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统、田文镜互参
雍正四年(1726)完成了两场大规模的反对朋党斗争，彻底打垮了允撰集团、年羹尧集团。在这种斗争宣告完结之后，又出现了直隶总督李级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的案子，引出了第三次打击朋党事件，即反对科甲官员朋党的斗争。
早在康熙废太子时，满朝官员倾心于允裸，其中的汉人官僚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允裸的宽仁，也深得士人之心，这就必然造成雍正对科甲人的隐恨，因而在他的政策中表现出来。
雍正三年(1725)六月，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折请禁止官员投拜门生，他说：
臣见钻营附势之徒，广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者遇科场则求关节，已仕者遇计典则图荐举，且有素不相睦，一拜师生，遂成胶漆，求分说情，每至以直为曲，偏徇庇护，罔顾法纪。
科举制度下的师生特殊关系，从这个制度在隋唐形成以来就出现了，至雍正统治时期相沿了千年之多，积习之深之重，自不待莽鹄立说明而尽人皆知。只是本无师生关系的官员，却要下级结拜朝中权贵为师，这种清廷官场的严重陋习，正如莽鹄立所说原有嫌隙之人一拜师生而契合，即为指斥时弊了。他同时指出官员挪移亏空的一个原因是为应付打秋风，这就同雍正的整理财政联系起来了。雍正看到很高兴，朱批“师生党比之风，朕所深恶，此奏甚属得理，与朕意合”。于是，命九卿会议，采纳莽鹄立的建议，禁止内外官员投拜门生。
在此之前，田文镜就在河南约束师生，不得朋比。他于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发出“严禁夤缘钻刺以正官方以肃法纪”的告示，说他对于“师生一道，平日痛恶于心”,自诩为官四十年， “从未曳裾于显要之门”。雍正和田文镜式官员的这些举措，产生“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的对士人不利的情况。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年轻时出仕为县丞，官场拼搏四十年始升为地方大员。其不入朋党，没有也不可能有师生同年的援引，唯知感激雍正的拔识，竭力以图报效。他视师生朋比为弊端，因此他对科甲出身的属员并不特别礼遇，而严格以他们所任官职的职责要求他们。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题参信阳州知县黄振国“狂悖贪劣，实出异常”,次年正月密参汝宁府知府张玢“浮而不实，渐加放纵”,息县知县邵言纶“任柜书银匠朦官作弊，重等收粮”,固始县知县汪誠“向盐商借贷，至用十四两小秤发卖食盐”,陈州知州蔡维翰“怠惰愉安，并不清查保甲，盗案垒垒，亦不比缉”。
黄振国、张玢、邵言纶和汪誠都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进士，有些人联系田文镜不许师生夤缘等主张，又以他是非科甲出身，认为他无端排斥士人， “不容读书之人在豫省做官”。事也凑巧，时值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广西巡抚李级奉调为直隶总督，于雍正四年(1726)三月间路过河南，面责田文镜“有心蹂践读书人”。李级到京入觐，面陈田文镜负国殃民，雍正认真听取，至午夜方罢。李级随又上疏参劾田文镜“信用佥邪，贤否倒置”;信任“本属市井无赖”的署理知州张球?鸦张球向邵言纶勒借未满所欲，勒索汪誠馈送不遂，转向田文镜诬告，致使田文镜误参他们，因恳乞雍正干预，以使“公道彰而人心劝”。又说田文镜把黄振国害死在狱中，以杀人灭口。雍正对田文镜的为人深信不疑，但据李级所参，怕他上了属员的当，于是将李级的奏折发给他，要他审查张球。田文镜于四月二十七日仍以张球为贤能之员回奏。他明知这个弹章为李级所发，佯作不知，说观疏内斥张球为“市井无赖”,可知此人必为进士。六月，他更以黄、张、邵、汪都是同年为理由，进一步说他们同年弟兄“不无徇私袒护”,对他们的被参“群起妄议”,这样下去， “科甲之员如有贪污苟且，督抚诸臣断不敢为题参矣。”又说皇上屡次颁旨解散朋党，似此是违背圣意，性质严重。
田文镜不愧为官场老手，找出反对朋党的大题目，而且以科甲人为对象，把矛头隐隐指向李级，欲致对手于非命。雍正果然重视他的话，引起对新的朋党问题的注意，说田文镜奏得很对， “浮言啧啧，朕亦闻之，此风何可滋长”。但他还不相信田文镜一面之词，决心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于六月派遣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到河南审理黄振国等案。海寿等查明张球贪婪不法，证明田文镜袒护张球，但对全案作出有利于田文镜的审断。钦差承审中，河南管河道佟镇向钦差揭发田文镜信用的道员陈世棰。佟镇是隆科多的亲属，而隆科多又说过汪誠是好官，被参受冤抑。雍正早知道年羹尧、隆科多对田文镜不满，又见佟镇以揭发陈世棰为名反对田文镜，于是联系到隆科多，怀疑弹劾田文镜是朋党活动。钦差到河南，证实黄振国并没有被田文镜害死，而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蔡琏在四川巡抚任内的属员，大计被参革，由于蔡斑的推荐才得任知州、李级听传闻为他叫屈，使雍正想到李级与蔡斑的密切关系，怀疑他们搞朋党，害怕再出现年羹尧、隆科多专擅的局面。因此，在田文镜承认受张球欺骗的错误后，决心支持他，特地赐予风羊、荔枝，使河南“通省臣民惊为异数”,因而田文镜重新振作起来，继续贯彻雍正的方针、政策。
与此同时，李级还在攻诘田文镜，就袒护同年的说法为自己辩护，他认为这种言论“立说甚巧，而实未合”,因他也题参过同年张玢、陈世棰及广西官员孙来贺。雍正讨厌他的置辩，谓为“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加以申饬，并将他调离直隶总督要缺，改任工部侍郎，又以蔡琏在直隶总督任内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为名，把他降为奉天府尹。是雍正四年(1726)十二月以前发生的事情。
尔后，翰林院检讨陈学海跟随海寿、史贻直赴河南审查，不同意钦差的意见，回京后向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想上奏，又胆怯，谢济世于是以“济世”为己任，在雍正四年十二月上疏劾奏田文镜， “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罪”。雍正把他的奏章掷还，即不让他参劾，他却坚持，雍正大怒，说他所奏内容，与李级的完全相同，显然是受人指使， “公然结为大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为了严惩这种结党排陷倾害的恶习，将谢济世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
雍正认为谢济世是受了李统的指使，就把李级、田文镜互控案推向深入。他要查清李级与谢济世关系，命令广西提督、署巡抚事韩良辅调查谢济世在其家乡的行止，了解李级巡抚任内同谢济世的关系。韩良辅没有查出什么结果，雍正仍不作罢，就以李级在广西、直隶任内事把他革职。雍正七年(1729),谢济世在阿尔泰军营承认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级、蔡琏的支使，雍正因此将李级投入大狱。据文学家袁枚记载，两次决囚，雍正命李级陪绑，刀置其颈，问现在知道田文镜的公忠了吗?李级回称我愚笨，虽死也不知道田文镜的好处。这个情节很难说是准确的，李级因参田文镜而获罪入狱，则是事实。蔡琏降调之后，在川抚任上受知府程如丝之贿案发，又审出他袒护黄振国在川监毙二命、枷毙二命及杖毙一命的情罪，连及谢济世事，雍正命将其拟以斩监候，黄振国斩立决，张球绞监候。后来在乾隆即位后，李级恢复官籍，蔡琏获释。李统、蔡斑一方受到了沉重打击。雍正对田文镜则迭加升赏，雍正五年(1727),特授他为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田文镜原籍正蓝旗，抬入上三旗。雍正六年(1728)升任河南山东总督，雍正七年(1729)加太子太保，雍正八年(1730)兼北河总督。
李级与田文镜都是雍正的宠臣。雍正在李级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的奏折上批道“汝与田文镜二人，实难辜负朕恩也”。李级在康熙末年待罪于永定河工地，雍正即位后，立即给他侍郎衔管理户部三库，逾月补户部左侍郎，再逾月又兼兵部右侍郎，以后任督抚，当他就任直隶总督陛见时，赐宴内庭，赏四团龙褂、五爪龙袍，赐对联曰“畿辅旬宣膺重寄，扶风节钺选名臣”。雍正谈他同李级的关系，总说“尔乃不由旁人荐举，为朕所特用之人” “尔实非他人可比” “汝之出处与众不同”,并特别称赞他“诚然不党者李统也”。两个亲信相争，雍正开始打算加以调和，对挑起争端的李级说，过错在你，不在田文镜，你不应当辩解了。但事态的发展，尤其是谢济世的参与，使雍正肯定李级和蔡琏在搞科甲人朋党，从而导致了他们悲惨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