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积欠，是雍正统治期间的又一项重要政策。但是，这一政策主要是指向民间的，重点在江南地区。

江苏每年的赋银约三百五十万两，在十八个直省中名列前茅，而赋额多的又是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因为赋重，逋欠也多，雍正五年(1727)江苏巡抚张楷奏称，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至雍正元年(1723)的十二年中，积欠赋银八百八十一万两，苏、松、常三府和太仓州各欠一百四十万至一百八十万两之间。他奏请将积欠分十年带征，雍正予以首肯。但实行不通，雍正因而认为“江苏吏治民风颓蔽已极”,必须整饬。于是于雍正六年(1728)年底决定，派户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维新率领候选、候补州县官四十余员前往，分赴各州县清查。这些官员到了地方之后，就一面清查，一面追索逋欠。因系多年积欠，要在短期内一并征收，所以叫作“汇追”。凡是交纳清楚的民户，官吏于门首用红笔写明“清查”二字。不能补清的就投入监狱追比，一时间，“狴犴累累，无容囚处”,一个苏州府就关押了一千多人。钱粮多的绅衿，欠赋更多，他们也饱尝了铁窗之苦。这样，造成了人心惶惶和社会的不安定。雍正获知这种情形，下令暂时停征逋赋，要求先查明积欠中那些是官员侵占的，哪些是吏胥及包揽人侵蚀的，哪些是民间拖欠的，然后分别处理。到雍正九年(1731)清查完毕，自康熙五十年(1711)至雍正四年(1726),积欠一千零十一万两，其中官侵吏蚀、豪民包揽为四百七十二万两，民欠五百三十九万两。雍正谕令将侵蚀的分作十年带征，民欠分作二十年带征，又表示开恩，若民户将本年带征之数完纳若干，即照所完之数捐免下年应纳钱粮的数目。还吸收清查亏空的经验，规定官吏侵蚀的，只在本人名下追赔，不得株连，民户所欠，也只由该户完纳，不得波及兄弟亲戚。

对浙江钱粮的清查，雍正派性桂为钦差大臣前往，会同督抚李卫协力办理。查核清楚，将逋欠分年带征。雍正五年(1727)、雍正六年(1728)两年，每年带征十五万两，到雍正七年(1729)已将三至五年未完的赋银七十七万两带征了四十余万两，其余的也可在规定期间内完成。雍正对此表示满意，特命将雍正七年(1729)赋银蠲免十分之二，即六十万两。这个数字约与清欠所得相当。

在福建，积欠和亏空两事一并清理。经过钦差大臣杨文乾、许容等查核，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到雍正四年(1726),积欠四十四万余两，其中属于民欠的三十三万多两。雍正六年(1728),雍正因福建歉收，下旨予以蠲免，不再带征。

山东逋赋较多，雍正七年(1729),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报欠银三百万两，到乾隆元年(1736),还有康熙五十八年(1719)至雍正十二年(1734)带征未完积欠三百余万两。这就是一面带征，一面拖欠，总有巨额欠粮。

安徽凤阳府有十万两旧欠，知府朱鸿绪分清哪些是胥吏地棍的包揽侵蚀，哪些是民间欠粮，分别立出清偿办法，二年内补交完毕。雍正对他大加表扬，以之谕令各省督抚抓紧清理积欠。

湖北积欠二十万两，雍正七年(1729)以前输纳了九万两，但沔阳一州，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雍正五年(1727)竟欠八万余两。其中百分之四十是绅衿包揽的，百分之四十为衙役侵蚀的，其余百分之二十由民户拖欠。

从各地清理积欠的实际情形看，它的对象，包括侵占钱粮的官员，包揽钱粮的胥吏和绅衿，拖欠赋税的有田民户。这欠粮的田户，成员复杂，有绅衿，有中小地主，有自耕农民，还有只有极少量土地的半自耕的农民。所以清欠的对象归纳起来，是官吏、绅衿(包括大地主)、中小地主和一般农民四种人。如果用当时的概念，没有特权的中小地主也是平民，则是官吏、绅衿、平民三方面的人。雍正指示清欠要分清侵欺、包揽、民欠三种类型，要区分这三种人犯法的情况，以便区别对待。他说清理积欠，是因“地方贪官污吏及不法衿棍借民欠之名，恣意侵蚀，蠹国累民，为害甚巨，不得不清厘惩治”。雍正之意是说把打击重点放在贪官劣衿上，表面上看，好像不涉及平民，其实，这是他有意的隐讳。各地逋欠，一半以上，或大部分属于民欠，雍正视清欠事重，其目的就是为追索民间欠粮。可以这样认为：清欠是雍正向官吏、绅衿、平民三方面四种人全面出击，而以平民为重点对象。

雍正在实行分年带征积欠政策时，搞了一些蠲免，用带征来的税银蠲去当年应征的一部分款项，表示出他清欠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要扫除官吏、绅衿、平民的不法行为，移风易俗，希望形成优良的吏治和士风、民俗。其实，要钱和移风易俗两方面的目的他是兼有的，并取得了同样的效果。他强调经济要清，在实践上有重要意义。各方面先清补，使违法者知道警戒，避免以后再犯。补交了欠赋，然后又得到免交一部分赋税的好处，可以过得去，这样就便于历年带征的顺利进行。

清理逋赋，使一部分绅士和富人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打击。一些人以出卖田产来清偿积欠，此后要按时交纳新的钱粮，还要承担摊入田亩的丁银。他们因而感到田地负担重，买田出租并不那么划算，于是，对土地兼并的热情有所衰减。在清欠搞得激烈的江南地区，这种现象表现的最为明显。一些人抛售土地，而且价格很低。据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载顺治初良田二三两一亩，康熙间涨到四五两，雍正中恢复顺治初的价值，到乾隆初年田价渐涨，乾隆中期就增至七八两甚至十两以上了。清代田价没有直线上升，也就是放慢了土地兼并的速度，这同雍正的赋税政策有很大关系。

绅民为了逃避赋税，于是便开始隐瞒田产。这自然也逃不过雍正的眼睛，而且是他所不能容忍的。雍正二年(1724),他批准田文镜提出的自首隐田政策，在河南推行。田文镜的办法是允许民间自首，隐田当年交纳钱粮，已往所隐，不论年头久近，不再追征；对官吏失于查考，亦不究参。以便他们安心承办首隐事务。这个政策的执行，当年就见成效，清出隐地二千五百多顷，应征钱粮六千四百余两，实收了四千四百多两。田文镜对执行不力的官员严加惩处，如唐县有官隐地五百七十余顷，知县关陈父不行造报，田文镜遂将其揭参。作为“模范督抚”的田文镜认真实行，而其他地区则开展不力。雍正为了全面推行这一改革，在雍正五年(1727)下令，于一年之内，许民人自首隐田，免治隐匿之罪。届期以进展不理想，又展限半年。他执行得很认真，如江西监生周作孚控告族人欺隐田地六百亩，结果反倒查出他有隐田二百二十七亩，雍正将他的隐田没收，同时按年追征钱粮。

雍正令民人自觉呈报的同时，在一些地区采行清丈的方法，旨在查出隐匿的垦田。他重点抓的是四川省。清朝初年，四川地广人稀，赋税较少，

雍正五年(1727),巡抚马会伯、宪德先后奏称该省垦田随着人口增多，隐匿太甚，而且民间诉讼因田土纠纷引起的也，太多，要求清丈，以解决这两个问题。雍正六年(1728),雍正采纳他们的建议，派遣给事中高维新等人前往办理。清丈结果，据雍正讲，对于“民生风俗大有裨益”。但是有的清丈官员大肆勒索，受贿放卖。豪强本不乐意清丈，于是借机反对。据说，垫江、万县一千多人拉起旗帜，不许丈量。又据记载，垫江、忠州等人地杨成勋、王可久等人聚众，被地方官发觉，杨成勋自缢身亡，同伙陈文魁、杨成禄等人供称“祸冤起于戊申年(雍正六年，1728)奉旨钦命丈民田”,表明这起事件的矛头直指雍正。雍正九年(1731),雍正命四川减少额粮较重的州县的田赋，这大约是考虑到清丈中的问题，而采取的补救措施。

雍正五年(1727),福建官员准备在台湾清丈，因此，当地许多人弃产逃亡。台湾道沈起元担心于首隐不利，奏请只查新垦土地，对新查出的按下则起科，而不宜于清丈。雍正于是准许按他的建议办理。

清丈的事情涉及所有与土地所有权有关系的人，触犯的人太多，历来难以实行，一般统治者也不敢这样做，只有在大规模变革时期，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才比较有成效地进行了清丈。雍正对此并无确定主意，四川清丈以前，他说“清丈乃系必不可行之事，视乎其人，因乎其地，斟酌万妥，然后举行一二处”。贵州布政使鄂弥达请求清丈，雍正说“清丈之说万不可轻举”,指责他的提出要求本身就“甚属猛浪”。随后又以四川开始实行的尚好，在他的奏折中批道“丈量之说，朕言其不可轻举，未言其必不可行也” “况如四川通省现俱清丈行之得宜，何妨乎”。雍正并没有在全国普遍施行清丈之举，可能是看到后来四川清丈中出现了社会动**不安的问题，于是便停手了。

雍正搞汇追和清丈，主要目标是保证政府税收，对象主要是纳税人——绅衿、中小地主和农民，不法胥吏尚在其次，收到了一定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