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1728),打击科甲朋党还没有完全结束，湖南秀才曾静上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他反清。雍正就此大做文章，严加审讯，广肆株连，引出后世赫赫有名的“吕留良文字狱。”

曾静选择岳钟琪作为下书对象，当然是事出有因。岳钟琪是汉人，籍贯四川成都，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中立有大功，受封三等公，年羹尧出事后，接任川陕总督。这个职位，自康熙十九年定例，是八旗人员的专缺，他破例得任这个职务，表明他深得雍正的宠信，然而却招来不少人的嫉妒。在曾静投书以前，向雍正密参他的“谤书”就有一箧之多。当岳钟琪受命总督之际，议政大臣、署理直隶总督、汉军旗人蔡琏奏称岳钟琪“不可深信”。后来，岳钟琪陛见进京，路过保定，蔡斑告诉他：怡亲王允祥对你非常恼怒，皇上藩邸旧人傅鼐告诉你要留心。允祥是雍正最信任的兄弟，这无非是说雍正怀疑他，使他惶惧不安，不知怎样做才好。当时倒岳钟琪的言论，一个重要内容，是说他为岳飞后人，要替汉人报仇，反对清朝。这是社会上层的看法，下层也是这样。雍正五年(1727)六月，民人卢宗汉在成都街道上大叫， “岳公爷带川陕兵丁造反”,并说成都四门设有黑店，杀人。同时社会上谣传岳钟琪已遭到谴责，其长子岳潜业已被捉拿问罪。后经四川提督黄廷桂等人审问，卢宗汉乃是神经病患者，于是便处死了事。岳钟琪益发不安，疏请解退总督职务，雍正对他大加安抚，说那是“蔡斑、程如丝等鬼魅之所为”,要他继续供职， “愈加鼓励精神，协赞朕躬，利益社稷苍生，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理大清于磐石之固，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也”。当时，雍正在考虑对准噶尔部用兵，又暗示岳钟琪，可能还要同他协商。可见雍正对岳钟琪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怀疑，依赖信任如初。但是岳钟琪与朝廷关系不协调的话却在民间广泛流传着，四川、湖南人中传说岳钟琪“上一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郴州永兴人曾静听说岳钟琪尽忠爱民，可是皇上疑他，防他，要召他进京削夺兵权，他不奉召。因他是大学士朱轼保的，令朱轼召他才进京，后允许他回任，还让朱轼再保他，朱轼不愿再保，别的大臣也不保。这时就有人奏称，朱轼不保他，是和他预谋造反，更不应该让岳钟琪离京。雍正于是派吴荆山追岳钟琪回京，岳钟琪不从命，吴荆山因而就自杀了。岳钟琪到任所，就上章非议朝政。可见岳钟琪是朝野瞩目的人物，朝中有人因他是权重的汉人而忌他防他，民间则又以为他是忠义爱民的、反对皇帝暴政的人，对他寄予厚望，这就使得他成为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焦点人物。

曾静中年弃举业，教授生徒，人称“蒲潭先生”,有自己的政治观。他根据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理解，相信岳钟琪能实现他的目标，就派遣门人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策动岳钟琪造反。雍正六年(1728)九月，张熙在西安向岳钟琪递交了书信。

曾静书信封面称岳钟琪为“天吏元帅”,它的内容，据岳钟琪转述，是“江南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其中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这其中，夏靓、张倬显然是曾静、张熙师徒的化名，所谓“无主游民”,是不承认清朝政府。书信的意思是，岳钟琪是宋朝岳飞后代，清朝皇帝是金朝女真人的后代，岳飞抗金，他的遗胤不应该侍奉女真人的后人，希望他利用手中的兵力反对清朝，为祖宗报仇，替汉人雪耻。这个观点与别人密告岳钟琪的说法相同，与卢宗汉的呼声类似。为此，岳当即找陕西巡抚、满人西琳同审张熙，西琳有事未到，由按察使、满人硕色于暗室同听。岳钟琪问张熙的师父是谁，张熙拒不回答，拷打昏厥，坚不吐口，只说他们势力散布湖广、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这些地方传檄可定。岳钟琪见动刑无效，改设骗局，以礼相待，表示他早想造反，希望其师来辅佐，又赌咒发誓，痛哭流涕，以示诚意。张熙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受骗说了实情。

曾静的政治观点，在他的著作《知新录》和被捕审问口供中所表述的，其中有三个方面指出雍正是失德的暴君。他认为雍正有十大罪状，即“谋父” “逼母” “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 “**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谋父，他相信雍正毒死康熙的传说，认为新皇帝处处与老皇帝“为仇为敌”;逼母，是指仁寿皇太后之死为被迫自杀；弑兄，是因被囚的允仍死于雍正二年，怀疑是被雍正杀害；屠弟，当然是指允撰、允糖之死了；**色，是说雍正将废太子的“妃嫔收了”;诛忠，无疑是指年羹尧、隆科多的案子；酗酒，乃因社会上传说雍正好饮酒，带着大臣在圆明园白昼饮酒作乐，不理政事；贪财，内容更多，如曾静说雍正“使人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这十条罪名，包括了雍正即位及在头五六年的重大政治事件，曾静都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暴君。

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反对清朝统治。大清王朝是满人的天下，在他看来，依照一部分汉人的“夷夏之大防”的观念，对少数民族的皇帝应持反抗的态度。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满人的统治呢?曾静说， “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其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他反对满清取代明朝，认为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之所以这样看待，并非完全从实际出发，而是他认为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统治比君臣大义还重要。他在《知新录》中就孔子对管仲的态度对此作了说明： “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朝隆帝一箭双鹿图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因此，对已经号令全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主张逐杀，他说“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由此可见，其反对满族为统治者的观点非常明确。

第三，希望拯救百姓于贫穷。岳钟琪审问张熙为什么谋反，他回答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曾静著书说， “土田尽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他看到了社会上财富占有不平均，特别是土地集中的情况，又从自身的经历中得到深刻的感受。他出身于“家事单寒”的家庭，在清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他父亲就想迁居蜀中，没能实现。曾静时家中景况更坏，他收张熙、廖易两个徒弟在家，住房也不够。他先有同居的兄、嫂。这夫妻反目，嫂子改嫁，单这一件事就充分说明他是寒素之家了。他的岳丈家“贫不能自立”,在康熙末年搬到四川去了。张熙、廖易“家事亦贫寒”,张熙赴陕，靠当的家产做路费。曾静师徒及其亲友是小土地所有者，生活没有保障。所以曾静读到《孟子·滕文公篇》,对讲井田制， “心中觉得快活”,认为现时应该实行。他希望农民的耕地问题能得到解决，使他们记自己从困苦中解脱出来。

看来曾静是一个比较清苦的汉族读书人，具有敌视满族政权和不满意贫富不均的思想，碰上舆论中颇多异议的雍正政治，激化了原有的反抗意识。他首先将矛头指向雍正。

雍正在储位斗争中，以其嗣位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接着在反对朋党斗争中，沉重打击不甘心失败的政敌允裸、允糖、允褪，巩固了统治地位；当功臣年羹尧、隆科多出现尾大不掉之势，迭兴大狱，使他们飞灰烟灭；尔后，因他怀疑科举出身的官僚会结成新的朋党，借着李级参劾田文镜的案子，重重地压抑了科目人；他即位就清查钱粮，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摊丁入亩制度，从而整饬了吏治，打击了不法绅衿。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如愿以偿，可以说他是政治上的胜利者，斗争中的胜利者。但是那些政敌和被打击的人并不因失败而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对雍正的即位及其政治，人们看法不一，怀疑的，不满的，反对的，都大有人在。曾静宣布的雍正十大罪状，并非是他的发明，不过是社会上流传的攻诘雍正观点的归纳总结。舆论中把雍正描绘成篡逆的伪君，不讲人伦的畜类，凶恶残忍、不行仁政的暴君，希望他立即垮台，以便有道明君的治理。不用说，在思想和舆论上，雍正处于不利的地位。曾静的投书，就是利用他的这种弱点，反对满人掌权，企图恢复汉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