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大阪变压器厂所想到的

我不敢说熟悉工厂，却可以说对工厂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工厂永远有好奇心。因此，每次出国——不论去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去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看他们的工厂。今年春天的日本之行也不例外。而且在参观日本的工厂时我思想最为活跃，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想得很多。当然想得最多的还是工业发展和经济奇迹的关系……

日本的大阪变压器厂。

主要产品：近二十种不同规格和型号的变压器、各种电焊机和切割机、焊接和切割机器人。

全部从业人员：一千七百三十九人。

现有资金：七十三亿日元。

年销售额：五百多亿日元（约合四亿多美元）。

不足两千人，每年创造四亿多美元的产值，这是够惊人的。我问工厂的负责人：

“你们的产品主要是在日本国内销售，还是销往国外？”

“销往全世界。主要是欧、美一些技术发达国家。”

工厂的负责人彬彬有礼，用谦和的语调说出很狂的话。这“狂”主要是我的感觉。“销往全世界”——我在国内很少碰到敢说这种大话的厂长。对大阪变压器厂来讲这是事实，所以不能叫狂妄。只能说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自豪和自信。

工厂并不大，比我想象的还要小。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把主要车间都看完了。原来那一千七百三十九人包括遍布日本各地的二十几个营业所和生产分厂，而总厂的从业人员只有五百五十六人。

厂区内到处都一尘不染，更像个科学宫或展览馆。然而主人却说他们是家老厂，已经有六十九年的历史。日本民族崇敬历史，对自己的传统格外珍视。宣扬自己是老工厂老字号，跟老设备、旧厂房、到处都破破烂烂是两回事。古老的大阪变压器厂，一切都是新的，厂房、设备、技术、管理、产品，都是现代一流的。

就像在日本西服革履与和服木屐共存一样，谁也没感到不和谐、不舒服，不该共存。西服革履代表西方影响，和服木屐是日本的传统。

工厂开动机器的时间为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五点一刻，工人基本上是白班。主人介绍说日本的技术劳动力相当值钱，第一年进厂的学徒工每月就能拿到十三万日元（约合一千一百美元）。这跟技术劳动力缺乏有关。许多有门路的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工厂当工人。

我走进每个车间都能听到一种柔和的乐声。上午十一时，下午三时，考虑到工人们有点累了，就播放半小时音乐。车间里人很少，不要说没有闲人，就连干活的人也不多，生产基本上是自动化。生产激光切割机的车间只有二十个工人，每月生产十二台，每台售价六百万日元。

跟着工厂的头头在厂里转一圈儿，总是要碰到一些人，对他们的那种秩序、气氛、人际关系（尽管是表面的）颇有感触。下级对上级的尊重、服从，同仁之间繁冗的礼节客套，是工厂的又一种润滑剂。虽然是客套，要我们这样的外国人学会它运用它却是相当困难的。我并不敢轻视日本的客套，甚至有兴趣研究它。曾读过周一良教授写的一篇关于日本文化的文章，他解释了日本人喜欢用的“义理”两个字。“义理”的核心就是“忠”，忠于君主，忠于职守，孝顺父母，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对自己归属的团体要负责。

“义理”更包含责任和义务。认真严肃地扮演自己在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热爱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改变日本的这个传统，恰恰相反，这个传统倒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重要推动力，渗透在工商业管理、经营、生活的所有领域。做一个现代职员，似乎天生就要服从自己的上司，随时准备为公司献身。可想而知，日本工厂里职工的工作热情是怎样的了，带有一种疯狂的色彩和苛刻的责任感，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当然，更令我惊奇的是他们的产品。

焊接机器人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在一块不锈钢板上推出“日中友谊万岁”六个刚劲有力的中国字。激光切割机一眨眼的工夫可以在钢板上画出一个戴着极其复杂头饰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生动形象，线条无比均匀，曲线变化无穷但优美流畅。仔细看，才会发现那线条其实是切缝，只有零点五毫米粗。最大可切割十六厘米厚的钢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实在难以想象。因为我在机械行业工作了几十年，对电焊和切割并不陌生。大阪变压器厂的电焊和切割却是对我的想象力的挑战，像变戏法。

当主人拿出一个精美的大本子要我题字的时候，我未假思索就信笔写下当时的感受：“工业魔术，名不虚传。”

正因为他们工业的发展像魔术，才有经济奇迹的诞生。早在两年前，日本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国民资产总额按当时的汇率约为四十三万七千亿美元，而美国的总资产只有三十六万二千亿美元。六十年代初日本人的食品还定量供应，短短三十年就产生了奇迹，他们的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呢？

日本民族老有一种危机感。这危机感使他们变资源匮乏、国土狭小的劣势为优势。日本人注重实用，以“需要”和“利”作为观察问题的思想核心，喜欢技术，善于模仿，并在模仿中有所创造，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

我提出什么是“企业”的问题，跟大阪变压器厂的负责人探讨。在讨论中我也提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看到的一篇日本人小宫隆太郎的文章，他给企业下的定义是：“所谓企业，在日本的词义中是‘筹划事业’的意思，筹划新的事业就是企业。像中国某些工厂那样只参与反复循环的定型的生产活动和只着眼于产量扩大的组织体很难称之为‘企业’。企业不该年复一年地重复生产同样的商品和提供同样的劳务。”

小宫隆太郎还提出，真正的具有活力的企业应该在以下八个方面有自主权：一、研究开发；二、新产品开发和引进；三、市场经营；四、决定扩大和缩小雇用职工的人数，解雇和录用职工，决定工资制度；五、与外国企业实行技术合作和合营事业；六、扩大生产设备的规模；七、在其他地区建设新厂，设置新的销售网点；八、与其他企业合作、合营以及吸收和新设子公司。

变压器厂的负责人基本上也赞成小宫的意见。

我则有相当的保留。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企业，不应该使用一个衡量标准。

参观日本的工厂有个令我苦恼的问题，就是不能集中精神，思路常常开小差，想到自己的工厂，想到在国内看过的一些同行业的工厂。我们喜欢谈论外国人。我的一些“国外随笔”写的全是一个中国作家怎样看外国。参观大阪变压器厂之后，突然被中日工业和经济的差异所困惑，很想知道日本人怎样看中国？他们常挂在嘴边的“友好”，是一句世界性的套语，还是一句真诚的话？“友好”到什么程度？

日中学院院长、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安藤彦太郎谈得非常直率：

“日本政府里没有日中友好单位，政府基本上也不是很友好的，只是出于政治需要，为了赚钱，口头上说友好。日中友好单位全是民间组织，政府不给经费。日中学院就是民间的，政府不喜欢。严格地讲日本人民对中国也不一定就那么友好，真诚主张日中友好的是接近你们的人。”

我感谢这种真话，虽然到日本之后就被一种友好的气氛包围着，心里却不无疑虑。行前我看一些有关日本的资料，台湾《远见》杂志一篇文章说：“凡是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日本商品；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日本观光客；凡是当年日本军阀所无法征服的，今天透过日本商社都能做到；凡是谈到日本人的组织管理，没有人不佩服；凡讲到日本人小气、排外、自私，没有人不叹息。在世人心目中，日本人真是既令人尊敬又令人讨厌。”

我不愿先入为主，很想通过自己的考察否定别人强加给日本和强加给我的头脑的结论，但我心里不能不多存一问：“日本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何况中国贫穷落后，他们的好意从何而来？”

安藤先生是经济学家，熟悉中国，热衷日中友好事业。夫人岸阳子是汉学家，喜欢把中国文学介绍给日本读者。他们的书房里挂着郭沫若的书法真迹，印刷的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门框上贴着从北京琉璃厂花五分钱买来的红纸黑字对联：“实事求是”。从这个家庭的气氛就可以猜出他们的政治倾向。安藤健谈，继续日中友好的话题：

“日本是狭长的岛国，季节变化明显，节奏必须快。到了夏天就必须赶快穿夏天的衣，吃夏天的饭，办夏天的事，不然一眨眼夏天就过去，又该做秋天的打算了。日本又是海洋性气候，多雾，神秘，迷迷糊糊，喜欢美的短命的东西，比如日本的国花——樱花，一开就谢。也可以说美的东西往往是短命的，如闪电、彩虹。中国则讲求合理的。日本讲求怪的，不追求合理。江户时代是朝着中国一边倒，把《朱子百家》当国学进口，吸收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才有基础搞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强盛起来，开始侵略亚洲各国，一般的日本人有一种侵略别人的习惯。对古代的中国很尊崇，你们要到京都、奈良参观寺庙就会感受到这一点，什么都是从中国学来的。但对现在的中国却很看不起。”

我相信这种分析，或者说这分析证实了我的某些感觉。

日本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白土吾夫先生的一席话，代表了日本上层社会中坚定的日中友好派的观点。他说：

“中国是重型坦克，日本是自行车。一开始自行车跑得快，转弯也快，还挺得意。将来谁得意还很难说哩！

“如果爆发战争，日本三个月就没粮食吃了，半年就得瘫痪。战争打起来不靠进口仍然能支撑下去的只有中国和美国。现在日本大量浪费电和木材是罪过。人类应该生活得朴素点。”

我在日本考察了半个月，他是唯一讲到日本的困境、危机并为此不安的人。

他还说：

“当年日本侵华，杀死一千万中国人。轰炸重庆时不分目标，清扫式轰炸，包括红十字会的医院。中国不要战争索赔，这应该是一千亿美元！”

为什么不要战争索赔？该不该要？能不能要到？我知道得很少，无法就这个问题跟白土吾夫先生进行讨论。

白土吾夫仪表堂堂，有政治家的深沉、威严和机敏，眼睛极有神采，两道眉毛又重又长。他颇为欣赏自己的眉毛：

“我这个人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好夸耀的，只有一双眉毛很像周恩来总理。”

我认真端详他，果然不假。岂止眉毛，连上半个脸都有点像周总理。

他到中国一百二十多次，见周总理四十三次。

这两个数字让我吃惊，让我想到很多……

东京其他一些希望日中友好的有识之士，谈起来也都多次到过中国，多次见到过周总理。

我不能不佩服周总理对日本的见识。

是周总理、鲁迅、郭沫若乃至孙中山、宋庆龄这些伟大人物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团结了一大批日本的上层人物。尽管艰难，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中上层人物在真诚地推进日中友好。

我在京都的大街上就见到过日本右翼的宣传车，有“**”中造反派的气势。车上插着两面大旗，一面是白地红太阳的日本国旗，另一面是蓝地白**的天皇旗（**是天皇家的族徽）。车头架着高音喇叭，在马路上大呼小叫，无非是“坚决保卫天皇制度”等等。

一位做日中友好工作的小姐很动感情地对我说过，在日本搞日中友好是很困难的，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相比之下，做日美友好工作则很容易，人多钱也多。她急切地希望中国强盛起来，她的工作也会容易做些。

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太穷太落后，不仅害了自己，也牵累了一些对中国怀有美好感情的外国朋友。这是我以前所没有认真想过的。

别人怎样看我们不是非常重要。我们毕竟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但也不可把外国朋友的话全当耳旁风。

我倒给自己总结出一条规律：在国外不论看到什么东西也不如参观工厂的时候印象深刻。观景览胜总感到浮光掠影，在工厂的感触则是实在的深刻的。我有个梦想，希望有朝一日不是同作家们，而是跟企业家们一同出国访问，听听中国的企业家怎样议论国外的工厂。

1989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