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当政，大量增设府、直隶州和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对亲民官的任用也作了一些变革。

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诺敏建议撤销卫所，改归州县管辖。雍正命兵部等衙门议复，兵部不赞成，理由是军、民户役不同，不便归并；武科甲人员出路是卫所的守备、千总，裁撤卫所，是去了他们的为仕之路。雍正与他们的看法截然不同，责备他们“所见甚小”,指示除边远卫所外， “内地所有卫所，悉令归并州县”。为了把这件事做好，他要求各省督抚详细规划合并事项，吏、兵二部研究武科甲出路问题。变卫所为州县，他的决心很大，这是地方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容之一。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增置府州，这比卫所改制所涉及范围要大。各地督抚见雍正支持诺敏，纷纷效尤，提出申请，雍正一一采纳，在短期间内许多省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改动。山西原有宁武卫，改升为宁武府，另设宁武县为其附郭，将右卫等三卫改为县，设朔平府领之，升平定、忻、代、保，解、绛、吉、隰等八个散州为直隶州，各领属县。在直隶，添设热河厅，张家口厅，改冀、定、晋、赵、深五散州为直隶州，升天津卫为直隶州，寻升为府。在江苏，将太仓、邳、海、通四州升为直隶州，把苏州府长洲县、松江府华亭县，常州府武进县，扬州府江都县等县析分为二个县或三个县，使苏州府有三个首县，松江府、常州府、扬州府也各有二个附郭县，另改金山卫为金山县。安徽的颍、毫、泗、六安等州，山东的泰安、武定、滨、济宁、曹、沂六州，陕西的商、同、华、耀、乾、邠、鄜、绥德、葭等州，广西的郁林、宾、西隆州等州都升为直隶州。甘肃的甘州、凉州、西宁、宁夏等卫改为府，肃、秦、阶三州升成直隶州，台湾增设彰化县。陆续增置的府厅州县，据《清史稿·地理志》中所载，约略计算一下，增设和复置的府三十三个，直隶州，厅五十八个，州、厅二十八个，县八十五个，共计二百零四个。

清代约有一千七百个府厅州县，雍正年间改动的占有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可见改动的比较多，这些是添设和提格的，还有的县及县下的村镇改变所隶省份，如直隶的内黄、滑、溶三县拨归河南，而河南的磁州转属直隶，祥符县的辛安社，仪封县的李家庄改隶山东曹县。所有这些变易，都由雍正亲自批准。他还给新置州县命名，如因太湖古名震泽，就以之名吴江县析出之县，山东博山、台湾彰化等等都是他定的名称。

在未增置州县以前，福建人兰鼎元撰《论江南应分州县书》一文，认为苏州、松江、常州，太仓等府州的属县应当析小，原因是这里赋税多，县官忙不过来，化小了才便于征收。后来两江总督查弼纳提请分县的理由与他的分析相同，该地“额征赋税，款项繁多，狱讼刑名，案牍纷积，为牧令者，即有肆应之才，亦难治理”。苏州、松州、常州是著名的财赋重地，其辖县，钱粮多的，每年至四十多万两，少的也不下二三十万两。一县的钱粮，比有的省份还要多。如云南通省一年的正额钱粮不过二十万两，贵州全省地税丁银六万六千两，杂税一万三千两，仓粮十一万四千石。苏州、松州、常州、太仓所属的长洲、昆山，吴江、嘉定、常熟、华亭、娄县、上海，青浦、武进，无锡、宜兴、太仓、合计正赋银米三百五十五万两，比滇黔两省的总和还多。达到全国地丁银的百分之十以上。这么多的赋税由极少数人来分管，很难征收齐全，需要增添县署。江南分县之后，松江民谣“百里分城隔浦天，东南半壁又三分。莫看斗大州容易，堂上琴声几处闻”。反映这里州县事务依旧殷繁。江南分县最具代表性，其他地区亦有类似情况。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奏请将散州、蒲州、泽州升格为直隶州，缘由之一是“本州税粮”多于他郡。署理两江总督范时绎奏请在江西安福、永新两县划出一片地方另设新县，原因是那些地方离县城太远， “每当征收之时，差役不能制伏，是以历来两县钱粮旧欠未清，新征不足”。雍正命他再行调查具奏，后终添设莲花厅。

查弼纳、高成龄、范时绎奏请的升州增县的共同理由是为了征税。而直隶滑县等三县改归河南是解决河南漕粮运输问题。河南每年漕粮二十万石，定限于次年三月初一日以前运至通州粮仓。运输由河南负责，运道是由卫河进入大运河，转输线上有一段属直隶辖境，河道多沙石浅滩，需要经常疏浚，施工时因该地区不属河南管辖，指挥很不灵便，因而河道不能畅通，河南漕粮不能及时交仓。河南巡抚田文镜为按期运至通仓，奏请将沿河的滑、溶等三县改隶河南。因这几县比较富庶，直隶总督李维钧不同意划分，雍正还是于雍正三年(1725)批准了田文镜的奏请。漕运之事立见效果，是年的漕粮即如期运至通仓。雍正于雍正四年(1726)向李维钧的后任李级说起此事，李级认为是这三年雨水大，才得幸运成事，不是行政区划变动的原因。雍正四年的漕粮，田文镜上交得更早，雍正又问李级还有什么话说。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清初，四川因人烟稀少，归并裁撤二十个县，康熙五十年(1711),川抚年羹尧提请复铜梁、岳池二县，至康熙六十年(1721)铜梁始获准复置。雍正七年(1729),川抚宪德疏言四川已“生聚日繁”,改变了“地广人稀，政事简少”的情况，建议恢复双流、崇宁等十四县，雍正全部批准了他的奏请。此外，改建宁卫为宁远府、升雅州、嘉定、铜川三州为府，升锦州、茂州、达州、忠州及资县为直隶州。

以上地方政区和行政单位的变化，无论是为赋多事繁、是为通漕、是为人口增殖，都是雍正为保证清朝政府的赋税征收，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而采取的措施。所以说保障赋税，是产生这种变更的基本原因。

升府州，与地方官的任用制度有关联。道员、知府的任用，在康熙朝，由吏部按照官员的俸资，挨次选授，知州、知县的选用大体相同。道、府、州、县员缺，又分“繁”“简”两项，如何划分繁、简，标准不是很清楚。雍正初年沿用了前朝成法，遗留问题亦未解决，雍正六年(1728),广西布政使提出新的补授办法，即府州县的事务分出“冲” “繁”“疲” “难”四种情况， “冲”指地理位置的重要，或是交通要道，或是军事重地，或是险阻处所； “繁”是指事务殷杂，或钱粮多，或差役杂，或为首府首县； “难”指士习刁凌， “民风强悍”,狱讼繁多，难以治理。根据这四项内容，确定各府州县的官职属于何种缺分，以备选择相应官员补任。雍正把他的建议交由九卿讨论，最后决定：在冲、疲、繁、难四项中，该府州县具备四项或三项，则成为“最要缺”“要缺”,否则为“中缺”“简缺”。属于最要缺、要缺的知府由吏部开列可以补任的官员名单，供雍正选择，予以补授，这是所谓“请旨补授”,即所谓“特用”。州县官的补授，凡属最要缺、要缺的，由督抚从现任州县官的能员中提出名单加以任用，称为“题授”,这种官缺就叫作“题缺”,若是中、简缺分，则由吏部除授，叫作“选授”,该官缺则为“选缺”。选授是按俸资排列应升官员名单秩序，然后按序升转，它只讲资格，不重视才能。题授、请旨补授选拔才力之人，可以超越俸资，含有鼓励人才之意。

增设府县，提升直隶州，更定府州县官员补授方法，其后果便是加强了皇帝和督抚对基层的控制。田文镜曾说， “我皇上眷念中土，特增加直隶，事得专达”。直隶州属于省里，题授由督抚进行，他们对州县官的考核和任用权实际上加大了。请旨补授，这是雍正把吏部铨选权削弱了，使其进一步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指导。所以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同雍正改革中央官制和文书制度相一致。雍正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地调整了官制，进一步强化了皇权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