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旗主权

清太主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由子侄分任各旗旗主，旗主与旗下有着严格的主从关系，皇帝要调发旗下人员，必须通过旗主。旗下隶属于旗主，同皇帝是间接关系，也就是说旗下有两个主人，即旗主和皇帝。各旗内亲王、贝勒、公是世袭的，他们世代掌管所在旗。这样在对待旗民的统治上，皇帝要直接掌管旗民，加强皇权，旗主要维持对旗下的所有权，因而产生皇权与旗主权的矛盾。自清太宗皇太极起的清朝前几代皇帝都谋求削弱旗主的权力，太宗、顺治两朝使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成为上三旗，由天子自将，于是剩下其他五旗，即下五旗旗主问题。康熙在统治后期，派皇七子胤祐管理满洲、蒙古、汉军正蓝旗三旗旗务。康熙皇帝将其子派至下五旗中作为管主，代替原来的旗主，实际上削弱了旗主的权力。所以，早在雍正即位之前，八旗旗主势力逐渐衰微，已无力与皇权抗衡，但是他们还拥有一部分权力，影响着皇权在八旗中的进一步行使。

雍正即位初年，承袭其父遗策，任用亲信弟兄和王公管理旗务。如以康亲王祟安管理正蓝旗三旗事务，皇十七弟果郡王允礼管理镶红旗事。他在对管主的使用中，发现它和皇帝及八旗内官员的矛盾，管旗务的诸王因身份崇高，还是影响皇帝对旗民的直接统治，而管主同都统等官员职权难分，往往互相摩擦，对于“公事，亦未免耽误”,雍正于是在雍正六年(1728)减少管主，取消崇安、锡保及信郡王德昭等人的管理旗务。雍正七年(1729),雍正命庄亲王允禄管理镶白旗满洲都统，雍正九年(1731),改命庄亲王允禄管理正红旗满洲都统事务，雍正十年(1732),用平郡王福彭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允禄、福彭是管理都统事务，与管旗务大不相同，管旗务是八旗都统的“太上皇”,是管主，都统得唯命是从，管理都统事务，本身相

当于都统，或是兼职都统。都统是所谓掌“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以赞上理旗务”。是八旗的军政长官，是一种职务，由皇帝临时任命，不能世袭，与所在旗的旗民是官民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允禄是雍正第十六弟，又以亲王身份管都统事，他已不是管主，降为一旗长官了，而这不是他个人的荣辱问题，因为他长期受雍正信任，后来为乾隆顾命大臣之一，他的出任管理都统事务，表明皇子、亲王在八旗中地位的降低，表明管主的被取消。至此，清代管理八旗事务人员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变化：旗主一管主一宗室贵族管理都统事务，每一次的变化，都是旗内主从关系的削弱，旗主不再具有原先的旗内自主权，皇帝将它剥夺净尽了。这个三部曲是皇权在八旗内(主要是下五旗)强化的过程，雍正的宗室贵胄管理都统事的办法，则是它的终结。这是八旗制度内皇权、旗主权消长过程的主线，围绕着它，雍正还采取了许多相应措施。

八旗都统，清文为“固山额真”,印信即以此为文， “额真”,满语意为“主”。雍正元年(1723),给事中硕塞条奏“额真二字，所关甚巨，非臣下所可滥用”,请加改定。雍正为正名分，崇君主，接受他的建议，命将“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意为总管，即汉文的都统，又将“伊都额真”改为“伊都章京”,意为领班。臣下不能称为“主”,只能遵奉一个主人——皇帝。 “固山额真”,是努尔哈赤建旗时的旧称，后来的都统早已不复是旗主的意思，至此，雍正又在文字上加以改变，从意识形态上革除旗主的痕迹，从而也标志旗主权力的实际消失。

旗员的官缺，向分旗缺、翼缺、公缺数种。旗缺，是某一官职例由某旗人员充任；八旗又分左右两翼，翼缺是专属于某一翼的人员的官缺；公缺是所有八旗人员的。旗缺、翼缺只在某旗某翼内进行挑选，旗主、管主可以把持这些缺位，也使得各旗之人具有向心力，团结自固，但在八个旗内，各旗人才不一，因而有的旗升转较快，有的则较慢，也不公平。面对这一问题，早在康熙初年，康熙皇帝即着手解决，康熙八年(1669)、康熙十年(1671),分别将各部堂主事、郎中改为公缺，通同论俸升转，但员外郎、主事仍按旗升转。雍正六年(1728),以铨法划一为理由，将原属于旗缺、翼缺的各部员外郎、主事、内阁中书、监察御史、给事中、工部造库郎中，一律改为公缺。既解决铨法的不公平，亦不使旗主、管主干预旗缺中任何一部分旗员的任用。对八旗内部缺分的补授，雍正亦行更改，原来下五旗王公所谓公中佐领之缺，只在该王属下挑选，雍正八年(1730),雍正认为这样做不易得到合适的人选，命于该旗中挑选官员引荐补授，若该王属下之人可用的当然也可以挑选。企图使诸王所用之人尽量少同他有密切关系。

佐领是八旗基层牛录的主官，职位虽不高，但其地位重要，特别是原管佐领(勋旧佐领),是清朝开国时期率族众归来的，被编为牛录，佐领在一个家族世袭，也即使它永远掌握这个基层组织。世管佐领，也是早期投诚后金政权的部众，佐领也是世袭。雍正于雍正四年(1726)二月说，他们中年幼的、愚昧的、衰老不能办事的，只给佐领的俸禄，不许管理事务，其事另选择该旗大臣官员兼理。这就等于取消了原管佐领、世管佐领的世袭罔替。可见雍正对八旗各级主人下手，褫夺他们的统治权。

对于王公与属下的关系，雍正作了许多规定。雍正元年(1723),禁止王公在所属佐领内滥派差役，只许挑选人员充任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不许兼管家务，若用作包衣官职，或令跟随子侄，都要列名请旨，并且要知会该旗都统，由都统复奏。若属下犯罪，王公要奏闻，交刑部处理，雍正指示“不请旨，断不可也”,这是说王公对属人没有任意使用权和处罚权。雍正二年(1724),雍正不许下五旗王公听信谗言，将属下妄加残害，或借端送刑部治罪，若有此种情况，则将这些被害者撤离原主门下。

同时规定，王公属下有被问罪发遣的，不许发往该王公打牲处所，免得他们发生联系，私自回到该王公门上。政府惩治王公属下，不容原主包庇，王公迫害其属下，政府不容许其肆恶。同年，更定王公拥有的护军、领催、马甲数。亲王为护军、领催四十名，马甲一百六十名；郡王护军、领催三十名，马甲一百二十名；贝勒护军、领催十六名，马甲八十名；贝子护军、领催十六名，马甲六十四名；镇国公护军、领催十二名，马甲四十八名；辅国公护军、领催八名，马甲三十二名，比原来的数目减少了。同年还下令，诸王所属佐领，凡移出的，其内人员不得再与旧主往来，否则严惩不贷。这是使王公对旧部不能发挥影响。

雍正特别不许王公勒措属下，雍正元年(1723),他说五旗诸王不体恤门下人在外省做司道府县官的，向他们分外勒取，或纵容门下管事人员肆意贪求。为除此弊，允许该等官员封章密揭。次年，他发现公爵星尼向属人王承勋勒取几千两银子，为此特发上谕，说星尼才是公爵，而王承勋不过是州县官，就要这么多银子，若主人是王府，属人为地方大员，则不知要多少了。他就此事警告王公，若不悛改， “必将五旗王府佐领下人一概裁撤，永不叙用”。雍正十一年(1733),太原知府刘崇元告发他的佐领李永安，在其回京时，李永安到他家索去银子一百二十两及马匹、衣物，后李永安又派人到他任所，勒取骡头、潞绸，还要三二百两银子。雍正下令对李永安严行查处。

削弱八旗王公与属下的私属关系，在雍正初年有特殊意义。雍正严禁诸王滥役属人时说，早先诸王对属下尚知恩抚，而“联之兄弟，分给包衣佐领之人既少，而差役复多，其余诸王亦从而效之”。他把诸兄弟视作罪魁，借此整饬，收回王公任用属人的权力，所以这是他打击宗室朋党的一个内容。他把严禁王公勒索旗下，纳入了清查钱粮、打击贪赃、肃清吏治的措施之中。他指责王公的勒逼造成旗下官员的贪赃“该员竭蹙馈送，不能洁己自好，凡亏空公帑，罹罪罢黜者多由于此”。可见他在即位之初，急于改革旗务，是同打击朋党、整顿吏治紧密结合。

雍正二年(1724),雍正下令设立宗学，按八旗的左右两翼各立一学，招收宗室子弟学习，每学设正教长、副教长，由翰林院编修、检讨充任。宗学招收宗室子弟，学习满文、汉文，演习骑射，由政府按月发给银米、纸笔。每年雍正派大臣去考试，进行奖励和惩罚。雍正七年(1729),雍正因宗学不能容纳觉罗子弟，特于各旗设立觉罗学，令觉罗子弟读书学射。此外，雍正还设立咸安宫八旗官学，选择八旗子弟中俊秀者入学，内务府包衣佐领的景山官学中的优秀者亦可入选。雍正对他兴办宗学的原因作过说明，他认为宗室中人各怀私心，互相倾轧，把骨肉视为仇敌，更有甚者， “要结朋党，专事钻营”;还有一种人骄奢**逸，**尽产业，也是不肖子孙。为改变这种风习，要做许多工作，但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以事挽救——“急筹保全之道，若非立学设教，鼓舞作兴，循循善诱，安能使之改过迁善，望其有诫”。他又说“必教以典礼伦常及治生之计，俾各好善恶恶，崇俭戒奢，方可谓教育有成”。他把办宗学与削夺诸王权力、宗室朋党同时进行，以巩固他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