勇于实践，但以主观代替客观，盲目实践，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雍正晚年谋图扩大旗人的生产地区，令人往黑龙江、宁古塔等处调查，规划分拨旗人前往居住耕种，正当就绪之时，由于他的故世而没能实行。

在八旗人员逐渐地脱离生产、追逐享乐、生活窘迫的现实面前，雍正力图挽救危机，劝诫他们节俭，为他们堵塞钱财漏洞，又希望用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财源。他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没有阻止得了旗人的腐化趋势，旗人的生计问题依然存在。他以后，问题更趋严重。这是清朝一代的问题。清朝对八旗用养起来的办法，使他们渐渐成为寄生者，渐渐成为废人，这个基本政策不改变，旗人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雍正希望发展旗人的生产，是有识之见，但没有从根本上变更对旗人的方针，所以就不可能改变旗人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