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正查出“偷税漏税大王”是歌星或电影明星的时候，日本一年一度的“纳税英雄榜”也公布了。高居榜首的纳税英雄是两位作家：赤川次郎和西村京太郎。

他们是大众文学作家。之所以钱多，一是因为“日本文章值钱”；二是因为产量高。地铁站、火车站、飞机场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报刊亭里几乎都摆着他们的小说，而且常常是摆着一大溜同一个人的几十种不同的书。

我不知道这两个人各自写了几百本书，我结识了不少产量比较少的纯文学作家，但出版著作少于一百本的还没有碰到。

他们是怎么写的呢？

陈舜臣

他是中国人，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用日文写作，在日本也大名鼎鼎。六十四岁，出版了五百多本书。已经不是“著作等身”的问题了，他写的书从地板垒到房顶，还垒不下。翻译成中文的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新西游记》、《郑成功》、《中国古今游》等。

他写作的三大法宝：题材丰富——从历史到现实，从天上到地下，笔底敢于包容世间万事万物。没有他不能写的，没有什么是他不可以写成畅销书的。别人的游记只能卖出两三千册，他的一本《敦煌之旅》售出二十万册。

知识渊博——上下五千年，通古知今，占有大量资料。一套《中国历史》十五卷，一套《中国五千年》二卷；长篇历史小说《曼陀罗人》二卷、《秘本三国志》；推理小说《方壶国》、《青玉狮子香炉》；熔文化和科技于一炉的《皇上之页》，及《三藏法师之路》、《茶事遍路》。列出这仅仅是陈舜臣著作百分之一的书名，只为了便于读者通过一斑窥其丰富题材的全豹。

文字优美——不论他写什么都用的是文学语言，极富魅力。有了这过人的语言功力，才能写什么什么畅销。只要写了就卖得出去，才能出版那么多书。写一本赔一本，出版社是不会给他印五百多本的。

五月八日，陈舜臣先生在神户“天下第一楼”请我们吃中国饭。我们到得晚了一点，他或许担心我们迷路，一个人到大街上来迎接。一个很有特点、亲切随和的“小老头儿”。叫他“小老头儿”是由于他的年龄。他面色红润，神情举止没有一丝老态，也不带一丝创作劳苦的倦容。着一身考究的近乎草绿色的西装，一头浓密的灰色卷发。也许是因为汉语说得不好，席间他很少说话，偶尔说一两句话也是轻声细语。好在其弟陈谦臣（龙谷大学教授）、公子陈立人（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和陈舜臣先生的夫人都相当健谈，有一种老乡相聚的自由和欢快。这是我到日本一周来吃得最轻松的一次宴会。主人很随便，不说什么欢迎词，我也就不必致答词说客套。想说话就说，不想说话也没关系。日本等级观念森严，礼仪太多，大会小会，大宴小宴，都那么一本正经，有时还摆出中日两国的国旗。我一点不能出疏漏，不想说话也得说，还要说得有规格有作家的灵气和幽默感，真是又苦又累。跟陈舜臣是文人聚会，省心多了，我也可以偷懒少说话多观察。

流落到日本列岛操“三刀”（菜刀、剪刀、剃头刀）为生的中国人，到第二代、第三代出现了一些从事所谓“高等职业”的人，如医生、讲师、实业家等等。但跻身文坛以卖文为生，且成了大气候大规模的除了陈先生没有第二人。“陈舜臣现象”是个奇迹。

他身材不高却负载着数百个乃至数千个构思。他不擅辞令，好像灵光永远都留在自己的作品里出不来。对现实生活马马虎虎，神不守舍，不拘小节。因此就必须有夫人在旁边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夫人是典型的中国那种可敬可爱能说能干的贤惠老太太。

出租车来了，陈舜臣老老实实地先坐了进去。夫人又把他拉出来：“客人还没上，你怎么先钻进去了。”老先生下来，再让我进去。

合影的时候陈舜臣该站在什么位置，也一律听夫人调度。他很顺从，单纯得像个孩子，却让人觉得他是个幸运的老头儿，这是个幸福的家庭。谁知道他还能再写出多少本书？尽管写了五百多本，看上去他并不是很吃力。

井上靖

东京的东南部，算得上是比较好的私人住宅区。幽静，优雅，典型的日本风韵。街道笔直细长，打扫得非常干净。两旁是漂亮的式样各异的小洋房，多是木结构，玲珑耐看。每家都有个院子，院子里根据主人的情趣突出某一种花草树木。或以花为主，姹紫嫣红；或以树为主，绿影扶疏。别出心裁的院门上写着主人的姓名。

一白发老太太在门外鞠躬迎候，脸色慈和，略显发胖。她是井上先生的夫人。井上靖听到寒暄声也迎了出来，着一身黑灰色和服，儒雅庄重。八十有二的老先生，精神健旺，谈吐敏捷。我和井上先生相对而坐——谁坐什么位子都是有一定之规的——先到一步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事务局长安藤女士早就安排好了。

我用一小半心思说着客气话——这是必不可少的（井上靖先生是日本笔会会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我们正是应“文协”的邀请来日本的）。主要精力用来观察这位享有世界声誉、在日本当代受之无愧的“文坛巨擘”，想办法把谈话尽快引到我感兴趣的问题上和我想要了解的领域。

井上靖的成名作《斗牛》荣登一九四九年下半届芥川文学奖的榜首。连同《天平之甍》、《猎枪》、《夜之声》等小说先后被译成中文。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敦煌》改编的电影也曾在中国上映，读者更不会陌生。老先生有多方面的才华，出版过不少诗集，因此能集诗人恣肆汪洋的浪漫热情和小说家敏锐观察冷静分析于一身，形成雄浑、深婉、狂烈和孤寂的风格。这自然也跟他的生活道路有关。他出生军医家庭，年轻时喜欢柔道，当过十五年记者。丰富的阅历积累了经验和感觉，也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洞悉人情世态，不论驾驭什么题材都能轻而易举地引发对广泛人生和社会的批评。即使素材不新，也可立意出新。纵然表现的不是现实生活，却能具有现实意义。

让我惊奇的是他的历史小说，而且多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天平之甍》取材于中国高僧鉴真法师东渡扶桑讲学的史实。《敦煌》的主人公则是中国宋代天圣年间赶考进士不第的举人赵行德，颂扬灿烂的敦煌文化。作家可以靠资料写作，不足为怪，但哪来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神韵？可以想见他善于吸取本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以丰富自己的创作。但又是怎样采撷中国古代思想和艺术的宝珠呢？

井上先生不停地吃着小点心和浇了奶油的杨梅。他的兴致很高，话也不断。但话题老也离不开孔子。他自称准备了二十年，写了两年，刚刚完成了二十万字的历史小说《孔子》。拿出珍藏的孔子像给我，据说是唐代吴道子的画。他讲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孔子感兴趣的学者都给他来信，向他请教有关孔子的问题。他俨然是孔学权威，掌握着大量有关孔子的资料，他的书房是“世界孔子研究中心”。

他从京都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毕业后，在《每日新闻》社担任宗教栏记者，每周必须写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工作迫使他必须研究《般若心经》、《华严经》、《净土三部经》等宗教经典。我想这于他后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大有裨益。二十年前，他在《中央公论》上见到一位日本学者发表的关于孔子的文章，引起兴趣，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写孔子。他和夫人曾访问过山东曲阜，看了孔庙、孔府、孔林。他说：

“孔子是一个思想家，不是一个宗教家。他的思想能流传下来，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他为什么受到尊重？我认为他从人的共性出发，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我问到他的身体状况以及今后的创作打算。

井上夫人接过话题，说井上以前爱喝酒，三年前她发现他有食道癌，安排他做了手术。井上恢复得很快，至今身体很好。老太太引为自豪，自称是她的功劳。老夫老妻，可亲可爱。

井上靖又把话题扯到孔子身上：

“日本人很喜欢孔子的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国五六世纪，认为时间如滔滔河水，滚滚而去。到十五六世纪，对于人生的咏叹就不一样了，认为应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到了近代，有人考证说，孔子老时回到鲁国，壮志未酬，感到悲伤，发出了慨叹。我认为应该有现代的解释：河水在弯弯曲曲地流，人生也是曲曲折折的。但人们所创造的历史，正像河水一样，尽管千折百回，终究总要流入大海，实现人类的共同理想。所以，孔子的思想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对人的肯定……”

说到激动处老先生就向我们介绍他搜集的关于孔子的资料。

他有两幢双层小楼，一幢楼专用做书库，藏书很多。楼上楼下，到处是书，满眼是书。

楼后有个长条形的院子，种着菜，有花有树，成一种田园的野趣。我想象着井上先生在写作之余到小院子里散散步，逗逗狗，独倚绿树，尽吸花香。或发思古之幽情，或超然于物外。他没有辜负生活，生活也没有亏待他。

尾崎秀树

批评家。出版过一百本著作。

五十岁出头，微胖，灰白长发，黑白线的厚布和服，外套一藕荷色上衣，系浅绿色宽腰带，雪白的线袜，脚板上挂着一双木屐。典型的一派日本绅士风采。

我问：“日本作家都高产，日本作家自己怎样评价这一现象？”

尾崎秀树：“日本作家都是独立的，靠稿费和版税生活。没有生活上的保证，必须不停地写，一个作品一个作品地斗争。出版社不约你的稿，想发表作品是很难的。有些人搞别的工作赚了钱，自费出版自己的书。保证自己的生活很重要，因此出版社要什么就写什么。”

“日本的专业作家有多少？”

“从事文学工作的专业作家一千几百人。有两个组织，一个是日本文艺家协会；一个是日本笔会。组织的功能就是保护版权，保护言论自由。”

“你们也有言论自由的问题吗？”

“基本上是自由的，但常常发生问题。你有言论的自由，他也有反对的自由。比如关于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长崎市长说天皇有战争责任。我也相信这一点。但他接到许多威吓信。”

“当前日本纯文学的境况如何？”

“日本现代文学有一百年的历史，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向外国文学学习，发展成知识分子文学。他们的作品跟一般老百姓要求的文学有距离，借助西方手法，写自我，写封建宗族的宗法斗争，感觉性很强，凭感觉把握文学。

“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但回头一看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文化空洞。人应该怎样生活？日本将怎样发展？现代化、电气化忽视了人性，带来了公害和自然灾害。文学在思考人是什么？人的存在有什么意义？统一的价值观没有了。目前日本文学面临着危机。”

“日本的大众文学是不是呈上升趋势？”

“卖得多是流行，存得久才是文学。日本的大众文学范围很广，包罗了历史小说、反映现代家庭和爱情生活的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滑稽、明朗小说、纪实小说等。大众文学的确是在关东大地震（1923年）之后上升。

“大众文学，在形态上是大量生产、大量传递、大量消费的大规模传播文学。纯文学是为作家本人的文学，而大众文学是作家与读者共同创作的文学。优秀的作家总是在考虑大众的需要，将这种需要在作品中具象化，再供给读者。可以说大众文学作家是以创作的形式来表达大众喜好和愿望的代言人。

“别看日本现在很发达，其实日本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起步较晚。然后以先进的西方为模式，奋力赶超，从上层强行推进近代化。在文学上也追求近代化。知识阶层和大众之间在文学志趣上出现了差异，各自所需要的东西愈来愈隔绝。知识分子文学以确立近代的自我为命题。历史小说、通俗小说、侦探小说及社会评书则形成巨大的文学山脉。同时受雨果、大仲马、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的影响，以大众性歹徒小说和中国传奇的刺激，大众文学的内容更充实起来。

“日本的大众文学发轫于历史小说。由于大正时代民主主义高涨，民众开始具有社会意识，他们要求用文艺来发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衰退所带来的不满。家庭爱情小说倾向于描写风俗，能引起读者共鸣，但未达到消解不满，便转向历史小说。历史上的空白很多，可借古讽今。历史小说是剑的文学，但那不是残杀，是铲除邪恶的反抗之剑。

“战后的大众文学从天皇制禁锢下解放出来，向传统的秩序和道德挑战。有人认为‘排斥虚构性和偶然性的艺术观已过时，应该恢复小说的趣味性’。‘趣味性本身毫无通俗与纯粹之分，纯粹性绝不会因趣味性而通俗化。’意在构筑社会人的文学宗旨，把基点较高的小说从狭小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为更大的多数所有。既不堕入通俗，又不附庸风雅。

“大众文学增强了现代性、风俗性、记录性，进而还产生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品。体验过漫长战争的日本读者需要有现实感的作品，电视的临场感更激起读者对纪实作品的关心，因此‘调查而来的小说’诞生。历史小说提高了现代性，更加注意以现代感觉去捕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社会派推理小说开始趋向风俗性，为了深化主题，更加关心风土性和传统性。

“于是，区分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不明确了，两者都增强了大规模传播文学的性格。如此纷纭，想以一维的形式来把握其全貌是不容易的。但大众文学的主要目的并未改变，仍然取决于大众之所好，慰藉大众。”

尾崎秀树先生不愧是日本大众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他对日本大众文学的介绍简练、概括，把握得很准。又有许多精辟之语，对我颇多启示。

（注：为这次纯学术交谈担任翻译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原倍之先生。谈话结束后尾崎先生送我一本李翟译的《日本的大众文学》，里面的许多观点比他口述的更准确，我成文时采用了李的译本里的某些话。）

中野孝次

我喜欢他。这是我在日本碰到的第一个坦率真诚、不拘泥、一见如故的人。

年已六十四岁，看上去不过五十岁左右。不是我见惯了的西装革履，也未穿严肃的和服，下身直筒裤，上身运动衫，显得很帅，又亲切随便。谈吐举止都显得敏捷，神态年轻，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是六十多岁的人。

自己一栋洋楼，客厅宽敞而舒适。隔着大玻璃门可看见一个颇具原始味道的花园。他见我对花园感兴趣就领我先到院子里参观。

院子不是很大，却树木茂密，遮天蔽日，故意创造一种原始森林的情趣。地上堆满腐烂的落叶，腐殖土松软。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子路通向园林深处。路边有一小小荷花池，荷叶摇摆，荷池里的水像一汪稠稠的黑粥。细看原来是挤满了蝌蚪。中野从盆里舀了一勺食撒进荷池。我说：“有朝一日这些蝌蚪全变成青蛙，你这院子里就热闹了。”

小路的顶端，在绿树的遮盖下有一座奇特的小坟墓。墓碑上写着：“哈拉斯睡在这里。”“哈拉斯”是一条狗的名字，墓前还摆着一束鲜花。坟里埋着他的爱犬。我在这座狗墓前站了半天，愈发对中野孝次发生了兴趣。

穿过树林绕到楼的后面，有一间作坊。中野写累了写烦了或写得高兴了，就到作坊里来烧制陶器。作坊里有个木架，上面摆着他的作品，有罐、壶、碗以及一些奇形怪状的意念陶瓷制品。

他有广泛而优雅的情趣和爱好，也有条件成全自己的情趣和爱好。

中野先生指指他的夫人对我说：“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死了，就卖掉家产和地产，捐给公众，不留给自己的家属。遗嘱都写好了。”

他仍然保留着鲜明的个性，心直口快，什么都讲。没有我感觉到的一般日本人身上的那种压抑感。他不拘泥于虚礼，不用永恒的神秘莫测的微笑来掩饰自己、拒朋友于千里之外。

我们回到客厅，中野夫人摆上哈密瓜和点心。边吃边聊，主人客人都很轻松自如。

中野说：“您的小说写了社会，很难得，也最好读。我也很努力关心社会。但日本的社会太安定了，写社会很难，很小。日本作家大部分写自己，写自己周围的事。”

我请教他，日本的社会安定富裕，作家的生活也很安逸，对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呢？

他说：“生活太舒适，人的思想就会变得保守。生活里还有许多穷人。作家们很容易安逸地住在自己的小屋里。创作不是加法，不能老想着自己写了多少本书。作家经常是零，写完一本书之后就不再是自己的财产了。”

他是个严肃的多产的作家，代表作是《李子熟了》。近几年在精心创作长篇巨著，这部小说，已经写了四年尚未完成。中间还可以插进去许多别的写作任务。眼下正赶写中篇小说《存命》，二十五天写了九十章，下月在《新潮》杂志发表。

我到他书房里看九十章有多少字，相当于中国八开的大稿纸厚厚的一沓。真是快手——六十多岁的快手！

他不愿放弃刚开始的关于社会的话题：

“日本社会表面上看很安定，实际问题很多。年轻人不愿干体力劳动，机械制造业、汽车业、建筑业的繁重体力劳动靠愈来愈多的外国工人承担。日本战败以后也遇到了现在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现在成了经济大国，把过去忘记了。我写小说就是叫大家知道什么是人，什么叫生活，还是那个‘零’的观点。

“我对日本作家和小说不满意。我写的这个题材还没有人写过。小说的正道应该反映日本的当代生活，这样的作家很少，反映当代的小说不好写，不如写历史上的名人受欢迎。人生活了几千年几万年，人所遇到的问题，从生到死，慢慢学做人，所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共同的。日本、美国的生活过于稳定，人的问题往往被遮盖了。”

难怪我一见面就对他有好感，他的许多观点很对我的心思。现代人被现代物质包围着，人的精神在哪里？精神被非精神的东西遮挡住了。

中野提出：“作家应该在野，不能当官，要深入生活，深入自己。”

我以为作家的生存和社会的生存重叠起来，就能写出好小说。

中午，中野孝次先生和夫人请我在韩国人开的烤肉馆里吃烤牛肉。他介绍说，韩国人以前在日本没有地位，只能开餐馆和电子游戏室。这家烤肉馆在横滨很有名，夏天大家没有食欲，就到这里来吃烤肉，肉很嫩很香，一吃就会食欲大增。

我吃了几口，果然不假。

城山三郎

著名的经济小说家。一九五七年以中篇小说《输出》获新人奖，后以长篇小说《燃烧的落日》获吉川奖。看上去也有六十多岁。自己的房子由于存书太多，只能作为书库，又租了一套能看见海的公寓做工作间。他就在这套临海的工作间里接待我和翻译家陈喜儒。

我把这次谈话中有兴味的东西整理如下：

“不是客套，我对您的小说感兴趣，非常敬佩。‘乔厂长’和《赤橙黄绿青蓝紫》里的人物有声有色。工人在工厂大门外面卖煎饼的细节很有意思，吸引入，日本也有这种情况。”

（我表示惊讶，日本也会有像刘思佳那样的人物？但我不愿让话题围着我的小说打转转，他三次提到我的小说，我都礼貌地把话题岔开了。）

“六十年代，像我这样的小说也经常会遇到麻烦。《辛酸》是揭露通产省黑幕的，在《每日新闻》连载，只登了一半就停了，总编和副总编也被迫辞职。”

（我问他，写上层人物的内幕，材料哪里来？）

“日本的新闻记者很厉害，哪个部门都有专门的记者采访。我可以从记者那里得到想要的素材，还可以找从政府辞职的人采访。我自己也结交了许多上层人物，经常了解他们和观察他们。比如我喜欢散步和打高尔夫球。我是高尔夫球协会的会员，会员打一次球只收一万日元（按官价折合人民币二百七十元），不是会员打一次球要收两万日元。会员中有各色人物，中曾根也是会员。我打球不在乎输赢，只注意别人的情绪，观察我感兴趣的人物的精神状态。所以我打球的水平老也提不高。中曾根当首相的时候我多次和他一块打球。他打球不细心，经常把球打到场地外面去。我对他说：‘你是遇到困难能发挥作用的人。’我的话里有讽刺意味，他却很高兴。认为遇到困难局面能发挥作用是对他的赞扬和鼓励。

“他对我说：‘你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每当遇到困难，想起城山先生这句话就挺过去了。’

“今年，里库路特事件把自民党的上层搞得焦头烂额。前不久在高尔夫球场的洗澡间又遇到中曾根，我问他：‘你今天的高尔夫球打得如意吗？’

他说：‘今年的高尔夫球是很麻烦的。’

“被里库路特事件搞得已经辞职的宫泽，常用松果练球。下个星期我将和几个画家一块打高尔夫球。”

（我想听听他是怎样看待日本的经济奇迹的。）

“日本投降后，上面的人不在了。领导日本军国主义的人也被赶下了台。中年人开始掌权，中曾根当时只有三十多岁，年轻人有条件按自己的想法去干。他们自动组织了‘青年恳谈会’，共同研究日本的前途。大家都有危机感，置之死地而后生。

“近几年，日本企业界一些退休的人都到中国去当顾问。他们讲，中国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很认真，但基础太差，在讨论技术问题时，上面的官员提出一些刁难性的问题以显示自己的权力。

“日本企业界的头头不只熟悉经济界，跟政治界和文化界都有联系。经济界的人盛行‘学习会’，经常一起吃早饭，利用吃饭的时机请教授、讲师讲课。我是最怕被请去讲课了。由于我既熟悉经济界，又熟悉文化界，常常被拉去讲课。这是自发的组织，企业家们感到这种活动很有益处。还可以互相介绍自己行业的情况，交流信息和情报。

“我是一九二七年生于爱知县名古屋一个商业家庭，上了商业中学。在大学学的是理论经济学。一九六三年有一个访问中国的机会，当时日中还没有恢复邦交，我是爱知教育大学的教授。文部省有规定，不许公职人员访问没有邦交关系的国家。我辞去教授职务到中国去了，而且不后悔。

“现在每天上午九点或十点到工作室来写作，中午到外面吃点便饭。下午继续写，晚饭回家去吃。上午工作的密度大，下午轻松。因此我欢迎下午的客人。”

这场交谈恰巧是在下午进行的。

野间宏

战场上流淌着鲜血，连月亮也散发着死亡的红光。战友受伤了，他没有去扶去救，只顾自己逃命。日本战败了，他却活了下来。他交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有一张圆圆的红润的脸，像月亮。月亮——他一阵惊悸！又想起菲律宾战场上空的月亮以及死去的战友。他洗刷不掉耻辱和内疚，他鄙视自己，最后从那姑娘的身边逃走了……

——这是野间宏一九四七年创作的引起轰动的小说《脸上的红月亮》的男主人公的矛盾心态。

一九五二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奠定了他在战后派作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洋洋三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青春之环》，系统地体现了他的“全体小说”的理论。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理论：“人是肉体、精神、社会的统一体，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描写的小说叫全体小说。”

这一切都说明，人们的特殊尊重也说明，野间宏是日本当代的“大作家”。

同时，他又以《文学的探索》、《感觉·欲望·物》、《创作与批评》、《萨特论》等理论著作，成为还活着的“文学理论权威”。

他要请我们在山上饭店吃饭。饭店门口的大牌子上赫然写出他的大名，表示他今天要光顾饭店，是饭店的无上光荣。

他的名字在社会上竟然也这么响亮！

老先生到我们下榻的后乐宾馆来接我们赴宴。他——就是野间宏？

穿一身在日本不多见的极朴素的灰黑色衣服，类似中国的夹克衫。初看上去，他苍老迟钝，灰白的长发披散，说话时嘴的动作很大，吐字却含混不清。腿脚沉重，走路缓慢，好像一步步在地上蹭。双手也有些颤抖。其实他只有七十三岁。二十岁应征入伍，曾到过菲律宾前线，后因参加左翼运动饱经忧患。

山上饭店好像为了迎接野间宏已经谢绝了其他顾客，非常清静。他一露面，服务员们露出恭候多时的微笑和谦恭，一直把我们领到早就准备好的房间。

老先生喜欢闭上眼睛，让眼皮抖动那么几秒钟，再睁开来，目光锐利，凝然直视你。面对面坐了一会儿，经过简短的交谈，我感到野间宏的眼睛很年轻，思维敏捷，谈吐自是不凡。

“这家山上饭店被称为作家的监狱，周围都是出版社。作家们被逼无奈就躲到这里来写稿还账，这里的房间安全隐秘。”

他笑起来很好看，像个孩子。在我的眼里他一下子变得年轻了。

他赞扬中国当代文学很有实力。说：

“作家是自己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按照自己的心思猜度读者，是不会忘记读者的。即使是纯文学作家也如此。”

当拿起一次性的清洁筷时，他的思想转到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治理工业污染上。

“日本大量地浪费木材，但不砍伐自己的森林，而是买外国的木头。还不是一样！人类任意破坏大自然，到头来终将毁灭人类自身……”

他沉浸在自己严肃宏大的意识里，别人很难干扰他，即使一时被别人打断思路，别人的话一停，他仍要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直至描述清楚。有时还自说自话，忘了吃饭。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这顿饭却吃了三个多小时。

一个慢节奏的可敬可爱的日本老人！

水上勉和日本作家群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下午，日中文学交流协会在堂皇的东京会馆举行大型酒会，为我们送行。一百多位日本文学界的知名人物，整整齐齐、有板有眼地站在大厅里。有些已经须发皓然，仍不失日本绅士风度和尊严。

主持酒会的是水上勉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常务理事。他首先登上大厅正面的讲台，站到话筒前开始讲演，或者叫致欢送辞。

“先生们，以蒋子龙先生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对日本的访问就要结束了。他们到日本来的时候我恰恰在中国。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既是欢迎他们，又是为他们送行……”

他蓄着黑色长发，唯独前面有一束提前成为银白色，非常突出，像水上勉的旗帜，显得潇洒、深沉、睿智。

秘书长陈喜儒向我介绍过水上勉传奇般的前半生。他父亲是福井县一个偏僻小山村的穷木匠。他九岁就被送进京都相国寺当了和尚，要每天念经，走访施主，打扫寺院，擦洗走廊，还要上学，为老和尚背孩子（日本和尚可以结婚），洗尿布。每天早晨五点钟就得爬起来，老和尚怕他起不来把绳子拴在他手腕上。他忍无可忍就逃出了寺院，在社会上流浪。卖木屐，卖膏药，当服装模特，办出版社，当新闻记者，先后干过三十多种职业，却依然一贫如洗。直到四十岁发表《雾与影》，一举成名，才摆脱了困境。

“中国同行走了许多地方，看了许多东西，他们很辛苦。不知他们对日本印象如何？对日本的青年有什么感觉？”

我忽然有了灵感，等会儿轮上我致答辞的时候有话可说了。有人提出问题，我说话就有情绪，但我仍忍不住要盯着水上勉，想一字不落地听清他的话，因此也就不能在心里准备自己的讲稿。

他讲话很精彩，不愧是日本的大作家。况且还多才多艺，画画、演戏，自编自导。他曾带剧团来中国演出《文娜，从树上下来吧》。他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饥饿海峡》也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他的著作当然也在一百部以上。据说京都的相国寺因他的《雁寺》一书而出了名，香火兴盛，走廊里还挂起他的大照片。他节衣缩食苦干十五年，积攒了一亿二千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的稿费，捐赠给家乡盖起一座能藏书两万多册的文库。

——关于水上勉的佳话不少。

这时候做一个观察者，做一个遐想者是很惬意的。但掌声把我送上了孤零零的讲台。我突然想出了第一句客气话，有了这第一句就好办了，下面的话会牵出来。

“感谢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水上勉先生提供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和在场的这么多日本同行和朋友们相识。

“任何访问都是短暂的，但记忆是深刻的，友谊是久远的，思考是深长的。中国和日本在经济上贫富悬殊，差异很大，但文学艺术所面对的问题却有许多惊人的共同之处——商品的冲击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虑，精神被物质挤压，精神透视力正在受到考验，等等。精神或者变得更孤独，或者像商品一样流通，逐渐失去精神的真正价值……

“作家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不论持有哪个国家的护照，感觉是相通的，心灵也最容易沟通。作家的良知是世界的感应神经。在文学面前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半个月对我来说，是日本文化的轰炸。轰炸之后不是焦土是收获。我很想回答水上勉先生提出的那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但不能让朋友们在这里站上几个小时，只能将来用笔回答。不是一两篇文章，也许要写一本书，乃至五本书。因为我们一行是五个作家。”

我的收获不在讲演，而是走下讲台后集中认识了一批日本的作家、出版家和热衷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人士。

作家收获的始终是艺术的感觉。

1989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