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钟琪得到曾静书信后，即行奏报。雍正极力抚慰他，夸奖他的忠诚，说他朝夕焚香，对天祖叩首，祝愿岳钟琪“多福多寿多男子”。并说他给岳钟琪的谕旨，都是真心话， “少有口心相异处，天祖必殛之”。对臣子起誓，如同昔日对待年羹尧一样，表示对岳钟琪的绝对信任，目的是进一步把岳钟琪稳定住。

于是，雍正投入更大的精力处理曾静案子。指令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到湖南，会同湘抚王国栋审理曾静一干人犯。曾静供出他的思想受浙江吕留良的影响，张熙见过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及再传弟子沈再宽，因是广泛株连。后因涉及人多，地域广，为加速审理进度，将案中人通通押往京城审讯。

雍正对曾静投书一案的方针，在一开始就定下来了。他在雍正六年(1728)十月十七日的岳钟琪的奏折上批道：

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此等逆物，如此自首，非天而何?朕实感天祖之恩，吴天罔极矣。此书一无可隐讳处，事情明白后，朕另有谕。

他说自己受到莫大的冤枉，但却是好事——正好洗刷冤情。他虽说料不到有人那样议论他，其实，他实行的奏折制度，能很快获得各种消息。他知道关于他的嗣位，处理允福党人，诛戮年、隆，朝野颇多私议，只是自己不便挑明，公开论战，因而隐忍不发，或只一般谈谈。如元年、二年两次讲到有人说他“凌逼弟辈”“凌逼众阿哥”,仅表示那是攻击，并不追究造言者。曾静出来了，固然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但有人承认了这些言论，正好顺藤摸瓜，清其源而塞其流。所以，雍正在上述朱批谕旨中指示岳钟琪“卿可将冤抑处，伊从何处听闻，随便再与言之，看伊如何论议”。这就是说他重点追查关于他的失德言论的根源。他的宠臣、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在关于曾静投书案的奏折中说：曾静“诬谤圣躬”, “所以能如此，得如此者；臣以为其事有渐，其来有因” “若非由内而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全无之言据为可信，此阿其那、塞思黑等之本意，为逆贼曾静之本说也”。雍正经分析认为民间的传说，必来自官场，而本源必在皇室内部，具体来说就是允裸、允糖。雍正称赞他的奏折“恳挚详明，深诛奸逆之心”,他们君臣追造

言人的看法完全一致。

承审官员秉命追问曾静，曾静供认系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永兴县医生陈象侯所说，而何、陈都是闻听于茶陵州堪舆陈帝西。陈供称在往衡州路上，碰见四个说官话、穿马褂，像是旗人的人，互相说“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恐怕不便”。这样辗转审问，雍正断定是发配南方边疆的犯人传说的，命沿途各省长吏查究。各省巡抚应命相继报告。广西巡抚奏报发往该省人犯所造的流言，雍正赞许他“逐一密查，确有证据”。田文镜据解守人员供报，折奏发遣广西人犯达色、马守柱、蔡登科、耿桑格、六格、太监吴守义、霍成等言地。湘抚王国栋、布政使赵城、按察使郭朝祚审不出根由，雍正屡次降旨催责，要他们“再行详讯，务必追出传言之人，则此事方可归看”。王国栋等人仍没弄清，就将王国栋调进京城，赵城、郭朝祚革职。继任巡抚赵弘恩惩前任之失，极意追询，终于报称，允裸等人的太监发往戍地， “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喊：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据三藩之一耿精忠的孙子耿六格供招，他被充发在三姓地方时，在允裸党人允械使用过的八宝家中，听允裸心腹太监何玉柱、于义向八宝妻子讲述皇上改诏篡位，毒死康熙，逼死太后的话。达色供认允福太监马起云向他讲太后自杀的情况。这样，雍正找到允裸集团是他失德舆论的散播者。为此，采取对策，一方面再次宣布允裸等人的罪过；另一方面，就曾静所说他的罪状，逐条辨析他没有过失，这样他发了很多上谕。他深知关键是继嗣问题，特加解说，在说明他的嗣位合法性基础上，进而指责曾静谋反与允福集团的关系。他说：允裸，允糖等人的“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利用曾静的案子，雍正自我宣布找到了诬蔑他失德的舆论根源。这是他在这个案件中着意追查的第一个内容，他还在曾静与吕留良关系问题上大做文章。

岳钟琪诱骗张熙时，张熙明白表示，他们最崇敬的是吕留良。张熙说他去过吕留良家，见其诗文，且随身带有吕留良的诗册，让岳钟琪观看。岳钟琪说看不出吕留良诗有什么反清观点，张熙为他一一指明。张熙的见解来自曾静，曾读吕留良的评选时文，认为吕留良是“进世名儒”,读他的诗，反复推敲，得其旨意，遂以“华夷之见横介于中心”。也就是说曾静师徒的华夷之辨的观念，受吕留良的影响很大。曾静对吕留良钦佩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应当做皇帝。他在《知新录》中写道： “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至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在他看来，合格的皇帝，春秋时应是孔子，战国该是孟子，秦以后，应为程颢与程颐、朱熹， “明末皇帝该吕子做”。

吕留良(1629—1638),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年(1653)中秀才，后思想大变，悔恨猎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1666)弃青衿，操选政，名气很大，被人尊称为“东海夫子”。他在著述中强调区分华夷的不同，他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教人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不能效忠于夷狄政权。他曾借讲述历史道出对清朝的看法，他说“德祐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南宋德祐二年(1276)二月，元军进临安，南宋实已灭亡，与此同时，蒙古族的元朝在全国建立了统治，这是第一个统一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所以吕留良说是从古未有的不幸事变。清朝是继元朝之后的统治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吕留良也把它以特大的灾难来看待。他怀念明朝，在文中说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被缅甸送回国时， “满汉皆倾心”,向他下跪，处死他时， “天地晦霾，日月失光”,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被雷击，意为天怒人怨，反对清朝暴政。他坚持汉族的立场，不承认满清政府，谓之为“彼中”, “燕”“北”“清”,而不称“大清”“国朝” “圣朝”。他于是拒绝为清廷效劳，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官员推荐他，他则誓死不就。次年，地方官又以山林隐逸举荐他，坚辞不赴。他把这些荐举看作是逼他出仕，厌恶至极。为免得再被纠缠，便削发为僧。他这个立场，加上作为理学家的声望，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所谓“穷乡晚进有志之士，风闻而兴起者甚众”。僻处湘南山区的曾静闻其名而向往之，可见其名播海内。

吕留良的门人严鸿逵等继承了他的思想，敌视清朝，希望发生变故。一日观天象，说数年之内， “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他总想看满人的笑话，说索伦发生地裂，热河大水淹死满洲人两万多，同情朱三太子。大学士朱轼推荐他纂修《明史》,他在日记中表示“予意自定，当以死拒之耳”。

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作诗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还说“更无地著避秦人”。又录吕留良私淑门人黄补庵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这时清朝统治已近百年，他秉承师说，拒不承认清朝，希望恢复汉人的天下。张熙到东南访求吕留良遗书，严、沈热情接待。所以吕留良虽死，而后继有人。

雍正说吕留良以批评时艺，托名讲学，造成“海内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深知要清除部分汉人的反满情绪，要批驳曾静的华夷之辨，必须结合触及他们所崇拜的吕留良，于是将吕留良师徒和曾静一并谴责。他指斥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严鸿逵为吕留良羽翼，其言辞有较吕更恶劣处。沈在宽“堕惑逆党之邪说，习染凶徒之余风”,亦是不逞之徒。更重要的是，雍正驳难吕留良、曾静等人坚持的华夷之辨。他针对汉人反对少数民族做皇帝的观点，提出不以地域作为区别君主好坏标准的理论，他说帝王之所以成为国君，是生民选择有德之人，而不是挑选哪个地方的人。这个为分析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立了一个标准，即合不合生民的需要。他举例说，虞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并不因地域而不能做君主，也不能损害他们的圣德。因此，他说清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同虞舜、文王一样可以为君主。声明清朝统治的合理。雍正还说了清朝统治的

好处：第一，清朝使中国疆土开拓广远，是中国臣民的幸事。第二，清朝创造了太平盛世，使“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第三，清朝是从李自成手中夺得天下，不但不是夺取了明朝皇位，还是为明朝报仇雪耻，汉人专以朱明后裔为反清旗号，是叛逆的行为。第四，清朝的衣冠是天命来主中国的形式， “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的话，是无知之人的诋毁。雍正在华夷之辨中具有自豪感，认为南北朝时，君主只能统御一方，所以南人指北人为索虏，北人诋南人为岛夷。明朝朱元璋的威德不足以抚育蒙古，才兢兢于边防。他以各族都在清朝统治之下的事实，说明华夷无别，维护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政权。雍正主张不分地域，以德为王，在理论上、在实践上，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积极意义。但他以地域观念代替民族观念，是偷换概念，回避清朝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问题，这是由他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地位所决定。

经过案情的审查和思想观点的驳诘，雍正遂作结案处理，就此又抓了两个方面，一是文字上的，另一是组织上的。

雍正在曾静案初发时表示，曾静投书不必隐讳将来自有处置。过了将近一年，即在雍正七年(1729)九月，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和忏悔的《归仁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加以刊刻，颁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使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如果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曾静口供和《归仁录》,说清世宗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是为世宗嗣位及初政做宣传的著述。

同年十月，雍正命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且宣布不但不杀他们，“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这样处理的原因据说有两条：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岳钟琪为雍正宠信大臣，雍正不能让他失信，故应宽免曾静、张熙二人。二是因曾静投书，才获知造作谤言之人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监，追出元凶，得以晓谕百姓，这样看曾静还有功，不应斩杀。其实，雍正真正的用意是为用他们现身说法，宣传《大义觉迷录》。他命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宣讲，然后秘密押送到湖南，在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张熙由尚书史贻直带往陕西，在各地宣讲完毕，送回原籍，在家候旨，以便随传随到。他们的宣传作用，是任何人所不能起到的。

对吕留良一干人等的处理要复杂一些。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刑部提出结案意见，雍正命交各省学政，遍询各学生监的意见，因为要焚禁吕留良的著作，担心有人私藏，因而以此为名，广做宣传。雍正还命大学士朱轼等人批驳吕留良的四书讲义、语录，到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书成，也刊刻颁发学宫。又过了一年，才正式定案，将吕留良及其子、已故进士吕葆中、严鸿逵戮尸枭首，另一子吕毅中、沈在宽斩立决，吕和严的孙辈，人数众多，俱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吕留良家产籍没，充浙江工程用费。案中牵连人等分别判处：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边外；刻书人车鼎臣、车鼎贲，与吕留良交往的孙克用、收藏吕留良书籍的周敬舆均拟以斩监候，秋后处决；吕留良门人房明畴、金子尚革去生员，金妻流放边外，陈祖陶，沈允怀等十一人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秀才，杖一百；严鸿逵、沈在宽的学生朱霞山、张圣范等人因年幼释放。被处分的还有吕留良的同乡朱振基，他景仰吕留良的为人，在任广东连州知州时，供奉吕留良牌位，吕留良案发生时，他已调任广州府理瑶同知，但连州生员告发他，雍正将他革职严审，尔后，死于狱中。

在审查曾静不久，雍正就此事在宠臣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 “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对鄂尔泰亦作了同样内容的朱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