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午夜，一场黑沉沉的浓雾，悄悄地袭击了贝尔格莱德机场。候机大厅像被一个无边无沿的幔帐罩住了，八千瓦的光束在大雾面前显得昏黄而又微弱无力。扩音器里传出了服务员懊丧的声音：我们即将乘坐的中国民航班机因大雾不能降落，又返回了苏黎世，请旅客返回旅馆，明天早晨再等候机场的通知。
下午和主人告辞的时候别情依依难舍难分，现在却走不了了，甚感闷闷不乐，心情沮丧。为我们送行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同志，首先从沙发上站起来愉快地说：“好嘛，下雾天，留客天，人留天也留。你们就再多住上一两天嘛！走，我送你们回旅馆。”
我们没有回老贝尔格莱德，在新贝尔格莱德找了一座据说是最“高级”的“旅馆”住了下来。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了，主人请我们到餐厅用饭，餐厅里还响着音乐，响着歌女的歌声。在国内我的胃口还不错，但深更半夜实在享受不了西方的那种真材实料的牛油牛肉，便回到房间休息。
先舒舒服服地烫了一个澡，这一烫不要紧，把疲乏烫没了，把睡意烫跑了。我披上衣服来到平台上。眼前浓雾如布，新贝尔格莱德的灯火像星星一样，千点万点，闪烁迷离。萨瓦河紧贴着旅馆大楼流过，在我脚下激起了一阵阵涛声。这涛声猛然唤起了我一阵思乡之情。我想起了祖国的江河。这也许是我在南斯拉夫的最后一个夜晚了，半个多月来参观访问活动安排得很紧张。我看了很多，也听了很多，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和总结，回国后该怎样向同志们介绍自己的感受呢？
于是一边翻看笔记，一边整理自己的思路。
1979年10月28日
古城堡寻古
飞呀飞！飞向太阳或者飞进狂风暴雨！发出无情的轰鸣，惊醒世界！
——〔南〕塞多米尔·敏笛罗维奇
在南斯拉夫的教堂里和古代壁画上，都可以看到一些背上长出两只翅膀的人，从陆地到天空，跳跃飞腾，来去自如。他们身姿强健，神采俊逸，令人驰魂夺魄，浮想联翩。陪同我们的南斯拉夫作家介绍了许多关于古代飞人的神奇传说，但我总觉得并未真正领会长在人身上的这两只翅膀的含义。
参观泽蒙教堂的时候就更令我惊奇了，一对翅膀居然也长在了卡拉乔耶维奇的背上。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他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十四世纪抗击土耳其侵略的民族英雄。许多城市都矗立着他的塑像，商店和咖啡馆里也挂着他的画像。但那些雕塑和绘画都和他真人差不多，背上并没有翅膀。泽蒙教堂里的卡拉乔耶维奇像不是雕塑，也不是画成的，而是采用“集锦”的方式，用一厘米见方的二十五色琉璃瓦拼成的。甲胄上的黄色以及头上黄灿灿的金盔，全是赤金铸成。光是他的鼻子就有一米半长，两只张开的翅膀至少有十几米，表情神秘莫测，雄伟绝伦。他手掌里托着一只象征勇敢的双头鹰，头上罩着威猛的神光，身边是一队披甲执锐的勇士，雄姿勃勃，英气浩浩。这一生动的形象深刻地印进我的脑际，一直伴随着我在南斯拉夫各地进行参观访问，甚至还在梦境里纠缠过我的睡眠：翅膀，是谁给民族英雄的脊背上加了一对翅膀？这翅膀岂不等于加在了南斯拉夫民族的身上！是画师，是人民，还是历史？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吉祥，是勇敢，还是象征着鹏程万里？
“折不断的翅膀”——这是个很值得一做的散文题目，可惜我还没有全部弄懂它的意义。
不久，我到伏伊伏丁那省参观欧洲最大的古城堡——诺维萨德古城堡。忽然，对卡拉乔耶维奇背上的翅膀有了新的理解。
这一天天公不作美，天空阴沉沉，远山近水一片灰蒙蒙，是云是雨，是烟是雾，一概分不清楚。多瑙河像一条长长的绿色绸带，从侏罗山飘下来，经过奥地利和匈牙利，进入南斯拉夫的东北角便绾了一个活结。两根穗头围住了诺维萨德市，圆圆的活疙瘩便是古城堡。它高风峻骨，虎踞龙盘，不仅是诺维萨德城的堡垒，也是南斯拉夫北大门的护卫神，地势险要，难怪在历史上会成为屯兵的重地。
走过多瑙河大铁桥就是古城堡的脚下。但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绝不像城，更不像堡，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山。古树野花，绿荫森森，秋风掀动，啸啸如吼。山头山腰，云海翻滚，紫雾缤纷，朦朦胧胧中古城堡更显得崔巍峥嵘，威势压人。
城堡四周布满了鳞次栉比的土丘，黑压压地护住了山脚，很像古代重兵结营扎寨的沉沉万帐，使人还可以想见得出当年大军云集、气壮九天的声势。城堡顶部还驮着几十个丹红色的石楼，高低参差，雄视四周，这是古代的观望台。云在楼顶飘来飘去，雾在楼间扑朔迷离，这些威武的“哨兵”仿佛至今还在执行着瞭望任务。
我们又坐进汽车，沿着险峻的螺旋形山道，盘绕迂回，一直开到古城堡的顶端。古城堡博物馆馆长费海曼已站在平台上迎接，他是位身材瘦长、精神矍铄的老人，一派学者风度。握手时我感到他的手劲很大，一对蓝色的眸子灼灼闪光，友好地盯住我的眼睛。一上来就用好听的塞尔维亚语向我们讲了一大通开场白：“欢迎你们，中国朋友。中国是个伟大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精美的烹调、雄伟的长城。美国的卫星从宇宙间拍摄地球的照片，地球上一片白茫茫，别的东西全没照上，只有中国的长城清清楚楚地留在底片上。伟大，了不起！”
我不止一次听到南斯拉夫朋友谈起这件事，每听一遍都和第一次知道这件事一样感到自豪和激动。我摘下自己胸前的长城纪念章送给费海曼，说：“馆长先生，感谢你这番美好的语言，我愿把‘长城’挂在你的胸前。”
他非常高兴，立刻把一枚古城堡纪念章赠给我，并说：“愿这座古城堡保卫我们的友谊，连接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一九一〇年，中国艺术家小组来参观过这座古城堡；一九三〇年，中国医学工作者代表团也来过这里；你们是第三次来访的中国朋友。我对中国人非常敬佩，你们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这就是不依仗别人的施舍，而是靠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鲜血，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
费海曼一边引导我们参观城堡的平台，一边讲解古城堡的历史。全欧洲有三十座比较大的古城堡，南斯拉夫占六座，诺维萨德古城堡是最大的一座，占地一百二十公顷，堆山三百米高，从一六九二年动工，到一七八六年建成，改朝换代，时断时续，整整修建了九十四个年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原设计者是法国人，由南斯拉夫人自己建造，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侵犯。城堡的上部呈多角形，每个角落都摆着一尊铁铸的大炮，还有一些刀枪和盾牌之类的古代兵械，不加修饰，自然天成，仿佛这些东西在古代就是这样摆法。代替战士操纵这些兵器的是用铜和铁浇铸成的一个个巨大的野兽，有铜狮铜鹿，铁虎铁豹。中间是一匹青铜奔马，马上坐着卡拉乔耶维奇，飞起的飘带和翎毛像从背上长出的两只翅膀，左手持盾，右手提枪，双头鹰在马前飞旋。又是他，又是这翅膀，这双头鹰，强健有力，雄风赫赫。我在这座青铜雕像前停了下来。
在前面引路的费海曼发现我掉队，又折转回来，拍拍我的肩说：“他是塞尔维亚人的骄傲，古代兵士的灵魂，你是不是对他发生了兴趣？”
我说：“我对他本人以及他背上的翅膀同样感兴趣。”
费海曼笑了：“翅膀是后人给他加上的，是骁勇善战的标志。”
“加得好！正因为有了这双翅膀，他骁勇善战的精神才飞到了今天，飞到了南斯拉夫的每一个角落。”
费海曼亲热而又豪爽地抱住了我的肩头：“蒋，你是作家，靠想象工作，真羡慕你们。我是博物馆长，只懂得呆板的历史。”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历史是有生命的，并不呆板。”
我们两人只顾说话，掉队太远了，只好大步赶上去。
费海曼领我们来到一个洞口前，说：“是下去，还是上去？”
我问：“下去是什么地方，上去又是什么地方？”
“下去是地道，通向过去，等于一步步从今天走向古代，倒翻历史的稿本，可以了解我们民族悲壮的创业史。上去是观望台，不仅可以俯瞰伏伊伏丁那省和诺维萨德市，还可以看到全国，展望未来。”
我回答说：“先寻古，然后再望远。”
费海曼在前边带路，我们沿着陡直的阶梯一步步走进了地道。除去主人，我们这些参观者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阵阵惊叹，这是一座地下迷网式的宫殿！地道分三层，两层之间有楼梯般的台阶相连，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从通井里直上直下的吊杆和吊绳上坠下。每一层地道都像一片蜘蛛网，上百条通道纵横交错，盘绕迂回。我走进去立刻就像陷入了迷魂阵，不知自己是从哪儿进来的，更找不到出口，倘若没有费海曼，我们就是转上三天也不会走出这座迷宫。小的时候我读过不少武侠小说，钦佩古代的那些军师们善于摆出八卦阵、天门阵等各式各样的阵法，想不到成年后在欧洲倒领略了其中的奥妙。在这样的城堡里作战，也可以称作是“地道战”。西方人在十七世纪就发明了“地道战”，这更引起了我对古城堡的兴趣。每层地道总长十六公里，地道里并不狭窄，并排可以站开三个人，高两米，还有供兵士们睡觉、吃饭和开会的地方。每隔两米有一个枪眼，可以观察外面，进行瞄准和射击，也可以从洞眼中伸出长矛突然袭击敌人。地道的建造有着浓厚的巴尔干风格，特别是那地道内部的水井和蓄水池，式样别致而又坚固。城堡内每一处都还保留着历史上各个著名战役的遗迹。费海曼博古通今，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每一次战役的拼杀过程。我们仿佛是沿着历史的台阶，一步步走回到了中世纪。
现在，南斯拉夫所在的这片领土，地形极为复杂，山脉盘结，峦险峰奇，若干世纪以来，这块地方既是扼守东南欧的要塞，又是进入东南欧的大门，因而便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多瑙河与萨瓦河横穿国土，河谷纵横，土地肥沃，把南斯拉夫和中欧连为一体。自远古以来，民族迁移和异邦入侵，都是沿着这些河谷前进。南斯拉夫的历史便是一部入侵和反入侵的战争史。诺维萨德古城堡正是揳在这天然通道上的一个大钉子，因此它就成了南斯拉夫历史的活的见证。
费海曼从枪洞上拿起一把原始的火枪，递给我看，讲起了另一个塞尔维亚人的起义首领乔治·彼得罗维奇，因为他像东方人那样长着一头黑发，人称“黑色的乔治”。费海曼说：“他具有巴尔干半岛的野蛮农民中常见的那种粗犷原始的性格，残酷暴烈而英勇果敢，野性难驯而慷慨豪侠。他很像你们东方的一位知名人物——成吉思汗。作家是这样描写他的：‘他高个子，非常强壮，以他的步伐稳重、举止笨拙来说活像一只狗熊，狡猾像狐狸，狠毒像毒蛇，矫捷像豹子，孜孜不倦像骆驼；而对于他要奖赏的人的慷慨像一只凶暴的母老虎对待自己的虎子一样。他高额，长而窄的胡须，黄色而不眨眼的猫样的眼珠，所有的头领和战士都怕他，比怕烈火和雷霆还厉害。’然而正是这个像成吉思汗的黑色的乔治，用两年多的时间，打败了土耳其人。”
我听着费海曼生动有趣的介绍，也真想送给他一个雅号——“博物君子”。
“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曾派人带着珍贵的礼品到这个城堡来学习。美国将军马卡尔杜尔，在这个城堡里学会了塞尔维亚文，成了世界著名的人物。”费海曼口气一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铁托元帅也曾被关押在这个地道里。”
我心里猛然一动：铁托在这个古城堡被关押的时候，是不是受了自己民族历史的滋补，汲取了人民的智慧和勇敢？
铁托，这位克罗地亚农民的儿子、高莎机械车辆工厂的锻工，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信仰了共产主义，一九三八年开始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古城堡有趣地把铁托和南斯拉夫的历史连在了一起。他把南斯拉夫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建立了空前统一的联邦共和国。当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被排挤出“共产党情报局”以后，政治上和经济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铁托挺住了，南斯拉夫人的翅膀没有折断，反而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理论。“铁托在欧洲的共产党领导人中是独一无二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蒂芬·克利索德说过的这句话并不过分。
我走出地道，在登观望台的时候经过卡拉乔耶维奇雕像，我又停下脚步凝视：背上双翅，象征着勇敢。对，勇敢是历史的催化剂。它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东西，伴随着历史一块生长，一起发展。南斯拉夫的历史会因南斯拉夫人的勇敢而自豪。
我兴致勃勃地登上观望台，按照费海曼的愿望展望一下他们的未来。浓雾渐散，天已放晴，“**胸生层云”。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翠绿的平原，脚下是古老而又整洁的诺维萨德城，天光云影，影中突然有两只孔雀拍动翅膀，扶摇直上，在长空里翱翔。我在铁托墓前的草地上曾见过十几只这种野生的孔雀，它们是不是从那儿飞来的呢？
勇敢和智慧是南斯拉夫民族的两只翅膀，一个民族有一双铁硬的翅膀是值得骄傲的。
贝尔格莱德的早晨
几天来，晚上我从未在十二点钟之前睡过觉，但早晨一到三点钟必醒，这是时差造成的影响尚未消除的缘故。五点多钟，我走出斯洛维亚旅馆，想呼吸一下贝尔格莱德的新鲜空气，便信步来到旅馆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不想，偌大一个公园里却是空****，没有一个人，只有一群群的鸽子在草地上觅食。这样一个好地方竟没有人跑步，没有人练拳，以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未免太可惜了。
一位强健的农村老太太，挑着两筐辣椒、圆白菜之类的农产品走进了公园。她放下肩上的担子，坐在椅子上，从怀里掏出一块夹着香肠的面包，大口嚼起来。这可不得了，立刻有几百只鸽子，飞到老太太面前，有的落在她的脚上和膝盖上，等着分食她的面包。老太太十分高兴，把手里的面包撕成碎块抛到地上，然后又把膝头肩头的鸽子赶开。有两只小松鼠也来凑热闹，它们从树上跳到椅子上，又从椅子上爬到老太太身上，跳上跳下，与鸽子争着面包屑……
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一群群的鸽子，它们不但不怕人，也不怕汽车，有时汽车都不得不给鸽子让路。鸽子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准捕杀，它们给这个现代化的工业和消费的城市增添了许多生气。一面是超级市场一个接一个，摩天大楼一幢连一幢，高度的消费，现代的文化；一面是：不加修饰的参天大树，各种各样的花草，胆大妄为的小动物。看似不协调，实则很协调，生态的平衡——人和自然界的平衡，它能使人的心灵得到一种新奇的慰藉。
老太太赶走身上的鸽子和松鼠，挑起担子走出了公园。莫非南斯拉夫也有自由市场？反正时间还早，我便尾随而去。穿过两条街，果然看见了一个十分繁华的闹市，买和卖的多半都是农副产品，和我们北京、天津的自由市场差不多。然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劳动力自由市场”。劳动力自由市场设在农副产品市场附近的另一条街上，我去的时候，已有一些男女中、青年吸着烟在等待雇主。后来，问了一下，这些人有的是没有工作；有的是工作比较清闲，上中班或上夜班，用上午的时间做做短工；也有的对自己的职业不满意，出来自找工作。有的单位或个人，临时有什么工作需要找人帮忙，就到这个市场上来找，需要几个人，双方谈妥条件，签订合同，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想起塞尔维亚作协组织这次国际作家会议，就雇了两个女青年：一个是贝尔格莱德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一个是大学毕业后没有固定职业的妇女，她们既是导游，又是服务员，还可以到讲台上替其他国家的作家宣读讲稿。她们是不是也从劳动力自由市场上雇请来的呢？
工厂和农村的见闻
高莎机械车辆工厂似乎同贝尔格莱德的农工联合企业一样，是南斯拉夫的骄傲。我在高莎厂的“来宾签名簿”上看到许多国家各种代表团的签名。工厂的主人要求我们不仅签名，还要留下几句话作纪念。
高莎厂引以为荣的不只是向联邦德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土耳其、伊拉克等国出口自己的产品，还培养出了英雄。铁托总统曾在这个厂当过锻工。还有两位南斯拉夫的国家领导人，也在这个厂劳动过。在战争年代中，这个厂有许多全国知名的战斗英雄和革命烈士，他们的大幅照片悬挂在工厂的博物馆里。
高莎厂是一九二三年由法国资本家建立的。从工厂建立的那天起，工人的革命斗争便开始了，因而成了一座培养英雄的摇篮、向国家输送干部的学校。
高莎厂有职工七千五百人，十一个分厂和车间，有三十多年工人自治管理的经验。早在一九四九年，这个厂就进行了工人自治的试验。南斯拉夫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通过别的道路，只能通过不断加强人民民主，即劳动群众享有更广泛的自治，更广泛地参加从最低一级到最高一级的国家机器的活动，以及越来越多地参加每个企业、机关等等的管理的道路来实现。
高莎工厂中的南共党员占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工人的工资每月随着工厂经营的好坏和本人的劳动成果多少而变动。今年一到十月，工人平均工资为一万第纳尔。
南斯拉夫的农民，比工人还富足。在巴兰卡区，我们访问了四户农民，其中有专种水果的，有专种粮食的，有专门饲养猪、牛、鸡、羊等禽畜的。最低的一户每年纯收入五十万第纳尔（折合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其余三户每年纯收入都达到一百万第纳尔，而人口最多的一户也不过六口人。每户农民都在自己的“领地”上有一座式样新颖的小别墅，或为三层小楼，或是两层小楼，或者一片平房。建筑结构奇特，各不相同。院子像个小花园，养着各式各样的奇花异木，很优美。
在参观葡萄园的时候，我看见在葡萄架里面还挂着一嘟噜一串的葡萄。主人解释说，这是机械收割的时候漏掉的。因为劳力少，也就没有工夫去摘这些剩葡萄了。我们一走进门，主妇就端出一大盘蜜制葡萄，给每人盛了一小碗。按南斯拉夫的规矩，客人进门先吃甜食。然后又端上自己酿制的葡萄酒和各样品种的水果。巴兰卡市作协负责人米路丁幽默地说：“农民把次酒、品种差的水果卖出去，自己留下的都是好的。”但他示意我不要多吃，每样尝一点就行，要留着肚子应付后面的“大战”。好在不大工夫，米路丁就拉我们来到专种粮食的农民沙维奇家里做客。塞尔维亚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和当地农工联合企业总经理已在沙维奇家里等候——他们是主人请来陪客的，宴席已经摆好了……
狂欢大街
南斯拉夫的工人每天工作六小时，每周工作五天。星期五的晚上便是他们的周末，比较有钱的干部和工人，开着汽车，带着食品，到郊区的别墅去休息两天，星期一的早晨再回城上班。也有的工人带着妻子儿女，坐上自己的电动游艇，在多瑙河和萨瓦河上兜风，然后打猎或躲进芦苇丛中吃上一顿别具风味的野餐。但是更多的工人还是在城市里度过这每周的两天假日。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来到了贝尔格莱德被称作“狂欢街”的斯卡达尔里查街。这是贝尔格莱德最典型、最古老的一条街道。铺着石子的街道两边排满咖啡馆、小吃店和酒吧间。每到星期五、六、日的晚上，从两旁各式各样古老的房子里传出塞尔维亚民族的音乐和西方流行的歌曲。有名的一家啤酒厂也坐落在这条街上。一股人流把我拥进一间木板结构的大厅。里面挤满了人，一阵阵的哄笑，一阵阵的叫喊，几乎要把房顶挑起。一个肚子很大，只穿一条短裤衩的中年男子，站在大厅的中间。他旁边有两个人，一个往他手里递啤酒，一个左手提一桶掺了牛奶的白粉水，右手握着一支湿淋淋的排笔。那个中年人喝一瓶啤酒，他就往那个人身上刷一道白粉。起初我能数得过来，后来数着数着，也记不清他喝了多少瓶啤酒，反正他是从头到脚全被涂白了，浑身湿淋淋的，顺着双腿往下流白水。有人把他扶到里边的一间屋子里，我跟过去一看，里面还躺着好几个赤条条、白乎乎的大汉。这是在进行一场喝啤酒比赛，谁喝得最多谁就被推为冠军，受到人们的欢呼和抛扔。我本想看比赛结果，忽然发现自己的衣服上和皮鞋上也溅了许多白粉子，只得十分惋惜地挤出人群。
出了大厅，用手绢擦擦衣服，看看无伤大雅，便顺着“狂欢街”信步往前行。没走多远，突然乐声大作，旋律欢快而热烈，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大街上跳迪斯科。我在国内一听到迪斯科总以为是一种青年男女间不大健康的舞蹈，其实这是我的偏见。因为在这里我看到的迪斯科，毫无庸俗下流的动作，有人甚至跳得很美。自然也有的人跳得不大好，但他们认为动动脚，扭扭屁股，对身心也有好处。南斯拉夫人本来乐观、爽快、热情，心里高兴就要唱要跳。而音乐一响，更使他们不想掩饰，不想作假，身子自然而然地就扭动起来。
在贝尔格莱德，公共汽车上只有一个司机，兼管售票。他一边开车，一边听着录音机里播放的流行歌曲，高兴时还要哼上几句，或咬上一口夹香肠的面包。我参观一个印刷厂，工人们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听着音乐。据说南斯拉夫也欠有近二百亿美元的外债，国家的经济并不是没有困难，但我在下边访问的时候，很少听到有人议论这些事，人民过得富足而乐观，音乐也一直伴随着他们……
生的艺术
我曾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题写过一篇中篇小说，现在重提这几个字不是为它写续篇，而是想以这个“色谱”比喻人的美和生活的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万紫千红才是春”，五颜六色才是大千世界。真实的世界要比门捷列夫图表上的元素还要复杂，主宰世界的人，难道不更应该五颜六色一些吗？什么都是标准件，统一规格，全国通行，成龙配套，便于组织，便于领导，好处无穷。这是工业生产，系列化和标准化的确行之有效。然而人们的生活呢，也应该系列化和标准化吗？也应该随大流一窝蜂整齐划一吗？
旅游者每到一地，总喜欢找出那个地方独特的风格。我一到贝尔格莱德，也就想找出这个城市规律性的特征，经过了解得出的结论却是：没有规律就是它的规律；人人都有自己的特征，就是贝尔格莱德人，的特征。
楼房林立，却一座一个样式，很少能找到两座一模一样的房子。他们为什么不嫌麻烦？像我们北京前三门的大板楼，整齐一致，如排队一样好看。设计出一个图样，大家都可以照着样子盖，这要省多少事！就连贝尔格莱德城郊的私人别墅的栅栏也是一家一个样儿：你搞铁的，我就搞木头的；你出这种花样，我变那种图案，实在不行还种上一圈花木当围墙，反正不跟别人重复。屋里的装饰更是花样翻新，有的挂画儿，有的摆工艺品。我在农村的一个私人饭店里看到墙上挂满了玉米、辣椒和各种动物标本，有山鸡、松鼠，还有老鹰嘴里叼着一条眼镜蛇，栩栩如生，倒也别有情趣。我到一位作家的家里去做客，一走进客厅看见迎面墙上挂着一只足有半米长的巨型皮鞋，鞋的前面有一个向上翘起的钩子，鞋窝里放着瓷器和工艺品。这是按照十四世纪塞尔维亚反抗土耳其入侵的民族英雄卡拉乔耶维奇穿的鞋样式仿制的。
人们的生活情趣很浓，想尽办法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点缀生活。一方面享受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一方面又想把大自然的美抱在怀里。孔雀、鸽子、松鼠等可以成群结队在大街上逛来逛去，汽车都要给它们让路，和人享受平等的权利。保护它们当然是为了人类自己，至少可以调剂人们的情绪。当你心情烦闷、郁郁寡欢的时候，那些野生的飞禽小兽飞到你的脚边，爬上你的膝头，你的心胸不知不觉会开朗起来。在贝尔格莱德大大小小的商店里和各种各样的家庭里，都养着很多鲜花，种类繁多，各家也都有自己所爱，多数不重复。鲜花是美的，它可以寄托和表达各种美好的感情。送朋友和献给烈士碑都用鲜花，我没有看见塑料做成的假花。好像美必须真，美而不真，不是真美。
南斯拉夫人的衣服更是多种多样，可以说朴素而不雷同。在大街上很少看到有两个妇女是穿一样的衣服，就连她们脚上穿的鞋、手里提的包，也是一人一个样儿。服装店里的衣服全用衣裳架挂出来，任顾客挑选。你若是想买一百件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服装很容易；若是想买十件同种颜色、同种样式的服装，就会难坏了商店的服务员，只好往别的商店打电话求援，能否给您凑足也很难说。“虎美在背，人美在内。”我曾和南斯拉夫朋友谈论过他们的服装和种种关于美化生活的话题，开始他们感到惊异，因为他们并没有留意这些现象。
热爱中国历史和文学、极为崇拜李白的文艺批评家米路丁说过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你们中国作家观察得真细，真是旁观者清。我们认为设计房屋是一种创造，既然是创造，别人已经有的，你就应该避开，拿出你认为是最新的样式。人的个性五花八门，审美观不一样，智力也不等，他（她）们的服装怎么能千篇一律呢？”
有一次我路过一家很大的皮鞋店，本不想进去，只扫了一眼它的橱窗，就不得不停下了脚步。在干净漂亮的大橱窗里摆着好像是刚从森林里锯下来的半截桦木树身，那一双双样式新颖的高跟皮鞋，就摆在粗糙的树干上，那树皮上仿佛还挂着泥土，长着青苔。那时髦的皮鞋和土里土气的木头摆在一起。店里的布置就更新奇了，仅屋顶的设计就可以看出鞋店经理的创造风格。他没有糊塑料纸，没有刷油漆，没有画出任何图案和花纹，而是把粗细不等的树截成了一片片，不加任何修饰，镶嵌在屋顶。树木本身疏密不等的年轮，组成了一组组美妙的图案，有一种特殊的大自然的风韵和从原始森林里吹来的野味。
你可以不赞成这种设计，但不能不钦佩这种创造精神。不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的美，而是千方百计地为生活增添美。每个人的才能都可以施展，每个人性格中美好的部分都可以充分发挥，心里怎样想，嘴就怎样说，身体就应怎样去行动。美的生命是真诚的，而不必虚伪和矫饰。
努力创造吧，创造物质美的同时，不要丢掉精神美，提高生活的艺术。让生命永远充满活力！
死的艺术
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我参观了有名的克索瓦教堂。出来后，陪同的人提议要看看教堂对面的墓地。我不以为然，心想，坟地有什么好看的！我从小害怕走坟地，种种叫人毛骨悚然的传说总是和坟墓有关联；“鬼打墙”、“鬼吹灯”大都发生在有坟头的地方；就连坟地里的老松树上，也常有巨蛇怪蟒栖身，一口能吞下从坟地边走过的小孩子。这都是幼时留在我心里的印象。“人死如虎”，坟场就是凶地。但是，出于礼貌我还是跟了过去。来到墓地的门前，我却一下子惊呆了，禁不住在心里赞叹：“哎呀，坟地原来还可以搞得这样美！”
这里没有坟头，只有一块挨一块的墓碑，大小不等，形状不同，颜色不一。有的高如门楼，雄伟庄严；有的小如算盘，玲珑剔透。有的华丽，有的朴素，有的热烈，有的安详。有的用大理石雕成，有的用水磨石砌成，有的用天然石刻成。每块墓碑上都镶有死者的照片，那照片也选择得很讲究，富有生活气息，栩栩如生。墓碑的前面，有的开出一块长方形的土地，上面种上花草；有的铺上一块长方形的大理石板，石板上摆了一盆花；有的碑前堆放着亲人送来的鲜花和食品。
墓地像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展览会，千姿百态，奇花异草。这里把死和恐怖分开了。用艺术使死者长留人间，用艺术寄托了生者对死者的悼念和哀思。活着的人什么时候想念死去的亲人和朋友，来到墓地，站到他们的墓碑前，看着死者生动的照片，为他们碑前的鲜花浇上一点水。就会觉得死者如生，就在眼前。
我想，这比那些势不可挡的深埋队，将坟头一律削平，将逝者埋到地心深处要好得多。那样，生者找不到亲人安息的地方。墓碑只好竖在自己的心头，千种哀思，万般怀念全压在心里，人怎能经受得起，感情越积越沉，会形成一种无法排遣的心病。
不要小看这死的艺术，它表达了人的价值，抚慰着活人的灵魂。
我抬头再望望对面雄伟的克索瓦教堂，忽然有了新的感受，心里涌出一股莫名其妙的肃穆的情绪。严峻挺拔的教堂主楼，显得脱俗超尘，傲视着苍穹，震慑着四方八界。它周围那几十个气势森严的塔楼，则像守卫天涯宇环厅的金刚卫士。特别是在它脚下还有这样一片变死为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墓地，用艺术的光彩战胜了死神的恐怖，造成了一种人能永生、精神常在的气氛，更增加了教堂的赫赫威势，给教堂罩上了一种神圣的、庄严肃穆的光圈。
奇怪的是刚才参观教堂的时候并无这种感觉。克索瓦教堂每到星期天才接纳来祈祷的人，举行祈祷的仪式。到了这一天神父才开着小汽车来上班，真像神一样飘然而至。我们见到来祈祷的人不过十几位，还不如参观看热闹的人多，多数是妇女，其中有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妇女，体态端庄，穿着考究，怀里还抱着个小孩。我猜想很多参观的人都想知道她祈祷的内容。陪着这些祈祷者的是十几个四十岁以上的修女。她们的祈祷声和中国和尚念经的声音差不多，那突然放出高调的神父，则像领诵的大和尚。她们的神色是虔诚的，只有小孩子东张西望，不大认真。神父在正面最庄严的小厅堂里，进进出出，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还做着各种动作，忙忙碌碌，有一点应付差事的样子。教堂里拢音，祈祷声嗡嗡地撞击着墙壁，发出低沉的共鸣，使这合唱声传出教堂，在墓地的上空回**。死去的人们可以朝朝暮暮在这祈祷声中安眠。
修女引我们参观了她们的宿舍，现代化的小楼，现代化的设备，干净而漂亮。当然，不光有电视机和电冰箱，墙上还挂有圣母和圣徒的画像。神父虽然一个星期只上一天班，但也够他忙的。主持祈祷仪式，为生者洗礼，为死者超度，为新婚者祝福。喜事和丧事一块来，生和死轮流表演，仿佛人间的悲喜剧都集中到这个教堂里来了！上帝是人类创造的典型，围绕着这个典型的艺术形象，人们又编排了一系列的戏剧和故事。然而，我为今天的世界庆幸，多亏上帝是假的。若是真有一个活生生的上帝，世界该是多么可悲！
“到欧洲而不看教堂，等于没去。”这话不无道理。我们是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各地都有自己的名胜古迹。而西方的古代传统文化集中在教堂和墓地上，各地的名胜古迹就是一座座令人眼花缭乱的教堂和墓地。恩格斯对这些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曾赞誉过：“希腊建筑表现了明朗和愉快的情绪，回教建筑——忧郁，高直建筑——神圣得忘我；希腊建筑如灿烂的、阳光照耀的白昼，回教建筑如星光闪烁的黄昏，高直建筑则像是朝霞。”克索瓦教堂就属于高直建筑。
南斯拉夫解放以后，随着文化艺术的发展，死的艺术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更引人注目了。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烈士碑，甚至每个村、每个厂，有烈士就有纪念碑。美术雕塑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墓碑和纪念碑的建造就更花样翻新了。克鲁涅瓦茨市为了纪念被法西斯杀害的一班五年级的小学生，在郊外的山坡下建造了几十米高的巨型“V”字碑（“V”在罗马字母里代表五），碑上雕刻出一些少年儿童的头像。每年十月二十一日，有五六万人在碑下集会，悼念受难的小学生。阿瓦拉山上的无名烈士纪念碑，则是八个身穿民族服装的妇女共同肩扛着一座大厦，一个个石像如顶天立地的大柱，大厦坚如磐石。这也许是意味着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大厦的基础，是各族人民牢固的团结。
比较起来，倒是铁托总统的墓显得更简单、更朴素一些。他的私人别墅有两排平房，两排房子中间是个小草坪，他的墓就建在这个小草坪上。墓是个高出地面半米的长方形白色大理石，没有碑，没有题字和照片。前面是草地和树林，常有三五只野孔雀和一群群鸽子在草地上觅食、嬉戏。铁托墓后面穿过一片草地，便是“铁托纪念馆”。这里的气氛安静、和谐。是自然的和谐，如同这山，这树，这草，这野禽一样地朴实无华。铁托离开了人间，却又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这不同样也是一种匠心、一种艺术效果吗？
弃华求朴，返朴为真。这是另外一种风格和艺术，是这位聪明的政治家的风度。
生命本身就是伟大的创造。让死和生一样进入艺术的殿堂吧。
京剧有国界吗？
巴兰卡市文化局长杜申卡对我说过：“京剧是中国的国剧，这种美好的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它只能属于中国。”
前不久，杜申卡看过武汉京剧团的演出，这位热爱戏剧，虽已四十多岁仍被同事们称作“巴兰卡市最漂亮的女人”，看得如醉如痴。她极为称道《拾玉镯》，演员表演细腻，做和逗都很出戏，虽然听不懂台词，可是剧情看得很明白，通过这个戏使欧洲人了解了东方姑娘的恋爱程序。京剧带有强烈的东方色彩，是中国的特产。
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就是刚到贝尔格莱德不久，在参加一次国际作家的圆桌会议之后，我迷路了。异国他乡，城市很大，街道纵横交错，我还没有逛过大街，路线不熟，连方向也辨不过来，加上没有翻译，语言不通，又无法打问。已经下午三点多钟了，我还没有吃午饭，两个小时后还要继续开会，现在连开会的地方也找不到了。我焦急地在大街上的人流里寻觅，听着人家有说有笑，我却如置身于一片语言的沙漠之中。多想碰上一个中国人，多想听到几句中国话啊！
忽然，我耳边似乎听到了一种轻轻的、若有若无的京胡拉出的乐声。我集中了全部神经去捕捉这京胡的声音，大街上的喧闹声似乎一下子全停止了，我什么也听不到了，只听见了熟悉的京剧过门，是《霸王别姬》，也许还是梅兰芳先生的唱片。我仿佛在沙漠中发现了绿洲，看见了清泉，循着乐声追了过去。越走声音越清晰，是乐队在演奏《夜深沉》的曲牌。这支曲子我也许听过不下几百遍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觉得这样亲切，这样好听。是谁有如此雅兴，在这现代文化盛行的西方城市里，不听现代乐，排斥了电子琴，却播放中国的京剧曲牌。追着乐声我来到一座漂亮的小红楼跟前，门口竖着一个用中国字写成的大牌子：北京饭馆。
以后的事就不用说了，北京饭馆的中国专家请我吃了一顿家乡饭，然后又送我回到开会的旅馆。我从上初中就迷京剧，为此花了不少冤枉钱，挨了不少冤枉骂，有今天这一件事，就全补回来了。京剧姓“中”，中国人到国外才更检验出了对京剧的感情。
可是几天以后，我们到巴兰卡市去访问，在杜申卡为我们组织的气氛极其热烈的联欢会上，对这个问题我却又有了新的认识。晚会是在文学俱乐部的大厅里举行的，大家围坐成一圈，舞台在中间。一开始，由巴兰卡市艺术小组的青年演员先为我们演唱了塞尔维亚民歌，跳起了民间舞，音乐欢快，舞姿优美，尤其是演员脚尖上的功夫，快似旋风，急如闪电，令人目不暇接。演员在中间跳，四周的观众情不自禁地轻声伴唱。塞尔维亚人特有的民族艺术细胞，在每个人身上膨胀、跳跃。五十岁的老诗人胡可马诺维奇终于忍不住，跑到前面拉起姑娘的手跳起来，杜申卡也晃动身姿大声为他伴唱。欢乐友好的气氛溢满大厅。忽然，厅里的电灯全部熄灭了，姑娘们点起了一根根细长的蜡烛。按照塞尔维亚族的传统习惯，只有在最隆重最欢乐的节日、招待最亲近的客人才这样做。手擎蜡烛，唱着歌，跳起舞，用各种美味的食品和饮料招待客人，每个人的情绪都到了沸点。我不懂塞语，可是突然觉得语言的障碍不存在了，自己的感情和他们的感情完全融在了一起，似乎听懂了他们的歌词，跟上了他们的旋律，我全身心都感受到了塞尔维亚民间艺术的魅力。它是那样动人、那样美，把我征服了。在这一刹那我仿佛被这艺术的魔杖点化成了塞尔维亚人。
难道人真有所谓第六感官？还是优秀的艺术具有奇特的穿透力？它能够不受国界、民族、语言和不同风俗习惯的局限。
稍事休息之后，该我们出节目了。联欢嘛，这样的场合任何人都不能不唱，不能不跳。细心周到的杜申卡担心我们这些摇笔杆子的人不会唱也不会跳，使我们感到难堪，就叫我们朗诵自己即兴写的诗。不知她从哪儿找来我的小说《今年第七号台风》的塞文译本，特意请电台的女播音员朗读。我刚才十分欢乐的心情一下子紧张起来，塞族姑娘和小伙子的精彩的歌舞演出把大家的情绪烧得十分热烈，一改为干巴巴的小说朗诵岂不要使大厅的气氛冷下来吗？而且《今年第七号台风》写得仓促而幼稚，朗诵这样的作品能收到什么效果呢？即使在国内我也没有经受过这样的考验，电台广播过我的一些小说，那是通过收音机，人家不愿意听可以关掉，像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作者的面，倘若大家都睡着了，岂不难堪！杜申卡好像十分有把握。果然，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听众爆发出一阵阵笑声，然后根据人物的命运，听众时而欢笑，时而叹息。小说不长，朗诵效果大出我的意料。我低着的头抬起来，感激地看着这些热心的听众。心里忽然明白了，今天参加联欢会的人，除去作家和诗人，大部分是青年，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他们喜欢文学，更有一腔对中国的友好和热情。
胡可马诺维奇小声对我说：“我喜欢读描写你们真实生活的小说，我们可以在小说里看到活生生的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
这话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对了，在贝尔格莱德的国际作家会议上，在同三十多个国家的作家交谈中听到过同样的谈话。越是强烈而又深刻的具有民族色彩的作品，越具有国际性。“洋人”不喜欢模仿他们的“洋”，而喜欢别的国家里的“土”，正是各民族的“土”，聚成了世界的“洋”。
掌声打断了我对文学的思考，思绪又回到了联欢的现场。小说读完了，我站起来同朗诵者握手，向听众鞠躬，但掌声一阵接一阵还是不停。我心里慌了，读小说哪有返场的呢？难道让我再读上一个中篇，把你们读困了不可？
有人在后边大声喊：“唱京剧，唱一段京剧！”
杜申卡笑着冲我耸耸肩，摊开了双手，那意思是说：“这不怪我，你逃不过了，还是唱吧！”
唱京剧我倒不憷头，早知如此开头就唱，省得读《今年第七号台风》了。况且湖南老作家康濯对我的演唱艺术已有过定评。他说：“蒋子龙唱《盗御马》像马（连良）派，唱《借东风》像裘（盛荣）派。”现在我顾不了那许多，就唱了几句《盗御马》：“将酒筵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且与众贤弟叙叙衷肠……”
艺术的语言是在全世界通行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而且越是那些被称作某一个国家的“国宝”的艺术，就越没有国界，被全世界人民所喜爱。
南斯拉夫朋友一再鼓励，我只好又唱了一段《借东风》。我的唱腔是“四不像”的。正式的京剧演员听到后也许会气歪鼻子，甚至可能会说我糟蹋艺术。但我真诚地想唱好，朋友们听得也很认真。他们欣赏的不是我这个蹩脚演员，而是为中国京剧鼓掌。
没有想到我那两口京剧清唱把晚会推向了另一个**。杜申卡代表巴兰卡市委赠送给我们一人一大堆纪念品，其中有记录铁托总统生平的珍贵的画册，还有古代塞尔维亚民族英雄穿的皮鞋的仿制品。我掏出去年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发奖大会上得到的英雄金笔，送给杜申卡作为回赠。杜申卡当场又把这支钢笔交给巴兰卡市艺术博物馆馆长，叫他把这支笔存放在艺术博物馆里，并递给我一张纸，要我写上几句话和笔摆在一起。我写道：这支笔是文学的奖品，我把它转赠给热爱艺术的巴兰卡人民。艺术架起了中南人民感情的桥梁，文学连通了两国作家的心。”
塞尔维亚族的婚礼
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日，我们驱车从外市返回贝尔格莱德。走到半路的一个岔道口，猛然从右面的公路上飞出一队汽车，洋洋得意地抢了我们的道路。幸亏我们的司机反应快，立即踩了急刹车，才避免了一场车祸。外国人开车总是吊儿郎当，好像拿人和车都不当一回事，高速公路上开车真有点玩悬！奇怪的是我们那位性情粗爽的司机不但没有发火，反而打开车门探出身子，向抢道的车队招手致意。坐在我旁边的南斯拉夫朋友狄姆也一边摆手，一边用塞尔维亚语高喊：“恭喜！恭喜！”
我感到惊奇，前面的汽车里坐着什么人，值得我们的司机这样礼让和尊敬，就连古板的批评家狄姆也这样眉飞色舞？我透过玻璃窗仔细观察这个霸道的车队：第一辆小汽车上插着南斯拉夫国旗——蓝、白、红三色绸条的中间绣着一个红五星，在车头猎猎作响，威风十足地为车队开道。后面的十几辆小汽车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偶尔有一两辆车上扎着红绸绿彩。我心里猜测这很可能是国家领导人的车队，刚从机场迎接一位外国要人归来。狄姆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说：“这是结婚的车队。”
“民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切行人和车辆都要给婚车让路，并向他们祝贺。”
“里面坐着新娘子吗？”
“对，所有去接新娘的人也都开着自己的汽车。”
让过了结婚的车队，我们继续前进。没走多远又碰上一队婚车。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一路上竟遇到四起结婚的车队。我问狄姆：“为什么今天结婚的这样多？”
狄姆说：“今天是星期日，我们这儿的人结婚都选在星期日，这一天教堂里也开门，新人们可以得到神父的祝福。”
“怎么，开着现代时髦的小汽车接来的新娘子还要到教堂里去举行结婚仪式吗？这听来似乎有点滑稽。”
“的确是很滑稽。青年人把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强加在塞尔维亚族的传统习惯上，把婚礼办成了今古奇观：礼品是现代化的，仪式是古老的，不今不古，又今又古。只有到晚上客人陪着新郎新娘跳舞的时候，才可以看出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老传统。如果你有兴趣，今天晚上我可以带你去参加我那个表弟的婚礼。”
“我非常想去看一看塞尔维亚族的婚礼，可是要带什么礼物呢？”
“你是中国客人，不用带任何礼物，新郎和新娘也会感到非常荣幸。”
我摇摇头。那怎么可以，一点礼物不送岂不太煞风景！多少总是应该带一点。于是就请狄姆替我想一想看送什么东西好。
狄姆略一思索：“对，送一本你的著作，再没有比这更妙的礼物了。作家最宝贵的就是他的著作，把你的书送给新人，又珍贵又有纪念意义。”
我笑了，这位老兄真不愧是个书呆子。他自己是做学问的，爱书，就以为别人也喜欢书。人家办喜事，我去送一本自己的小说集，这岂不也有点“不伦不类”、“不今不古”吗？就说：“我的书装帧印刷太糟糕，送给像你这样同行的朋友，请你们批评指正还可以，但作为礼物在婚礼上拿出来就太难看了，不要让人家笑话！我是你的朋友，是你领我去的，不要使你的脸上不光彩。”
“书的质量不在于装帧和印刷。就这样决定了，你写出祝词，我用塞文抄在书的扉页上，并写上新郎新娘的名字。这件礼物不仅会给婚礼增加光彩，我也会跟着你沾光。”狄姆的兴致突然变得很高了。
下午，我们参加完早就安排好的活动，天已经很晚了，匆匆忙忙赶到萨瓦河西岸的新贝尔格莱德。在接近市郊的一座别墅前面狄姆引我下了汽车，立刻有一股强大的欢腾笑闹的声浪把我们吞没了。小楼里灯火通亮，乐声、笑声、喊叫声不断从窗口飞出来。小楼的前面是个花园，栏杆上、树杈上挂满五颜六色的灯泡，台阶上、草地上点起了长长的蜡烛。一对对男女青年在草地上旋转，跳着塞尔维亚的民间舞蹈。音乐急促而欢快，乐手们一边演奏，一边扭动腰身。小伙子的舞姿矫健，姑娘的舞姿清秀舒展。不光草地上有人在跳，廊下的台阶上和客厅里也有人在跳、在扭、在拍手跺脚。裙带飘飘，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我一时竟分不出谁是新郎和新娘。看来主要仪式已进行完毕，只剩下吃和闹了。我心里暗暗觉得有点遗憾，也许新郎和新娘已经入洞房了，我们岂不空跑一趟，什么也没看到。狄姆把我领进客厅，客厅里摆着好几张长形的餐桌，每张桌子上都摆满了菜和酒，有几个胸前戴红花的老年人，已经喝得醉眼蒙眬了，可还在一杯杯不停地往嘴里灌。狄姆把我介绍给他们，大家一听说来了个贺喜的中国客人，十分高兴，都站起身来和我握手。身着盛装的新郎和新娘闻风从里边的一间屋子里跑出来，狄姆把我的礼物送给他们，并当众宣读了我的祝词：“愿安东尼和米兰的爱情天长地久，白头偕老。”
在中国这是两句很普通的老话，想不到使一对新人非常感动，他们亲吻我的礼物，又拥抱了我。然后夫妻两个紧紧拥抱，激动地长吻。来宾们冲着新郎新娘发出一阵阵欢叫声，跳舞的人也跳得更欢了。我心里一动，似乎明白了：西方社会离婚率越来越高，南斯拉夫是开放式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受西方影响很大，据一个巴兰卡市的朋友提供的不太有把握的数字，他们的离婚率已快到百分之五十了，也就是说十对夫妻中有五对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那两句“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的祝福就必然会叫新郎新娘动心。这个效果却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新娘为了表达她的感激邀请我跳舞，在婚礼上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有许多来宾想请新娘跳舞还轮不上号哩！可我的心里却暗暗叫苦，我不会跳舞，什么探戈、伦巴、迪斯科，我一窍不通，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岂不要出丑？尽管如此，还不能拒绝新娘的邀请，那样做是不礼貌的，会破坏婚礼上的欢乐气氛。我求救似的看看狄姆，他却故意不看我，低着头拼命往嘴里塞牛排。他这是用牛肉好把忍不住的笑声也塞回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被新娘牵着手拉到草地上。起初我像个木头桩子一样站在草地中央，新娘围着我旋转，我手脚无处放，尴尬到家了。后来许多姑娘和小伙子手拉着手又围着我和新娘跳起来，不知是受了他们的感染，还是情急生智，我忽然想起在上中学的时候曾跳过“鄂尔多斯舞”，而且上过台，于是就扭动肩膀，弯胳膊伸腿跳起了半生不熟的蒙古族舞蹈，在那样的气氛下，脸皮不厚也得厚，居然给应付下来了。乐曲一停，新娘把我送回到餐桌上，而且获得了一阵掌声，又蔫又坏的狄姆还敬了我一杯酒，祝贺我刚才成功的表演。新郎为我摆上了一头完整的烤得焦黄的小猪。这是南斯拉夫的名菜——烤嫩猪。我却无福消受，一咬一口油，怎么咽得下去！他们这儿鸡肉最便宜，牛羊肉最多，猪肉最贵。因为只吃猪身上的瘦肉，肥肉烧火，只有小猪例外，用铁棍一穿，整个放在火上烤。狄姆却吃得津津有味，口角流油，而且嘲笑我没有胃口。我的兴趣不在吃饭上，那群发疯一般的快乐的青年人始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们围住了新郎和新娘，又跳又叫。来宾中不论老中青，多是成双成对，他们叫新郎新娘接吻，自己也趁机和恋人亲吻。结婚的只有一对，享受结婚的幸福和欢乐的却是所有的人。筵席不撤，酒菜不断地上，客人们跳累了就喝酒，喝够了再去跳。这样的婚礼的确要花很多钱，但不只是为了形式，为了讲究面子，而是为了快乐，为了享受。不分主人客人，无拘无束，不要任何掩饰，恢复人的天性，充分享受做人的快乐，倒也值得。至少比花钱单为了讲排场、应付亲友要强一些。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姑娘，始终落落寡合，没有和大家一块跳舞欢笑，默默地坐在我对面的一张餐桌上，偶尔喝一口闷酒，并不吃菜，时常乘人不注意的时候把忧郁的目光盯在我身上。我无意中碰上了她的目光，感到不安，悄悄叫狄姆去请那个姑娘跳舞，带她离开客厅，回到狂欢的青年中去。狄姆似乎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姑娘，但他是个年近五十的文学系教授，跳舞的技术大概和我差不多，不敢向姑娘发出邀请，只好走出去找新郎。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新郎把姑娘拉走了。狄姆回来后怀着深深的感慨向我讲述了这个姑娘的故事。
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在南斯拉夫举行了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获得了全部七个项目的冠军，当时在南斯拉夫掀起了一股“乒乓球热”和“中国热”。在比赛进行的那些日子里，南斯拉夫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穿上中国的高级衬衣，中国生产的“红双喜牌”乒乓球和印有中国运动员全身像的明信片，成了青年人抢不到的热门货。在诺维萨德体育馆的比赛大厅里，他们挥动着中国国旗，为中国乒乓健儿不断地鼓掌加油。团体赛的时候，谢赛克一个人为中国队赢得三分，他征服了对手，也征服了观众。年轻人为之倾倒，大厅里响起一阵又一阵如醉如痴的欢呼声：“谢赛克，科奈芝，阿斯！”（即塞尔维亚语：谢赛克，中国人，高超极了！）这声浪中就有眼前这个姑娘的狂喜的呼叫声（狄姆讲到这儿特意嘱咐：如果我回国写文章，不要公布姑娘的姓名）。当比赛结束后，中国队的总教练李富荣把谢赛克推到大厅中央，把他介绍给热情的观众。谢赛克虽然立了功，却还是一副腼腆的样子，很不好意思地向观众鞠完躬就又跑回了后台。他这样谦虚，更引起了一阵强烈的赞美声。也许就在那个时刻，这个姑娘爱上了谢赛克。也许姑娘早就注意了他，但在中国队获得冠军的那个时刻才爆发了爱情，才意识到了自己强烈的感情。她几乎不能克制自己！她是学音乐的，只有十七岁，第一次萌发了对一个小伙子的爱，是这般纯洁，又这般热烈。当天晚上她跟到了中国队下榻的花园旅馆，先是求见总教练李富荣，要求成全她的爱情。李富荣可以教谢赛克打球，却不能强制他的感情，就耐心地劝解姑娘：他们两个都很年轻，谢赛克还要打球，不能过早结婚，为了姑娘将来的幸福，李富荣劝她还是找个南斯拉夫的小伙子好。总教练不肯帮忙，姑娘提出要亲自见一见谢赛克。这个要求不能拒绝，李富荣派人叫来了谢赛克。这位十九岁的小伙子还从未谈过恋爱，一时被弄得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当时他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乒乓球上，暂时不可能再找别的爱人。姑娘一片火样的恋情遭到了挫折。今天在她朋友的婚礼上意外地碰上了一个中国人，也许又勾起了她的心事。
听狄姆讲完了姑娘的故事，更增加了我心里的不安。她不会请我给谢赛克带什么礼物或信件之类的东西吧？我同情她，但帮不上她什么忙。我不能再呆在这个宴席上了，我受不了姑娘那秋水般含着哀怨的目光。我拉起狄姆想告辞，走出客厅却看见姑娘正和新郎狂舞，她像换了一个人，那克制了许久的少女的感情借着音乐和舞蹈发泄出来了。她跳得奔放而狂热，纤细的腰身忽而扭曲得像一条飘拂的绸带，忽而又挺拔得似一尊雕像。她的舞姿似一首诗，像一支歌，无拘无束，豪放不羁。在灯光烛影中，她裙带飞舞，长发松散，她把所有的人都带进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她自己也融进了这个世界。这是个美好的感情世界。我忽然看见她眼波盈盈，似有泪光在闪烁。她用低沉而柔和的声调边舞边唱了起来。
狄姆立刻告诉我，她唱的是一首塞尔维亚族的情歌：“在那个难忘的晚上，你我第一次相会……”
很快所有的人都随着她唱了起来。狄姆也情不自禁地拉着我加入了狂欢的人群。结果一直热闹到夜里两点钟，送一对新人进了洞房，我们才有机会告辞。
至今那个别有风趣的婚礼、那个姑娘的忧郁的目光还留在我的心头，禁不住写下了这篇没有主题的散记。
巴巴维奇的性格
我是带着许多问题出访南斯拉夫的，这些问题有领导出的，有朋友出的，有自己出的。我的车间里的工人则让我带上了这样几个问题：南斯拉夫的工人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工作的？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结识了好几位南斯拉夫工人，在这里想主要介绍一下德拉干·巴巴维奇。
他是著名的高莎机械车辆工厂（铁托年轻的时候曾在这个厂当过锻工，也是南斯拉夫最早实行工人自治的一批工厂之一）的汽车司机，今年五十二岁，身体强健，动作敏捷，完全像个小伙子。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到巴兰卡市去访问就坐他的车。事后我们知道，他是费了好多周折才争取到这个任务的。而且为了表示对中国朋友的情谊，坚持要开着自己的奔驰汽车从巴兰卡来接我们。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我和延泽民同志加上两位翻译），这样一来巴兰卡市准备随车来接我们的人就不能前来，一切都委托给巴巴维奇。巴兰卡作家协会主席米路丁在早晨出车的时候还再三叮嘱他，路上往返只需要一个半小时，九点三十分巴兰卡市要为中国作家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市长和委员们、文化局长、农工联合企业经理、高莎厂副厂长、电台台长等巴兰卡市的头面人物们准时都在市政府门前迎候，还有献花的儿童和作家以及要为中国作家进行专场歌舞演出的演员们。要他在路上不要耽搁，必须准时赶回来。
这些情况我们一概不知道。巴巴维奇非常健谈，我这个喜欢聊天并负有采访任务的作家尚未发问，他倒先向我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当他知道我曾经在工厂里当过车间主任，他就更加显得随便和亲热了，而且还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对中国的好奇和向往。问我中国有多少大城市？哪些地方最好玩儿？从贝尔格莱德到北京往返的飞机票要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坐中国民航的班机，往返只要两千五百元人民币，折合南斯拉夫的钱是五万第纳尔。他轻轻地回头欢叫了一声，告诉我们他的钱足够明年到中国去旅游一趟。他已经自费旅游了意大利、英国、法国、波兰、苏联、联邦德国等国家，盼望去中国已经好几年了，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跟我交换了名片，表示一到中国就给我打电话。这一下又引起了我对他的兴趣，一个普通的汽车司机，怎么会有钱周游世界？
延泽民同志轻声提醒我，少跟他说话，在中国的公共汽车上都挂着一个醒目的大牌子：“禁止和司机攀谈！”何况南斯拉夫的高速公路上车辆往来如梭，早晨刚下过一场小雨，路面又湿又滑。巴巴维奇不光是和他的乘客兴高采烈地交谈，从他一上车，没有给汽车加油打火，先打开录音机，他是一边开车一边讲话（为了交流感情还时常回头），还一边欣赏着轻柔的音乐。这一点不能怪他，南斯拉夫人似乎是离不开音乐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上的司机是听着音乐开车的。我参观过几个工厂，工人也是一边听着录音机，一边工作的。更使我们难以想象的是，有些做脑力劳动的人，比如出版社操纵计算机排字的工人、校对的工人和在照相制版上改正错误的编辑，也是听着音乐工作。他们是不是因听音乐而影响了工作效率，我没有打问。但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是出不得半点差错的。我抬头看看车速表，指针指向了一百五十迈。巴巴维奇笑了，诙谐地说：“谁受不了这个速度？”
我没有要求他减速，可是谈话也无法终止，表达感情的语言就像萨瓦河水，已经流淌开来，要想设一道闸板闸住是很困难的。但闸板还是有的，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是要付钱的，当我们的车开进一个像龙门牌楼似的卡子口时，巴巴维奇交“买路钱”，我们的谈话只好暂时停止。我把目光转向窗外，哦，一片绝美的好景。“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山峦起伏蜿蜒，绿色浓如滴，田野青葱，高速公路笔直如带，路旁缤纷的花卉格外耀眼。虽然这个时候在北京已是初冬季节，庄稼早已收完，田野光秃秃一片，但是南斯拉夫由于接近海洋性气候，空气湿润，我们来了还不到十天，已经赶上了三场小雨。尽管贝尔格莱德在地球上的位置（北纬四十五度左右）比北京（北纬四十度）还要偏北一点，可是气候却比北京稍微暖和湿润一些，花草树木凋谢得就晚。我们一直住在贝尔格莱德开国际性的作家会议，一走出城市，进入大自然的怀抱，立刻觉得心胸开阔，神清气爽；再加上有这样一位热情健谈的主人，一路上更增加了愉快的气氛。我无所不问，他也无所不谈。
“你工作多少年了？”
“三十三年，从一开始就是专业司机。”
“家里还有什么人？”
“父亲在英国，已经退休了。弟弟结婚后自己成立了家庭，家里只有我和妻子。”
“你没有小孩？”话一出口我似乎觉得有点失言，干吗要问人家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呢！
巴巴维奇却十分爽朗：“我没有小孩，妻子年轻的时候得过妇女病，多亏她生了那场病，才使我们有钱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你出国旅游都是偕夫人同往吗？”“到英国和意大利是一同的。”“你的工资多少？”“每年平均收入十五万第纳尔。”
话还没有谈完，车已进了巴兰卡市。巴巴维奇似乎也兴犹未尽，他问我愿不愿意到他家去做客，我十分爽快地就答应了。因为我并不知道九点三十分巴兰卡市的领导同志还要为我们举行欢迎仪式，巴巴维奇也一点没有透露这方面的消息。他也许认为这是主人的事情，没有必要告诉客人。他也许还认为市长对我们的欢迎和他对我们的欢迎是一样的，应该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既然他先认识了我们，就理应由他先为我们举行欢迎仪式，何况方向盘还在他的手里，方向盘一打，汽车停在他家的门前。
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小别墅，白木栅栏，房前一个小花园，奇花异卉，幽雅而别致。正巧他的妻子也在家，他又到另外一座房子里喊来他的弟弟、弟媳妇和两个侄子。巴巴维奇一家人在他的指挥下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仪式。按照他们的民族习惯，客人进门先吃甜食，让我们每人吃了一碟蜜制樱桃，然后拿出各种各样的酒和菜，反正他们的菜都是现成的，就在冰箱里存着，除去油就是肉，不管味道如何，都是真材实料。三杯酒下肚，巴巴维奇的话更多了，又大讲起了他即将去旅游的中国：“……美国的卫星在宇宙间为地球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只摄下了中国的长城，别的东西一概照不上。可见长城是地球上最突出、最伟大的东西。”
他对中国的友情使我感动，我摘下了自己胸襟上佩戴的“长城纪念章”赠给他。他非常高兴，立刻引我来到他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块红色丝绒布，布上别满了世界各个国家的纪念章。他把“长城纪念章”别在上面最中间的位置上。他的这块缀满纪念章的红布使我想起了在“**”期间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布，那上面也别满了各种规格的毛主席像章，以后不知道哪儿去了。
他又问我喜欢山还是喜欢水？我不知他的用意是什么。按照中国的古训，“仁厚者爱山，智慧者爱水”。就回答他说：“地球上三山六水一分田，人类生存离不开这三样，所以这三种东西我都喜欢。”他笑了，告诉我如果我爱山，明天他陪我上山打猎；如果我爱水，他有游艇，可以陪我到萨瓦河上去兜风。老实说，他讲的这两样我都喜欢。但客随主便，我们的活动要听从巴兰卡市作协的安排。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巴巴维奇一家人正巧都在家呢？今天是星期六，南斯拉夫是每天工作六小时，每周工作五天，星期六、星期日两天放假。我们和巴巴维奇一家照相留念，临走时参观了他的家，两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客厅、厨房、洗澡间和储藏室。年轻的翻译小声对我说：“他两口人住这么多房，也不怕闹鬼。”储藏室里有一股强烈的水果香气，里面堆放着半屋子水果。巴巴维奇一定要给我们每人装上一捧核桃，还说作家要保护大脑，核桃正是补脑子的。他当场表演，用牙齿嘎嘣一下就把核桃咬碎了，在饭桌上吃肉的时候我就对这位五十二岁的小伙子的牙齿和胃口表示钦佩了。他像中国人吃老虎豆一样轻而易举地咬碎一个个的硬核桃，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了。他的夫人便趁势把一大捧核桃塞进我的书包。
当我们赶到巴兰卡市政府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钟了，市里的领导同志焦急地等了两个多小时，曾几次给贝尔格莱德打电话，还要准备派车沿高速公路寻找。巴巴维奇十分得意地告诉他们是他把我们拉到家里喝酒去了。我忙于接受小学生的献花和同领导们见面，没有顾上看巴巴维奇是否受了责备。但是第二天通过一件小事，我得到证实，他没有受到丝毫的责怪。第二天我们访问高莎机械车辆工厂，党委书记正在厂部的小客厅里向我们介绍工厂的情况，巴巴维奇推门走进来，没有向他的领导打招呼，却和我们一个个地握手拥抱，他喧宾夺主，打断了书记的话。书记不怪他，反而笑着对我们说：“是他接你们来的，你们是老朋友了。”
他热情、爽快、无拘无束。我很遗憾没有跟他去打猎和到萨瓦河上兜风，因为我们在巴兰卡只能待三天，参观和访问安排得紧紧的。直到要离开巴兰卡的时候，才又见到巴巴维奇。他为我们送行，紧紧抱住了我，胡楂子扎得我脸生疼。可是我心里却热乎乎的，对他说：“明年我在天津迎接你和你的夫人，陪你参观我们的工厂和到渤海湾上兜风，请你吃中国的螃蟹和对虾，还有驰名东方的‘狗不理’包子。”
他笑着点点头：“我一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