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律，制定于顺治三年(1646),大体上沿袭于明律。康熙中有所变化，以《现行则例》颁发执行，对律文未作正式变动。雍正元年(1723),御史汤之旭以《现行则例》有拟罪轻重不一、事同而法异等弊病，建议重新修订律例。雍正采纳了他的建议，指令吏部尚书朱轼为总裁主持这件事。与此同时，雍正认为事关国体，非常重视，朱轼所拟条文， “一句一字，必亲加省览”,还同诸臣讨论，加以裁定。雍正三年(1725),书成，雍正五年(1727)正式公布。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八百二十四条，卷首有《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纳赎诸例图》等图。律有正文和注释，其文字比旧律多有改易。它删除旧律七条，如婚姻门的“蒙古、色目人婚姻”条，清朝不像明朝存在这个问题，它已成为具文；新律将旧律的一些琐碎的条文加以合并，如将“边远充军”条归入“充军地方”条内；它对旧律的某些条文做了若干变动，又增添了新的条文。这次律文制成之后，后代虽有变化，但只是增加附例，而律文本身没有任何改动。到宣统年间，《现行刑律》制定，才对它做了较大的更改。
雍正对律例所做的变动，以有关盗贼方面的为多。康熙中，对窃盗、窝主、逃入，处以割脚筋的刑法。雍正二年(1724)二月，他认为这个刑法将受刑者变成残废，使用应当谨慎，次年又说受此刑的人甚多，未能区分轻重，起不到警戒的作用，下令将它永远废除。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改定奴仆盗窃家长财物例，原例犯此罪者，照平民犯罪减等论处，免刺字，罪止佥流。改定为“若奴仆自盗，依平民处理，不减等，仍刺字；若勾引他人，按赃数，递加一等，赃在一百二十两以上者拟绞刑，监候处决，三百两以上则拟斩刑，俱不准援赦”。这个改动，由雍正主动提出，他比照监守自盗例论处，是将这类案情从重处理。雍正七年(1729)四月，刑部奏请制定盗贼家属处分例，提议：凡盗贼同居的父兄伯叔，明知其为匪，或者还分受财物，只要据实出首，均准免罪，连本犯亦得照律减免，如不出首，不分赃而知情的，照知人谋害他人不行首告律，杖一百，若知情而又分赃，照本犯罪减一等发落。雍正批准了他们的建议。雍正八年(1730),雍正以直隶盗案多于他省，为严行惩治，将盗贼不分首从，概行正法，是所谓“以辟止辟”,至雍正十一年(1733),以盗案减少，遂取消实行于该地的这个特殊条例，再有盗案，仿照其他省份，按“法无可贷”“情有可原”不同情况拟定结案。
雍正从维护宗族制度出发，改定有关律例。清朝秋审，原将案件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可疑四种，判决有死刑立即执行的、有缓刑的，有留待进一步调查处理的。康熙五十年后情况复杂一些了，这一年定例：凡犯死罪而非常赦所不原的，高、曾、祖父母及父母年在七十以上又有疾病需要侍养的，家中又没有次丁，成丁，可以根据他犯罪情节，由皇帝决定是否处以死刑；若犯徒流罪的，就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雍正即位后，就将这一规定制度化，他于雍正二年(1724)指示要看被害者家中是否有成丁、次丁、否则杀人之人反得留养，死者家中若无次丁，成丁，就不合情理了。同时他严格要求留养者赔偿银两，于雍正三年(1725)定出具体数目，若不能赔偿，仍照应得之罪法办。同年又规定：凡军流徒犯及免死流犯，家中祖父母，父母老疾，没有次丁，成丁侍养，军流徒犯，照数决杖，余罪收赎；免死流犯，枷号两月，杖一百，俱准存留养亲。存留养亲，本为养活尊亲，也包含有使尊亲后嗣有人，家门永存，香火不断之意，雍正十一年的有关定例，把这个意思进一步明确了。如有关条例规定：若夫殴死妻，不是故杀，父母已故，别无承祀之人，可将该犯枷号两月，责四十板，准其存留承祀。设立了这类条例，自雍正起，秋审四类处分外，增加“留养承祀”一类。
对于宗族内成员之间的犯罪律例，雍正也有所改动。江西永新县民朱宁三屡次犯窃，迫使乃兄朱伦三卖子鬻产代为赔偿，后又偷牛被发现，朱伦三遂和其侄朱三杰把朱宁三淹死。案发后，刑部拟朱伦三流徒，朱三杰徒刑，雍正不批准。他认为赔累伯叔兄弟的恶人，犯罪可能不至于死，而族人为剪除凶恶，训诫子弟，治以家法，至于身死，亦是惩恶防患之道，情非得已，不当按律拟以抵偿，因此将朱伦三、朱三杰二人免罪释放。同时命制定类似事例，于是经九卿讨论，雍正批准，定出新例：合族公愤，以家法处死不肖子孙，如死者确有应死之罪，将为首者照罪人应死而擅杀律予杖，若罪不至死，将为首者照应得之罪减一等，免其抵偿。又如，有福建建安县民人魏华音，偷割人稻禾，竟将已故之胞兄独子勒死，嫁祸于人，以图逃脱自身的偷窃罪。刑部拟罪，按尊长致死卑幼论刑，雍正不赞成。他认为魏华音固然是死者的亲叔，但其凶恶惨毒已在伦常之外，凶手与死者就不能论尊卑长幼名分了。对于这样的事情，过去条例没有详加分析，并不妥当。他指示：“其将卑幼致死以脱卸己罪及诬赖他人者，应另定治罪之条。”于是议定：凡属这类情形的， “应照亲伯叔夺兄弟之子房产等情故杀例拟绞监候”。他针对原来律例中尊长卑幼名分关系而处刑不合理的问题，改定新例，既维护尊长的权利，又不允许他们恣意为非作歹，使刑律改得合理一些。他所定为代表宗族利益惩治恶逆的人减刑的律例，使宗族在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司法权，这是维护宗族制度的法律手段。
清律沿袭唐、明历代之旧章，有赎刑，但有其特点，即捐赎的通行。顺治十八年(1661)定官员犯流徒籍没认工赎罪例，康熙二十九年(1690)定死罪现监人犯输米边口赎罪例，康熙三十年(1691)又定军流人犯赎罪例，康熙六十年(1721)又有河工捐赎例，等等。这些捐赎事例，都是因事需要而制定，事毕即停止实行。雍正初年，定西安驼捐例、营田事例，都包含捐赎条款。至雍正十二年(1734),吸收以前事例办法，定预筹运粮事例，规定：不管是旗人还是民人，凡罪应斩、绞而情有可原的，三品以上官员捐运粮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捐运粮银五千两，五六品官捐银四千两，七品以下暨进士、举人捐银二千五百两，贡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俱准减死罪，若犯罪应服充军、流放刑法的，各类人各自交足死刑捐银数的百分之六十；若犯徒刑以下的罪，各类人各自交足死刑捐银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犯人就改行枷号杖责，照徒罪捐赎。这时西北正在两路用兵，军费大增，雍正用这个办法以增加财政收入。雍正以后，清朝用兵之事仍多，使得这个捐赎例基本上坚持下去。官员和富人用金银赎免死罪，不管什么原因总是坏事，雍正自知理亏，在实行中要求从严掌握。雍正五年(1727)十月，刑部议准王惠等数人照营田赎罪例赎罪，雍正复审，允许杨廷璋等三人赎罪，以王惠殴死人命，林必映、林鼎勋身为举人、监生，开设赌场，大干法纪，不准捐赎抵罪。
雍正在司法行政方面，对决囚之事颇为注重。雍正朝以前，秋审人犯，在京的审为“情实”者，要三复奏，以定“予勾”(死罪立即执行), “未勾”(死罪暂缓施行),在地方的，径行勾决，即没有三复审的可能。雍正表示要“慎重民命”,于雍正二年(1724)四月下令，地方秋审情实人犯亦要三复奏闻。次年秋天，雍正亲自决囚。这在以前，还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勾决囚犯的，至此已五年没有进行了。这次雍正搞了一个多月，勾决范受德等斩犯，对一些斩犯未予勾决。斩犯郑人进原聘王北辰之女为妻，后王北辰赖婚，郑人进因将北辰女抢去，尚未成亲，王北辰率王兰桂前往强接，以致郑人进打死王兰桂。雍正说这是赖婚引起的抢亲，曲在王北辰，郑人进虽有人命，但系斗殴致死，并非有意杀害，于是定为缓决。雍正自云重视刑名， “每年秋审、朝审时，朕先将招册细细披览，及至勾到之日，复面与大学士、刑部堂官等往复讲论，至再至三，然后降旨”。地方决囚，亦需三复奏，这是把处决权收归中央，而最终是加强皇帝的司法权。
雍正不断研究司法中的问题，他从众多人命案件中发现，故意杀人，预谋杀人的少，斗殴中误伤的多，起因多半是为微小物品，或口角相争，打起架来就不顾性命了，及至抵罪，致使追悔莫及。他认为这是愚民无知，不懂法律的原因。他也知道律令条文太多，一般人也难以尽知，为此命令刑部，把殴杀人命的律例逐条摘出，详细讲解说明，由地方官刊刻，在大小村落张挂，使家喻户晓，人知守法，减少人命案件。监狱的弊病很多，刑部衙门，凡遇八旗、各部院、步军统领及五城御史交送人犯，不论事情大小、罪犯之首从，一概收禁候审，受狱吏欺凌吓诈，等到定案，重犯少而轻犯多，还有无辜者，白受监禁之苦。雍正十一年(1733),大学士张廷玉提出区别情况分别收禁的条陈，雍正命九卿议奏，遂不许将轻罪人犯混行送部收禁。张廷玉还发现刑部定案所引律文，往往不当，这就容易出现官吏舞弊，使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他要求都察院和大理寺真正起到监察作用，雍正采纳他的意见，也命九卿议定纠正的办法。
“八议”是封建等级制在法律上的反映，历代相沿，被统治者视为不易之法。雍正对它却另有看法，他说刑法应是至公至平的，不能随意忽轻忽重，有了“八议”,对亲、故、功、贤等类人的犯罪，有意为他们曲法优容，这就使法律可以任意低昂了，这是不公平的。何况这些人，平时已得国家优崇，更应当带头守法，为士民的表率，他们犯罪，再得到曲宥，人们怎能心服，怎么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并且由于有八议，这些人中的不肖者反倒可以放肆作恶。他认为这样的律文不可为训。不过他承认这是成法，不能取消，也不可完全按它施行。雍正对宗室、贵族、功臣中多人用刑，他这是置八议于不顾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