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后不久，就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宁止，必不可得”。由此可见，雍正很清楚地认识到人口繁多、垦田有限而食粮不足的问题，为此，他设法推动农业生产，采取了许多措施。

雍正五年(1727),他颁布禁止奢侈的上谕，谈到各业人户在社会中的地位，他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他重视农业，是因为它能给人们提供食粮。他为维持农业，就不愿意多出工商业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他处在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深深体会到它的重要，所以如同以往的封建统治者一样具有重农业贱工商的观点，并且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

雍正采取的举措如下：

授予农民顶戴，以示鼓励。二年(1724),雍正说农民辛苦劳作以供租赋，不仅工商不及，连不肖士人也不如他们。因此下令各州县官，每年在每乡中挑选一两个勤劳俭朴、没有过失的老年农民，授予八品顶戴，以示奖励，这就是所谓老农总吏之例。雍正认为只有农民竭力耕耘，大幅度增产，才能解决食粮问题。而他又认为农民努力生产不够，他说： “朕闻江南、江西、湖广、粤东数省有一岁再熟之稻，风土如此，而仍至于乏食者，是土地之力有余，而播植之功不足。”他授予老农顶戴，就是希图在农民当中树立“楷模”,以便众人仿效，因而努力生产，同时赋予老农督课农民生产的责任。

清朝地方政府只管收税，没有课农的官员，雍正授予老农顶戴，目的是便其起到农官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州县官在确定人选时，听凭绅衿保荐，有的豪民就向绅衿馈送财物，邀得中选。这样，勤劳朴实的农民很难入选，一些无赖豪横之辈倒混个顶戴荣身，借以大展威风，作恶乡里。有的老农击鼓升堂，传见农民，俨然以父母官自居；有的自称“某县左堂”,建旗帜，设军牢捕役，以八品官自命，意欲凌驾正式官员九品的巡检、未入流的典史之上。七年(1729),雍正发现这些问题，命把冒滥生事的老农革退，另选题补；准许不法老农及保送官员自首，免予追究，否则查出者严惩不贷。雍正又命把一年一举改为三年一次，以昭郑重。但是选期延长之后，老农顶戴难于得到，贿赂更加严重。雍正的办法避免不了似农非农的豪民的钻营。乾隆即位，就把废弃了这一举措。

推广藉田法。“农事惟邦本，先民履亩东。翠华临广陌，彩轭驾春风。礼备明神格，年期率土丰。劝耕时廑虑，何敢惜劳躬”,这是雍正亲耕精田有感而作。他自雍正二年二月首行亲耕礼，以后经常举行。康熙十一年(1672)行耕精礼，到雍正再举行，是实现“五十余年之旷典”。

行耕精礼，始于周天子，是以农为邦本的观念和政策的表现形式。如汉文帝所说， “农，天下之本，其开糌由，朕躬耕以给宗庙梁盛”。雍正在春耕伊始，亲自开犁，和先代帝王一样，也正如他诗中所述，表现他对农本的重视。藉田和先农坛原来设于首都，雍正于四年(1726)下令，命各府州县设立先农坛，备置糌田，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举行耕精礼，意思是让他们知道皇帝“敬天勤民”,学习皇帝注重农功的精神，劝率百姓力田务本。使官员“存重农课稼之心”,农民“无苟安怠惰之习”。

雍正五年(1727)春天，各地开始举行耕精礼。个别地方实行不力，雍正就严肃处理。是年九月，广西巡抚韩良辅奏参临桂县知县杨询朋将精田荒芜，颗粒无收。雍正谕令将杨询革职，留于该县管理精田十年，并以此为例，惩治犯同类错误的官员。雍正六年(1728)六月，浙江总督李卫题参永康县试用知县陈桂于藉田大典草率不合规制，雍正也将他革职。雍正这样做是任意为法，不过却表现了他严格要求地方官重视农业生产的决心。州县的田只有四亩九分，但种好这点田，必须了解天时气节、土地肥瘠、农民生产情绪，可以以此指导全州县的生产，所以仍然有一定意义。在实行得好的地方，起到了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江南松江府民谣“雨过番湾滑大堤，先农坛下看扶犁。争传野老荣冠带，到处撑献早蜀泥”,这是推行耕糌礼和老农顶戴政策，起到了提高农民生产热情的作用。

限制经济作物的种植。在耕地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争田地争劳力的矛盾呢?雍正于是着手解决这个问题。雍正五年(1727),广西巡抚韩良辅奏报：广东人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收入多因而富有。但产米少，不够食用，转向广西采买，而广西产量有限，不能满足广东人的需要，还引起当地粮荒。雍正采用两种方法处理这类矛盾：一是凡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劝令农民生产食粮，不要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不要栽种烟草；二是在不适宜生产粮食作物的土地上，鼓励种植各种物产。

雍正二年(1724),他要求在舍旁、田畔、荒山旷野，度量土宜，栽培桑柘、枣栗、柏桐以及树木荆棘，以便饲蚕、佐食，做材木和薪炭。雍正五年(1727)三月，他讲“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则不妨种他物以取利”。

同年，令州县官劝谕农民在村坊种植枣栗，河堤植柳，陂塘淀种菱藕养鱼凫，其他适宜于种桑麻的处所，更要栽植。他要求地方官每年按村坊奏报种植情况。雍正尽先照顾食粮生产，是出于形势的需要，除此之外他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但是，他的政策影响了经济作物的生产，有些地方官在奉行时，把已生长的经济作物毁掉，改种粮食，于是因失去农时而不能生长，更是一种破坏。减少经济作物的生产，使手工业原料不够丰富，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垦荒。雍正二年(1724),雍正说开垦能够解决民食问题， “于百姓最有裨益”。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问题是他试图克服垦荒中的一些难题。过去民间报垦，官员勒索费用，以致垦荒之费比买田价格还高，故而农民不愿报垦。为此，雍正下令，允许民人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和阻挠。从前报垦，水田六年、旱田九年起科，雍正命水田照旧，旱田推迟为十年，并著为定例。山西、河南、山东闲旷土地，民人无力开垦的，官给牛具，起科后官给执照，永为世业。垦荒令下达后，各地陆续推行，而以田文镜在河南实行最有力。

垦荒中，雍正有组织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搞直隶营田。雍正三年(1725)春天，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在保定挖沟渠、兴水利之事。雍正因此责怪他说， “此事必通盘将地之高下，水之去来，明白绘画审视，斟酌而后可定”。可见他赞成修水利，但主张审慎，先作考察，了解河水来龙去脉，地形高低，以便设计极佳的施工方案，取得预期效果。李维钧不经考察想干就干，因而不合他的心意。这一年直隶大水灾，促使雍正下决心早日经营畿辅地区的水利。当即派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率员考察，经过他们一冬和次年春天的勘探，制成水域图进呈。雍正见到大为欣赏，赞扬他们“于直隶地方东西南三面数千里之广，俱身履其地，不惮烦劳，凡巨川细流，莫不穷究竟委，相度周详，且因地制宜，准今酌古，曲尽筹划，以期有益于民生”。于是，设立营田水利府，下辖四个营田局，委派允祥、朱轼董理其事，兴办直隶水利田。为加速工程的进度，朱轼提出四项建议：一是民人自行营田，照亩积多寡，给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的顶戴，鼓励私人垦辟；二是到水利府工程处效力的民人，视其包干完成的工程量的大小，录用为不同职务的官员；三是降级，革职的官员赴工程处效力者，工成准予开复；四是流徙以上的罪犯效力者，准予减等。这是开捐纳，借民人和官员的力量兴造水利，但朱轼说是为收“谙练之员效力营田” “集众力厚民生”,不是国家舍不得出工本。雍正批准了朱轼的建议，于雍正五年(1727)开始实施。营田工程有两项内容：一是修治河道，疏浚建闸；二是造田，主要是水田。据担任营田观察使的陈仪讲工程中注意“留湖心毋垦”,即建设水库，宣泄洪水。当时要增加垦田，留湖心就与它矛盾，从长远利益看还以留湖心为宜，所以陈仪说这是措施中的妙着， “舍尺寸之利，而远无穷之害”。北方农民不懂得种水田，雍正命招募江南、浙江的老农来进行教耕，所需水田农具和水利工具，延请江浙工匠制造，并命直隶工匠跟从学习，以便把技术传接下来。营田很快收到一些效果，雍正五年(1727),官私垦田八千多顷，每亩可收稻谷五至七石。北方人不习惯吃稻米，雍正谕令发官帑平价收购，不使谷贱伤农。有的地方官强迫农民出卖，雍正对这种劣员非常痛恨，说他们“较之一切贪劣之员，尤为可恶”,命直隶总督严参治罪。雍正对与事官员严格实行奖惩制度，以期尽力办事。知县李正茂在洪水暴发时，奋力防护堤工，擢为知府。知县吴槃实心办事，亦升为知府。知县魏德茂专务虚名，防守工程废弛，革职。徐谷瑞见堤工危险，推诿规避，交吏部议处。雍正坚持直隶营田，直至末年。乾隆即位后，对此并不热心，认为营田是地方上的事，决定撤销水利局，将它的业务交所在州县官管理，事实上取消了营田。促成乾隆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可能是捐赎事例。清制，捐纳监生，需要用银三百两，而直隶营田捐赎例规定，营田一亩，相当于交银一两，开渠建闸用银一两作营田一亩计，只需用一百两银子建设营田，就可成为监生，比定例交银，减少了三分之二的费用。其他营田捐纳职员，州同的费用，也比单纯交银子的少。雍正原意是以此招徕，加速垦辟，但实行一长，就同捐纳成例产生较大矛盾，因有“名器滥觞”之讥。当然，营田要能坚持下去，必须根治直隶河道，这是雍正、乾隆父子做不到的，所以只能行于一时，而不能持久。直隶水利田问题，为历代帝王和地方官所留意。北魏幽州刺史裴延隽、唐朝瀛州刺史卢晖、宋代制置河北屯田使何承矩、明代汪应蛟都搞过引水灌溉，元代郭守敬、明朝徐贞明之论畿辅水利更为著名，但以帝王而顷注巨大精力的，要数雍正皇帝了。仅此一事，不能不说他关心农业生产。

雍正还组织了宁夏垦荒。雍正于雍正二年(1424),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到宁夏察看河渠，雍正三年(1725),改宁夏左、右卫为宁夏府，下辖四县，雍正五年(1727),增置新渠县，雍正七年(1729),又设宝丰县。设府添县，反映宁夏地区的发展。雍正听说该地若得水利，可垦地二万余顷，若每户授田百亩，可安置二万户。于是，特委派大臣单畴书到宁夏插汉拖灰，与陕西总督、甘肃巡抚共同治理渠道，募民垦种，官给牛具籽种银两，所辟土地，永为世业，还号召宁夏籍的文武官员在原籍尽力开垦。雍正七年，单畴书死在宁夏工程上，雍正指命右通政使史在甲前往接任，不久又派兵部侍郎通智主持其事。宁夏原有大清、汉、唐三条水渠，但年久失修，水道淤浅，雍正命集中力量疏浚，又命开溶惠农、昌润二渠，工程取得一些进展。雍正十年(1732),因西北用兵使用民力较多，顾不上宁夏河工，撤回通智、史在甲，将其事交宁夏水利同知专管，即按常规进行。乾隆三年(1738),撤销新渠、宝丰两个县的建制，说明宁夏水利工程未达到预期效果。

在垦田方面，雍正还关注四川的开展情况。当时四川仍处地广人稀的状态，农民生产技术较低。有鉴于此，雍正命地方官劝谕开垦，招聘湖广、江西在四川的老农教授土著居民垦荒的方法，给予老农衣粮，等到开垦有成效了，给予老农顶戴。雍正六年(1728),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省民人数十万进入四川，雍正命根据各地区流来人口的多寡，分给三四十亩、五六十亩不等的荒地，并给牛种口粮，以事安置。

雍正还修筑了浙江、江南海塘。雍正元年(1723),他指出康熙间建筑浙江海塘，官员没有实心办事，仍使海潮妨害杭嘉湖三府民田水利，二年(1724)就派吏部尚书朱轼往江浙会同巡抚何天培、法海商议修治办法，朱轼提出动用帑银十五万筑浙江海塘，十九万筑松江海塘，雍正予以批准。松江海塘开始修筑的是土塘，雍正说不牢固，东南是财赋重地，应保证安全，改筑石塘。后来在石塘之外，增修贴石土塘一道。在施工中，浙江总督请将骤决不可缓待的工程，先行抢修，随后奏闻，雍正同意照办。浙江、江南修了海塘，而江北盐场出了大事。一次海潮冲决范公堤，沿海二十九个盐场被淹，溺死灶丁男妇四万九千余人。

提倡社仓。这是救荒的办法，早在宋代，朱熹著文大力鼓吹，然而难以实行。康熙统治时期，有官员建议推行，康熙一概不准。户部侍郎张伯行强烈要求实行，康熙就惩罚他在山西举办，张在实践中处处碰壁，主动请求作罢，才算了事。雍正同其父康熙对此事的态度大不一样，他即位后不久，就谕令湖广督抚杨宗仁等人设立社仓，官员为了迎合他，强令百姓输纳仓粮，规定凡交正赋银一两的，外纳社仓谷一石，并以存储多少，作为州县官的考成。这等于是新的加派，而且很重。二年(1724),雍正发现问题，对办理社仓提出明确方针：由民间承办，不用官办；官员只宜劝导举行，不可强迫命令；仓中存粮数目，出入办法，官府都不要经管。同时确定管理奖惩办法：仓粮由百姓捐输，捐至十石给花红，三十石以上挂匾，三四百石以上的给八品顶戴；每社设正副社长，选择人品端方家道殷实者充任，干得好，十年以上亦给八品顶戴，侵蚀仓粮者法办；借谷收息，一石加息二斗，若遇荒歉年头，小歉减半，大歉全免，只收本谷。这一政策下达以后，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雍正五年(1727),署湖广总督傅敏盘查社仓，发现仓谷储藏不多。据他分析，可能是被官员侵蚀或挪用了，也可能是杨宗仁初办时，州县官为迎合上宪之意，虚报存仓之数。但是雍正相信有治人无治法，认为只要适合的人来办，还是可以把事情搞好的。所以同年任命田文镜为河南总督的敕书中，要求他于“地方备储之计，如常平、社仓等事，责令有司，力行修举”。陕西总督岳钟琪奉命设立社仓，发司库耗羡银于各州县，采买谷麦近四十万石。但州县官始而勒买，继而勒借，百姓不满，称为“皇粮”。雍正获知后，把社仓条约刻立碑石，禁止官吏作弊。浙江总督李卫针对出现的问题，预筹对策：仓谷出粜要在青黄不接之时，减价出售，以平准商人的高价；买补仓粮，要在秋收的时候，避免哄抬粮价。

社仓的办法难以实行，雍正并非没有意识到。他知道富饶之家自有储蓄，即使遇上荒年，也不会依赖仓谷，是以不愿输纳；贫穷人家，希望社仓办好，然而无力纳粟。官吏对有关考成的常平仓尚有侵蚀挪用之弊，对不计考成的社仓则更难望其用心办好了。即使这样，雍正还是要实践，说明他办事不免有些主观而不尊重实际，但也说明他救荒心切，不管办法可行与否，总想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