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赴洛杉矶参加中美作家会议，之后并应邀访问美国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组成了：团长冯牧，副团长吴强，团员有李凖、李瑛、张洁和我，还有一名翻译和一名秘书，共计八人。
当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的几位负责人到机场送行。有位老诗人在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见我的头发没有认真梳理，有几根还竖了起来，便从口袋里掏出小梳子，替我拢了几下头发，说：“三十多年来，你们是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八人，正好是‘八仙过海’……”
诗人的联想果然是丰富而又奇特，经香港赴美，可不是又过海，又跨洋嘛！我何不借他的戏言，就把访美期间信笔记下的一些感想，称之为《过海日记》呢？
1982年9月15日
“香”和“港”
今天中午，到达了香港——这个以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历史背景和经济结构闻名于世的城市。一走下飞机，立刻觉得身上黏糊糊、潮漉漉的，天空灰沉沉，不时会飘下一阵牛毛细雨，却并不凉爽，气温闷热得叫人喘气都感到困难。我生性怕热不怕冷，今年命运却格外照顾我，三个月中让我过了三个夏天：六月下旬去庐山，下山后饱尝了“火炉”南昌的滋味，作为北方人过早地享受了盛夏的煎熬，患了热伤风，急忙逃回天津。舒服了不到半个月，北方也进入了盛夏。好不容易熬过了七、八月，到九月中旬京津已是秋高气爽的季节了，CA103航机飞行了三个半小时，又把我送回了三伏天。今年可算是出差多、出汗多、出作品少喽！
下午和晚上抽空看了香港的市容和夜景，这个城市拥挤得像一个打足气的皮球，仿佛一碰就要爆裂。有些房屋向高空发展，如同石柱子一般，一根根指向云间。然而，十分突出的摩天楼也并不很多。公寓大楼的每一个窗户外面都挂着一个空调器，像蜂窝一样，着实不算好看。
香港——据朋友讲是因过去装卸香料而得名，从前是个香气弥漫的港口。进入二十世纪，它的“香气”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和社会讽刺意味的隐喻。在香港生活过的人亲口向我描述过这个奇特的城市，我也看过一些介绍香港的文字材料和图片，这一切再加上想象，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虚幻般的“香港”。然而，我亲眼看到的香港和原来头脑里的“香港”，大不一样。以中国语言的准确、精巧、机智，几乎无情不可言传，但听景总不如观景。人的思想不同，心情不同，眼光不同，角度不同，对相同的景物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描绘。此一时，香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香港并不太“香”，也不很“港”（指洋气、时髦、与众不同等等）。街道甚至称不上干净，整个城市并没有明显的个性特征。谁能用一两句话说出它最突出的标志和独一无二的特点呢？没有特色正是香港的特色。它是个大自由市场，世界经济的哈哈镜，历史风雨的寒暑表。大街上商店多，书店少，报社多，和世界上同等规模的城市相比，香港也许是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地方。每天在香港印行的报纸有五十五种，香港出版的杂志超过二百种。报纸发行量也大，每千人三百份，是世界平均数字的三倍。
香港的大街上到处都贴着巨幅标语：“请投×××一票！”竞选者的大幅印刷照片也贴得满街都是，广告为政治服务，用经商的办法搞政治。不知这样一来，×××是不是真能多得一些选票？赛马场凯旋餐厅里的冷气放得过多，餐厅免费为每一个冻得发抖的人提供一条羊毛披肩。热了搞冷，冷了又搞热，可谓富折腾。望角东部海边有个农副产品市场，很像中国农村的集市。而“瑞晶”酒店里的水晶地板，站在厕所里为顾客开水门、递擦手纸的侍者，使我想起在欧洲见过的豪华饭店。许多刊物的封面和广告画甚为不雅，在街头设摊的报刊小贩专门把这些刊物摆在显眼的地方，以招徕买主。但电视节目里色情的东西极少，倒是大同小异的古装片、打斗片泛滥成灾。有位朋友告诉我，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在香港出售需剪去其中最“刺激”的部分，这倒有点出乎意外。
亲眼看到的香港是真实的、可信的，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光怪陆离、花花绿绿。也许我没有机会到那样的地方去。有些东西还保留其原始的、朴实的一面，如贫民区里在街头卖风味吃食的小摊子。我钻进这种肮脏的、破旧的小胡同里，犹如置身在一个落后的南方小县城里。
可惜，在我们这个代表团里，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进行了这种走街串巷式的游逛。热情的朋友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宴请。傍晚，由旺角返回美丽华大酒家，在街头看见了一个奇怪的音乐家，他至少有五十多岁，衣衫不甚整洁，长发披散，好像是在举办露天独奏音乐会。提琴上挂着根电线，接在脚边的一个大喇叭上，使他的乐声能够盖住车辆和行人的喧噪。他身边围着几个人。我以为这是个精神病患者，或者是港式的牛仔、嬉皮士之类的人物，在街头寻找刺激。走近一看，音乐家脚下放着个铁罐，铁罐里丢着几枚硬币。原来他是靠音乐行乞。真够新鲜，讨饭也能玩儿出花样儿，这也算是香港一景吧！
9月16日
“吃”和“说”
谁也没有想到，来到香港最大的负担竟是吃饭，把时间和精力全耗在饭桌上了。吃，吃，吃！今天除去应邀吃了三次饭，什么事情也没干。吃饭——也许是这里进行社交的重要内容。仿佛进饭店的目的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说”。应酬，客套，没话找话，无尽无休的东拉西扯。其节奏之慢着实令人吃惊。我坐在酒席宴前，却很容易想起有些使人昏昏欲睡的马拉松会议，面对精美的食品，犹如在听一个空洞乏味、不知所云的长篇报告。自古以来官场和社交场就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许多共同点：过分讲究礼仪而显得造作和不够真诚。缺乏那种真正朋友之间的亲密、自如和随便的气氛。
有些中餐馆把餐厅布置得古色古香，招待员根据级别和职务的不同，穿着样式不同的经过洋化和舞台化了的汉族服装。说它“洋化”人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它是“舞台化了的”？女侍者上身穿绣花镶边的对襟小袄，下身穿同样颜色的镶边裤，这是从中国戏曲舞台上的装束演变过来的。我猜测穿这样的服装有两点意义：一、证明这家饭馆历史悠久；二、不言而喻，这里的饭菜具有真正中国的民族风味。这样的用心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一个疑问：现在中国除去舞台上再也见不到有人穿这种服装了，汉民族为什么只能用怀旧来表现自己的风格，难道就不能从正视现实和创造未来中吸取诗情吗？
饭馆的门口和厅柱上贴着许多对联、古训，比如：“人杰地灵”、“财源广进”等等。大玻璃柜里用活水养着活鱼、活虾、活蟹，像玩具一样的水车，能制造出一种泉水淙淙的效果，给饭馆增加一点山林荒野的情趣，使人感到舒服协调。然而真正能产生盎然生机的是饭店里的花草，侍弄得很好，没有枯枝败叶，绿油油滴翠流青。有的摆在桌上，有的吊在头上，有的沿走廊的栏杆攀援而下，有的把大厅装饰成一个花圃。奇怪的是，家家的花草都枝叶繁茂，唯独不见开花。
我在香港的饭店里看到不少具有中国传统的东西，虽然这传统带有一种“港味”，有些甚至搞得不伦不类、不够高雅，但比丢掉了这些传统要好！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些饭店用餐，听着民族器乐曲，比坐在号称香港第一流的“富丽华”三十层楼顶的旋转餐厅里吃自助餐、看香港的夜景、听洋乐队演奏和女歌星演唱更觉得亲切和舒适。
9月18日
飞机向东飞，最后却到了西方
中午一时二十分，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脱离了跑道，斜刺里向东北方向的高空钻去。透过舷窗，我突然感到香港城也在倾斜、旋转，一座座高大的建筑物像一只只斜伸的手臂，是对我们挽留，还是为我们送行？
乘飞机告别是最痛快的了！感情还来不及表达，失重的感觉刚一消失，身子觉得平稳了，香港也不见了。机翼下是一团团的白云，如汽如雾。
空中小姐送来了饭菜，简单且味道不佳，啤酒收费，一美元一听，同中国民航上对乘客的招待相比差远了。从现在起，我们开始接触美国人的作风：一切以钱为轴心，讲求实际。礼貌有助于赚钱就要，妨碍盈利就不要。
五点三十分，在一片辉煌的灯火之中飞机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我们要在这里下机休息一下。日本以经济大国自诩，在世界上的形象如同一个暴发户。但成田机场内的设备和装饰并不讲究，甚至逊于北京机场和香港机场。候机厅里的沙发靠背极矮，像我这样的大个子只能拿它当板凳坐，断不能往后倚靠。坐这样的椅子有个好处，只能昂头挺胸，可以练功，不会驼背。可怜那些疲惫不堪的乘客，将身子东歪西倒，怎样也坐不舒服。
大厅里摆着三台彩色电视机，正播放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我在国内看过这部电影，仍然认真地坐在“练功椅”上观看。因为我关心这部电影的命运，这个候机厅里哪个国家的人都有，我想观察一下他们的反应。《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是中日合拍，关于它的报道和文章太多了，盛名和效果能否相符？我看过一份美国的材料，中美合拍的连续剧《马可·波罗》在美国放映后反应一般，只有北京的演员英若诚获得了很大成功。许多制片商想留他拍片，断言他若留在美国一定能轰动，赚大钱。但英若诚拒绝了。有位批评家说，《马可·波罗》所以没有引起轰动，是因为关于它的广告太轰动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广告对艺术事业往往帮倒忙，在商业上却不可缺少。艺术和金钱难道真是那么水火不相容？七时四十五分我们继续登机向东飞行，告别了东京的灯光，飞机钻进了无边的茫茫黑暗之中。机舱里放映电影《星球大战》，看得我头昏脑涨。十九点钟，我眼皮发沉，想睡一会儿，闭上眼刚刚打了个盹儿，窗外已是阳光灿烂。这是我经历的最短的一个夜晚。我们连续飞行了十一个多小时，明明觉得是过了一个夜晚，到达洛杉矶却仍然是九月十八日，当地时间下午三时三十分。地球和太阳开了我们一个玩笑，人类的科学再发达，恐怕也难于打乱宇宙的布局。
9月19日
金钱、艺术和永存
洛杉矶的街道垂直交叉，城市布局呈方块状，像棋盘一样整齐。我们下榻的“假日旅馆”离豪华的好莱坞住宅区不远，环境幽静，树木繁茂，绿草如茵。有土的地方就有花、有草、有树，难得看见一块地皮。因此空中有烟雾，地面上却没有尘土。气候温暖，但身上并不发黏，短袖汗衫正适宜。
由于从地球的那一面来到了这一面，阴阳颠倒，黑夜白天混乱，昨天晚上我吞了一枚被称作“炸弹”的特效安眠药，才维持了四个小时的睡眠。吃过早饭，头还有些昏昏沉沉。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治疗时差反应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躺在旅馆里休息，越想睡觉就越睡不着。也不是用安眠药轰炸神经，是用疲劳轰炸肉体，把“节目”安排得又紧又满，越精彩越好。负责为我们安排“节目”的是任教加州大学的梅缵月博士，她精明练达，能文能武。曾接待过众多的政府代表团、体育代表团和演出团体等，了解美国，也了解中国，经验丰富。她灵机一动，决定带领我们去参观亨丁顿公园，还一再鼓励我们说：“你们去了以后决不会感到后悔的，作家不可不看这个亨丁顿公园。”
其实，这位才气纵横的年轻女士只要不照顾我们在旅馆休息，我就不会后悔的。节目一确定，我立刻长了精神，头也不感到发沉了。
梅缵月是哈佛的历史学博士，对历史有惊人的记忆力，讲起过去的故事脸上的表情充满快乐和自信，如同叙述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清楚。她高效率地利用时间，在汽车上除去介绍沿途景物，还抽空讲解了亨丁顿公园的历史。
老亨丁顿以修建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而发财。老伴儿死后又娶了一位年轻的太太，没有儿女，死后将全部财产传给了侄子。这位侄子和他的后婶娘不仅年岁相当，而且都酷爱艺术，于是两人又结为夫妻，一直白头到老。就是这两个人修建了亨丁顿公园，这公园其实是一座艺术博物馆。在它的藏书楼里，珍藏着许多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作家的成名作的手稿，如但丁、牛顿、莎士比亚、罗曼·罗兰等人的事迹，还有一些世界名著最早的版本。图书馆里专门收藏着世人很难见到的绝版书和珍本，而且藏书极其丰富，参观者要看什么书都可以，但那些价值连城的珍本不许借走。现在公园里还有一批学者，仍旧在整理亨丁顿的藏书。楼上几十间小展厅里摆着自文艺复兴以来著名的美术作品，有雕塑，也有绘画，有许多都是伟大画家的真笔。至于珍奇的金器、银器和陶器，点缀在美术作品中间，相映成趣。使整个大楼变成了一座奇妙的艺术之宫，你站在任何一个地方，朝任何一个方向看，都会见到一件艺术品，没有空白的角落。唯一和这浓郁的艺术气氛不相协调的，就是每个展厅里都站着一位身体高大的保卫人员。
我在惊叹之余，心里又升起许多疑问，问身边的梅博士：
“这里有许多是无价之宝，亨丁顿又是怎样搞来的呢？”
“花重金收买。只要被他知道了哪儿有好东西，是真货，有艺术价值，他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它买到手。请你注意每个厅的糊墙布都不一样，都不是现代货。他要买一件艺术品，包括周围陪衬这件艺术品的东西，如镜框、托架、装饰，连同糊墙布一块都买走。这个大厅里的糊墙布是花高价从英国的王宫里揭来的，因为这幅画原来就在那间王宫的墙上挂着。”
我插了一句：“一个资本家不用钱生钱、利滚利的办法去赚更大的钱，却用来收藏和购买这些艺术品，倒也难能可贵。”
梅缵月点点头：“亨丁顿和他妻子都喜欢文学艺术，这是最根本的。而且他们的趣味高雅，艺术修养很高，识货，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你看完他收藏的这些东西，以及大楼里面的布置、装饰，你就会相信这一点。没有俗气，不觉得他是在附庸风雅。如果以后有时间我还可以领你去看凯蒂博物馆，也是一个大富翁修建的，那就有点沽名钓誉、附庸风雅了，有钱不识货，买不到艺术珍品，搞得不伦不类。从另一方面说，亨丁顿是个聪明人，金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而艺术是永存的。正是由于他的名字和这样一座公园连在了一起，才受到了后人的纪念和尊敬。否则，有谁会知道历史上还有个亨丁顿呢？世界上有钱的人很多，要想有名就得学诺贝尔、亨丁顿……亨丁顿像他叔父一样，无儿无女，把家产变成了一个艺术博物馆，化腐朽为神奇，你能说他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聪明人？”
“亨丁顿其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办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集中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的艺术品。否则，近百年来欧洲战事繁多，这些宝贝的命运并不全是乐观的。”我赞成梅博士的观点。
“亨丁顿公园免费向全世界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来参观，自由出入，不收门票。因此，美国政府也不征收这个公园的地皮税。”
“这未尝不是又一件聪明的措施。”我很喜欢边参观边和梅缵月交谈，这使我了解更多的东西，她的许多观点也能提高我的参观兴趣。
走出图书馆，梅缵月提醒我们：“大家应该快一点走出这个迷人的艺术之宫，若是这样流连忘返，后边的东西就要看不完了。下面要看的才名副其实是亨丁顿的公园，有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怪树和不同风味的独特景致。大公园里又分十几个小公园，有葡萄园、橘子园、玫瑰园、欧洲公园、日本公园、非洲公园等等，大家要跟紧，否则会很容易漏掉一个公园。”欧洲公园和日本公园没有什么好看的，亨丁顿还是用老办法，到日本去相中了一个公园，花钱买下来，把花草树木、假山木桥和房屋陈设，全部装船运到他的公园里。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破坏了自然的协调的美。
橘子园里有世界各地不同品种的橘子，葡萄园里有各式各样的葡萄，大的如核桃，小的如珍珠；玫瑰园里正盛开着一百多种不同品种的玫瑰花……这一切都没有使我太感到惊奇。
只有当穿过热带植物林的时候，心头才为之一震，那密不透风的植物墙，那如关羽手中青龙偃月刀一般宽大的树叶，使人一下子忘记了时代，远离了尘世，仿佛回到了几万年以前的原始年代，刀耕火种，与野兽为伍。
而两个公园的连接处长着一些花草和树木，难住了我们所有的人，谁也叫不出它的名字，我只好用一句古诗安慰他们：“花不知名分外娇。”有一棵怪树，一条根上长出十几条树干，扭在一起，我们三个人伸开胳膊不能抱过来。
但是，当我走进非洲公园，立刻耳目一新，眼前是一片新奇的植物世界，使我想象不出、想象不到，可谓大饱眼福！我没有去过非洲，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脑子里却有了一个关于非洲的想象，一提起这块土地就觉得和沙漠、荒凉、落后分不开，枯燥的气候、干裂的光秃秃的原野……当然，亨丁顿的非洲公园不等于就是非洲，但它却彻底改变了我对非洲的看法和对花草的看法。“花儿里为王的数牡丹”，**和梅花也被人们千古咏唱，令人折服。而那些仙人掌、仙人球、仙人鞭之类的球球蛋蛋，不过是花中的丑类，黑不溜秋，刺儿烘烘，不能登大雅之堂。有谁见过庄严肃穆的会场上、优雅豪华的殿堂里、喜庆热烈的大厅中间摆着这些东西呢？然而，这也许是人们的偏见。在亨丁顿的十几个小花园里数非洲公园最精彩，使许多参观者大声叫绝，为之倾倒。在非洲公园里有几条弯弯曲曲的沙土小路。小路两边滚满了各种各样的仙人球，使你像走进了丰收的西瓜地，不小心就会踩上一串。一个挨一个，一个挤一个，大的如西瓜，小的似红枣，奇大的直径犹如磨盘。品种繁多，奇形怪状，有的竟如一块块岩石，有的像不倒翁一样东晃西歪，有的几百个几千个球长在一起，组成一个奇特的造型——仙人球山。在这样的“顶”上或“山缝”里突然钻出一朵花，很像岩头的灵芝，又比灵芝更高傲，更清雅。仙人掌、仙人鞭之类的名称在这里是不合适的。应该叫仙人树、仙人塔、仙人楼。还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种非洲植物我叫不出名字，看得我眼花缭乱，惊叹不已。
它们之所以给人印象这样强烈，就在于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突出的个性特征，才使人觉得又奇又怪又可爱。决不娇柔，决不妩媚，不迎合任何人，你只可观看，只可赞赏，倘若不小心碰了它一下，那可够你受的。却又自有一种带原始味道的热烈而粗犷的美。别看它们每一个都浑身是刺儿，但并不伤害同类，喜欢抱大团、扎大堆，你挤我压，成千上万，以多取胜。一般的风风雨雨、天敌侵犯是奈何它们不得的。
还要感谢太平洋给了洛杉矶一个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各种各样的植物都能在这里养活。
直到走出了亨丁顿公园坐进汽车，我的眼前仿佛还晃动着这样一幅情景：清晨，黄昏，许是任何一个情绪烦闷或者情绪欢愉的时候，皓首银霜的亨丁顿陪着他年老的夫人漫步在这个人工的小世界里，是立刻变得心情愉悦呢，还是愈加神情郁郁？他们的生活是令人钦羡，还是招人怜悯？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花钱办了一件好事。”我不觉喃喃出声。
梅缵月笑了：“如果你有兴趣，我们稍微绕一下路，去看一个富翁是怎样有钱没处花，糟蹋艺术的。”
我立刻响应：“这样的事例不可不看。”
梅缵月讲了下面一个故事：一个阿拉伯石油王的儿子到美国来上学，花一百多万美元在好莱坞的豪华住宅区买了一幢十分漂亮的房子，主楼是乳白色，楼前有一个很大的方形前廊，四周有白色大理石雕成的栏杆，栏杆上立着十个和正常人一般大小的白色大理石雕像，虽不是出自大家之手，但这些传说中的女神、女杰，个个都线条细腻，神态生动，纤巧灵秀。周围还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花园。石油王的儿子买了这幢房子之后，先是忙于找女朋友，女朋友找到后没有快乐几天，两个人就开始好好坏坏，以后又闹离婚打官司。有一天他忽然发现这幢房子清雅的色调不合他的口味，请来工人对房屋进行了一番改造。
“究竟他把房子涂抹成什么样子，一会儿你们就看到了。”梅缵月卖了个关子。
汽车驶进了所谓的高级住宅区，马路笔直，街道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每一个像棋格似的方块中间，有一幢房子，四周是花园和草地。每幢房子的结构、外形和颜色都不一样，各式各样，千奇百怪。但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其美妙动人之处。这片地方果然优美安静，空气湿润，草地碧绿而又茂密，比地毯更叫人赏心悦目。房屋周围和马路两旁长满高大的树木，这些树木也和房子一样不是清一色和统一规格的，有热带的阔叶树，有椰子树、苦瓜树，有温带的火焰松，寒带的桦树，最像羊群出骆驼、高出一大截的是桄榔树，它身高五丈，从地面到四丈半的地方都是光秃秃的树干，只在顶部有十几片又长又宽的大树叶，活像一把扫天的大掸子。
“停车，就这儿。”
一点不错，这幢房子被糟蹋得够可以了！房子染成绿色，栏杆和雕像涂上了黄油漆，花园和草地显得荒芜而败乱。色彩不协调，大黄大绿，俗不可耐，格外刺眼，而且也破坏了周围这一片住宅区整个的格调。
“所以邻居们意见很大，纷纷抗议，甚至告到了法院。”梅缵月解释说。
“他自己的房子，有权随心所欲，告他什么？”我问。
“破坏环境的美，污染人们的视觉，搅乱自然的平衡，影响市容……”
“这还能构成犯罪？”
“罚款。”
“他认罚吗？”
“他不认罚，他爸爸认罚。你没见门上贴着封条吗？前不久他被坏人绑架了，那些人割下他一只耳朵寄给了他的父亲。倘若他父亲不拿出一笔巨款，下次收到的将是他儿子的人头。”
听完石油王儿子的故事，我感到不大舒服，在回来的路上再也提不起精神。说不出这是为什么，仿佛自己的心情也受到了污染。梅缵月似乎在望着我偷偷地笑，一定是我的神情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笑什么呢？她也许是很得意给作家们出了一道有意思的思考题。
9月20日
超级市场和唐人街
为了有个比较，更好地了解唐人街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先看了一下洛杉矶较繁华的地区，浏览了一个规格相当高的超级市场。可叹美国的经济正处于萧条期，超级市场里东西很多，有些商品也确实够“高级”，但光顾的人很少，楼上楼下难得看见有人买东西。可是有一个特点，你不管从什么地方惹了气，就进商场，售货员笑脸相迎，主动问候，也可以说是十问不厌，十拿不烦。我为什么不用“百问不厌，百拿不烦”呢？事不过三，挑拣一百次的说法太过分夸大，不真实，因而也做不到。如果是故意刁难，又当别论。倘是领导来检查工作，故意考核售货员，轮上我也可以做到百问不厌、千拿不烦的。美国的售货员不是铁饭碗。小心翼翼还唯恐砸了饭碗，尤其怕顾客到老板那里告发，老板为了多赚钱是不愿意得罪买主的。当然，势利眼的售货员还是有的，但不敢过分表现出来，假笑也得笑，一般都能做到对顾客有礼貌，服务热情而周到。你如果不是故意去找气生，在别处惹的气或许一逛市场能消掉一部分。
其实，这家超级市场给我印象最强烈的、真正够得上“超级”水平的，不是它的商品，而是不出售的鲜花、盆栽树木、假山、喷泉以及装饰商场的鸟鱼虫兽的标本和各种工艺品。几乎每一个售货厅里都种有花木，绿油油，没有一点黄叶和枯枝。美国人善于制造人工小自然，把大自然浓缩搬到房子里来。虽然难免造作，却很好地调节了商场的气氛。这叫会做买卖，千方百计吸引顾客。
超级市场的底层是饭馆，设有正餐和快餐。美国不叫快餐，叫“自助餐”，顾客端着盘子自己去拿，想吃多少拿多少，想吃什么拿什么。售货台多是圆形和长条，各种菜、面包和点心、各式饮料，都按顺序放好了，你按顺序一路走去，自由选择，计算机算账，节省时间。美国人不光爱花草，还爱吃，商店里设饭馆，机关里带饭馆，大学里饭馆更多，剧院里也有饭馆。有点像中国的单位食堂，不同的是我们的单位食堂收专用饭票，他们的饭馆只要有钱就可以进。说公道话，他们的饭馆很讲究，卫生条件、服务设施也很好。但吃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较中国至少落后几十年。他们的饭菜就是那两下子，顶多变变花样，大同小异，注重营养价值，不太考究色香味美。现在有些美国人已经认识到，营养过剩对身体并无太大的好处。这个道理我们的老祖宗在一千多年前就知道了。我这番议论获得了美国朋友的赞同，倒是有一两个中国人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西餐比中餐先进。超级市场的老板，赚钱的技术确实很高明，楼上的东西没人买，楼下吃饭的人却不少，有人不饿也买一杯酒或咖啡坐在天井的喷泉旁边休息。这叫歪打正着，你只要走进了商场，不丢下点钱是出不了门的。尤其是带小孩的顾客，门口有木马、汽车等玩具，一角钱坐五分钟。还有托狗所，狗不许进商店，因此带狗的人是不能不花钱的。
走出超级市场，我却意外地遇见了两个怪客。形容美国人的装束打扮是不应该使用这个“怪”字的，他们每个人的衣着几乎都不重样，没有人觉得奇怪，只要你本人愿意，不管穿什么，都不会被视作是“奇装异服”，更不觉得这四个字是贬义词。相反，穿和别人一样的衣服，倒觉得脸上挂不住。即使是我们这些外国人，来到这块土地上，也很快就习惯了他们的服装，觉得大多数美国人穿戴都很随便、很自然，各取所好。生活似乎应该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我在好莱坞大街见过嬉皮士和牛仔，他们不管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模样，别人也不会感到惊奇。我所以称那两个人为“怪客”，可见他们在美国也是十分突出的。走在前面的是位瘦小枯干的妇人，胸前却塞了两个足球，即便不是足球，也是类似足球的形状和大小的东西，不会是人们都知道的普通的假**。后面是一位老者，穿了一件肥大的珍珠衫——用五彩斑斓的贝壳串成的一件没有袖子的袍子。一抬脚动步，哗啦啦四处乱响，可谓是有伴奏的散步。重要的是他的神色，用中国话说，叫“自我感觉良好”！我不便过久地对他行注目礼，因为马路上没有一个人注意他们，更不要说围观了。怪事太多了，大家就会见怪不怪，只有我这个外来人才“少见多怪”。
我想起昨天晚上一位美国朋友给我讲的一条消息，一个男孩长到十四岁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根据自己的性情和爱好，应该是个女人，不应该成为一个男人。于是到医院动手术把自己变成了姑娘。他（也许应该用“她”）现在是美国很有名的女模特儿，当然是独身。尽管他表面上是女人，却不能当妻子或做母亲。个性自由到可以随意改变性别，岂不等于取消个性了。如果不是有根有据，有名有姓，真令人难以相信。其实这只是外表和形式的改变，内容是变不了的。美国社会喜欢吹捧用各种方式一鸣惊人的人。
唐人街却实在没有什么好记的。离繁华地区很远，街道、建筑、环境、气氛都不中不西，四不像。市容有些冷落和不够“财源茂盛”。马路两旁多是饭馆和小商店，远不如香港。中午我们要在“美丽华酒家”吃广东菜。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也叫“美丽华大酒店”，这里的饭馆名称和香港差不多，多是美丽华、五月花、富丽华……汉字那么多，在海外谋生的同胞偏偏就爱这几个并不甚雅的中文字。
时间还早，我们走进了一家书店。在国内我也常和朋友们逛书店，他们都喜欢在书架上看见自己的著作，我则不然，最怕看到书店里还摆着自己的书，那就说明这些书没人买。但是，在美国的书店里看见摆着自己的著作，那感受又是别一番滋味了。冯牧、李凖看见了自己的作品。李瑛也找到了自己的诗集，显然已喜不自胜。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书，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些失望。但不愿再找了，低头去翻看美国出版的书刊杂志。这时一个懂中文的售货员领我来到一个书架前，上面摆着我的四本书，奇怪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百花文艺出版社六月份刚出版，九月份就进了洛杉矶的书店。我出来时带的书不多，他这里卖我的四种书加起来不过十来本，我想都买下来，送给美国朋友。我一看定价，吓了一跳，比国内贵十几倍。我的“中篇集”国内定价一元七角，他们竟卖十四美元一本。“难怪卖不出去呢！”——我只好这样安慰自己。
无酒不相逢
下午两点钟，加州大学成露西教授和林培瑞教授请张洁和我给学生讲课，他们说是“作报告”。我看应该叫“座谈式的讲课”，或者叫“讲课式的座谈”。会场不像是教室，很像一间大会议室，听讲的人坐沙发，讲话的人坐椅子，大概是为了便于让大家观看。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因为四点钟校长专为我们举行一个招待会，张洁和我不能不参加。讲话的题目也是极轻松的——“我和当代文学”，根据自己的体会介绍一下中国当代文学。
理所当然我让张洁先讲，理所当然她应该多讲。如果她讲一个半小时，我就省力气多了。况且我一点也没有做准备，一边听她讲，一边在脑子里也好拉出个提纲。谁知她连自己那一个小时的定额还远远没有完成，就收住了话头。她不是取巧，而是出于对我的照顾，如果她把话都讲尽了，轮到我的时候岂不没有词儿了！她只讲了自己的创作道路，讲得诚恳、实在，同文学有缘的人一定能从她的讲话中受到不少启示，会场气氛很好。她把最好讲的那一半题目——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留给我了。中国当代作家一大群，风格各异，有“绝招”的人很多；作品更是车载斗量，我不敢说全都读过，自信对重要的作品没有漏掉。而且这些作家里多数人我都见过，要介绍他们并不感到困难，不论是北京的谌容，还是广州的陈国凯，都可以说上不止一个小时。一个题目，一人一半，各有侧重，妙极！女士，倒有老大哥式的信义，令人感佩。于是我一鼓作气也完成了自己的讲话任务。
在同学们鼓掌的时候，我俩极快地对望一眼，似乎都松了一口气，这是到美国后的“第一课”，第一次登台“亮相”，也不过如此！轻松自如地就应对过去了。还剩下一点时间，让同学们提点问题，我们回答一下，就圆满结束了。没想到这个尾声倒爆出了“冷门”，使我们一下子认识了坐在下面的听讲者，把这次讲课推向了一个奇特的**。
白种肤色的学生占少数，他们对中国了解得不多，问题提得单纯，甚至在中国人听来是很幼稚的。一两句话就可以回答清楚。他们听完我们的回答总是点点头，表示满意或者说声“谢谢”。这时候站起来一位黄种肤色的“义士”，我用“义士”这两个字并不含挖苦的意思。他当时的表演实在是很侠义。那神态仿佛在说：“你们不行，提那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怎么能难住这两位中国作家？看我的！”于是，他摆出了最了解中国“内情”的架势，提出了一连串自认为是“最尖锐”的问题，十分自信地认为一下子就会把我们难住。等着看我们张口结舌，出尽洋相。其实他那些问题在我们看来不仅不时髦，简直是老掉牙了，我据实介绍了情况，讲了我自己的观点。其他的学生都点头，那位“义士”很不甘心会有这种效果，眼看要自己下不来台，用一种不以为然的腔调又开口了：“你们别来这一套，瞒不过我！”
我笑了：“我们这一套不想欺瞒任何人，请问你这是哪一套？”
“我去年刚从大陆出来，大陆的情况我都清楚。”
我心里一颤，为这个自作聪明的小伙子感到悲哀，只好说：“中国有句俗话，去年的皇历今年看不得了。”
紧接着又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向张洁飞去。张洁讲得更真诚、更激动，没有回避我们面前的困难，讲了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也讲了我们的未来。她讲到最后感情奔涌，一股**难以抑制，化做热泪，滚滚而下，全场为之一震。
我坐在她的旁边，心里十分感动，这是多么宝贵的泪水，多么纯洁的泪水，这泪水体现了女作家的才气，把她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晶莹炽热的灵魂全托出来了。不知这些美国大学的学生们对张洁的泪水作何感想？这泪水难道不能温热有些人的心，洗亮一点他们的眼睛吗？
张洁为这次讲课做了最精彩的结尾。
走出会场，林教授向我们表示歉意，认为那个学生的提问不礼貌，也不得体。我却哈哈一笑，表示应该感谢那个学生。因为我觉得这堂课对我来说也很有收获。我回国后也许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只是不理解那个学生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这样干，出风头，表现自己？还是想迎合某种东西？殊不知这样一闹反而逼得他的教授不得不为他的举止向我们道歉。我心里隐隐有点不舒服，也许应该由我们向两位美国教授道歉。
这时有两个刚才听课的中国留学生追上我们，一个叫苏炜，一个叫董阳声，他们也有些愤愤然，觉得都是中国人，何必要在这种场合给自己的同胞出难题，结果反倒把自己弄得很难堪！我不愿再提这件事，那个小伙子够可怜的了，便岔开话题，问起他们的留学生活。原来这两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小董在上海复旦大学上学的时候曾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叫《炮兵司令员的儿子》，当时在上海颇有影响。这样一耽搁，我们赶到招待会上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致词”、“答词”一类的程式已经表演过去了，光剩下喝酒聊天了。
从美国各地专程来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的美方代表也都到齐了，两国作家想必已经互相做过介绍了，三三两两，或坐或立，谈得正热闹。我刚才讲话够多了，现在不想说话，只想喝点饮料，休息一下。和主人见过面，寒暄几句便来到客厅外面的花园里，绿荫下摆着几套白色桌椅，清静幽雅。我从侍者的托盘里挑了一杯冰镇苹果汁，正想找个座位坐下，有一位美国妇女向我示意，她身边正好有一个空位子，我表示了谢意，然后坐下去。
“您是蒋子龙先生？这位是Annie Dillard。”一位华人学者自动充当了翻译。
“噢，久仰！听说去年您到中国访问过了？”我嘴上说着客气话，脑子里飞快地映出以前看过的有关这位女作家的材料。可能是一九四五年出生，我记得最清楚，她是这次参加会议的美国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我是中国团中年纪最轻的，这可真是碰巧了。
安妮·蒂乐德是宾夕法尼亚人，毕业于弗吉尼亚州的柯林斯学院，在西华盛顿州立大学讲授过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曾是美以美教会大学“杰出的客座教授”。写过五本书，其中《丁克溪的朝圣者》一书为她赢得了荣誉，获一九七四年的普利策奖。此外，还受到了其他一些文学奖励，她好像同中国的许多女作家一样，也是文学上的幸运儿。
“我不懂中文，只能读英译本，觉得《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是最好的作品……”安妮单刀直入谈到了我的作品，使我感到被动，因为她的著作目前还没有译成中文，我只看过一些内容提要，那不算阅读，无法对等地交换对彼此作品的看法，只能聆听她对我的批评，便说：“我曾接到过美国读者的来信，很想听您对我的作品谈点具体的批评意见。”
“《日记》的成功有三条，使我感受很深刻。一、人物是复杂的，不像有些中国作品里人物那样简单；二、技法是现代的，节奏很快；三、语言简练，富于幽默。”她的神情是真诚的，也很会说话。这叫反话正说，此三条的对立面不正是我另一些作品里的不足吗？她不说出来，却让我想到了。
没料到我和第一个相识的美国作家就这样以文学作桥梁，很快沟通了思想和感情，建立起友谊和信任。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作家，在文学上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们谈得很愉快，安妮兴之所至，当场用钢笔为我画了一张画。并告诉我，她学过美术，很想为我画张像，又怕画不像，于是画了一幅抽象画。我是看不懂她的画，她自己是不是能解释清楚那幅画的意境，我看也没有把握。
我来不及再跟其他美国作家交谈，就不得不告辞出来，坐进汽车跟大家一起到一个剧作家家里去参加另一个宴会。
还好，主人所以这样安排了一个接一个的酒会，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只为了塞饱两国作家的肚子，而是以吃为辅，以谈为主。以酒菜为媒介，便于感情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我和美国工人诗人加里·斯奈德（Garg Sngder）几乎是一见如故，很容易就把双方感情的距离拉近了。这次我俩的交谈却不是从文学开始，而是从各自的生活经历谈起。“工人诗人”是他自称的，而且强调自己当过伐木工、护林员、油船水手、电焊工等，现在是个农民。是“体格强壮的流浪汉”和“能够吃苦耐劳的无产者”。在这样的场合，周围是这样一群人，他用庄重的口吻这样介绍自己，使我感到惊奇和钦佩。他甚至指着剧作家豪华的客厅、丰富的饭菜幽默地对我说：“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不知为什么被他们抢来了。他们是吸血鬼、资本家。”
加里·斯奈德于一九五一年在里德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在这期间他还曾到印第安人部落里生活了几个月，他在精神上体验到一种需要——要把生活中美好、超然、粗野和丰富的精力加以神化。这成了他创作诗歌的一个动机。他先后出版过八部诗集，多是描写美国西部风景，让自己返回自然，寻找超世的经验。
“我的诗为人民服务，为被压迫的生物服务，甚至为非人的生活服务。”他这样对我说。当他受到政治和生态问题压迫的时候，他是个理性主义者，在诗里提出争取生存的办法。当他寻求人类生活原始的典型的神秘格局的时候，他是位浪漫主义诗人。
他对东方的事物兴趣很大，曾将中国的诗歌和日本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还是大乘——金刚乘口传教义的佛教徒，他到过印度，在日本生活了十二年，和日本作家共同研究中国文化，他想把东方的神秘主义移植到美国的乐观主义上来。
谈起诗，他更是滔滔不绝了。他说诗应该表现“心灵的源泉，动物的魔力，独居时的想象力，令人恐惧的初生和再生”。要表现“作为人的动物，要去寻求舞蹈的疯狂般的自由、沉默和孤独中的启示……”
酒使得这个表面上沉静，甚至有几分腼腆的诗人诗兴勃发，同时又把他身上那种旧文化反叛者的狂劲也燃烧起来了！他毫不客气地把今天请我们吃饭的主人称作“富有的穷人”，他说“他们的精神是贫穷的”。他吃着人家，还要骂着人家。这种美国式的直率，叫我喜欢。
我把话题又引回到他的经历上来，他告诉我，他一九六八年和一个日本女子结婚，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又迁回美国。他丰富多彩的生活背景和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反复表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非常想到中国去，却一直未能去成。
我深为他惋惜，随口而答：“这太遗憾了！”
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轻轻地拉我衣袖，回头一看是我的一位女同胞，她善意地小声提醒我：“什么事呀，你竟用‘遗憾’这个词儿，在外交场合这是表示一种抗议……”
真叫我哭笑不得，只好轻声对她说：“这不是外交谈判，这是作家交谈，我有自己的头脑和嘴，请你好好照顾自己吧。”
我感到兴趣索然，决定回国后一定要写那篇文章——《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
饭后，主人弹起了钢琴，有人随着节拍敲响了手鼓，摇起了碰铃，其他美国作家又唱又跳。他们热闹一番之后要求中国作家唱歌，作家应该多才多艺。我知道冯牧唱程派青衣那是很有功夫的，只是没有京胡伴奏，不知他怎样起调？
等了半天没人开口，刚才还是十分热闹的客厅里立刻变得气氛尴尬。我们出国前做了很多准备，就是没有准备到美国来还会叫我们唱歌。我在代表团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作家，正好可以躲在后边不吭声，叫他们在前边顶吧。
美国朋友一再鼓掌，沉默得越久，我们的处境越狼狈，大将们你看我，我推你。我心想：坏了，自己不应往后躲，大将们应该去打“大仗”，这种唱歌跳舞的事理应由我这个小兵出头。于是我站出去唱了一首“山西民歌”：
人人呀都说我们两个好，
阿弥陀佛天知道。
第一次去找你，你不在，
你妈妈说你去挖苦菜；
第二次去找你，你又不在，
你们家的大黄狗咬了我的裤腰带；
第三次去找你，你还不在，
你妈妈打了我两锅盖；
第四次去找你，你老不在，
你妈妈说你进了棺材！
懂中文的朋友哈哈一笑，总算圆了这个场。没想到在回来的路上，安妮·蒂乐德要我教她唱中国民歌。她的语言我不懂，我的语言她不懂，这可难住了我。好在这时候汽车里响起了轻轻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可能是谢恒（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领事）、聂华苓、张洁、梅缵月几位女士在唱，总算给我解了围。
9月21日
卡曾斯和她的伙伴们
上午九点半钟，三十多年来第一次正式的中美作家会议就算开场了。会场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礼堂里，十名中国作家（一名翻译和一名秘书包括在内，再加上先到美国的陈白尘和刘宾雁）和十名美国作家交叉在台上坐成一个半圆形，冯牧和美方主席诺曼·卡曾斯（Normdn Cousins）坐在这个半圆的中间，像水泊梁山排座次一样，各率领一队人马。舞台的右后角放着一张长条桌，坐着列席代表：聂华苓、罗伯特一李思——加大洛杉矶分校文学院长、林培瑞——加大洛杉矶分校教授；舞台的左后角也放着一张长条桌，坐着列席代表：李欧梵、陈若曦。舞台下面的座位是旁听席，来旁听的人不是很多。一开始我曾为这一点感到奇怪，中美作家会议筹备了近两年的时间，曾几起几落，引起了中外很多人的关注，为什么来听会的人反而不踊跃呢？几天后在一次酒会上《美洲华侨日报》记者李惠英当众揭开了这个秘密。她是托朋友走后门才得以到会旁听，据她讲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几乎没有发旁听证。许多报纸的记者和关心这次会议的人，都不得其门而入。卡曾斯为什么要对外封锁消息呢？是想独占新闻，还是另有其他想法？这些都是后话，还是回到中美作家会议的会场上来。
在礼堂二楼，正对着舞台的同声翻译室里，坐着一男一女两名翻译，男的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授曾宪斌，身体肥胖，脾气随和，好好先生，更像买卖人。女的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名叫余珍珠，和梅缵月是同学，但未取得博士学位，仍在做研究生，有时在联合国当当翻译。其人也像珍珠，小巧玲珑，浑身冒精气，但不失分寸，不妖不媚，圆熟练达，像她这样名副其人的真少见。余珍珠口齿流利，不论英译中，还是中译英，都极棒，无可挑剔。被她一比，本来翻译水平也相当不错的曾教授则显得笨拙、口齿不清、声音沙哑。而且常常卡壳，颇有些狼狈。代表们不批评曾教授，却一窝蜂地夸奖余珍珠，这就愈发使他感到尴尬。到处是竞争，水平相当则女人沾光，更不要说在实际上还略胜一筹的女人了。
卡曾斯主持第一天的会议，总的议题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家对人类所能起的贡献”。他要求每个作家先用最简短的语言介绍一下自己的历史和文学生涯，以及对这次会议的希望。“简练是天才的姐妹”，话要精，还要有内容，有个性，精彩引人。舞台变成了擂台，这是当面考验每个作家的才气，而且关于每一个人的基本情况谁都知道一些，说套话、重复大家都知道的材料有什么意思？又要介绍自己，又不能有丝毫的自我吹嘘。在这样的场合又不适于故作谦虚，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怎样讲得分寸得体，幽默含蓄，机智风趣，这真得动用作家善于表达的全部艺术技巧和智慧。
我的位子不在最前，也不在最后，一时半会儿轮不上我，正好可以从容地观察这些堪称是中国和美国的一流作家们的口才。如果能抓住他们性格中某一点真实而突出的地方，也不枉在这儿陪坐一场。然而，有近半数的发言令人失望，不是空洞无味、泛泛官话，就是没有惊人之处，缺乏才智。连卡曾斯其人都令我费解，他的发言平淡无奇。可以说他认真地介绍了自己，也可以说他什么都没讲。他是绕圈子的能手，有绅士风度，从容不迫，温文尔雅，语不惊人，却并不软弱。七十岁高龄，动作敏捷，眼睛里常含一种善于知人的笑意，不缺乏灵活性和幽默感。
我们到达洛杉矶的当天晚上，卡曾斯和夫人陪同我们吃晚饭。他的夫人和我坐在一桌，是个极普通的老太太，性情温和，喜欢交谈，显得善良。坐在另一桌的卡曾斯却不时倾听我们的谈话，用目光照顾着自己的太太，我便感到这位先生的精明了。我们的团长冯牧是尽人皆知的文艺批评家。而美方的这位团长身上有多少文学色彩呢？他一方面曾担任过三十五年《星期六评论》杂志的主编，一直是普利策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主席，被作家和记者协会命名为一九八〇年度优秀作家；另一方面，他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兼任教授、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特别顾问小组的成员、美国国家科学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还是美国的世界联邦制拥护者协会的主席，作为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及约翰逊总统的私人使者在国外执行过外交使命。出版过十五本著作，其中多是医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方面的书，获得过联合国和平奖、美国和平奖等多种奖励。他有这样复杂的背景，其人还能简单得了吗？！
比较起来，卡曾斯的那些伙伴则表现出了更多的作家的气质。而作家总是有其单纯的一面。
女作家格雷，五十岁上下的年纪，身材又高又瘦，满脸皱纹，不停地吸烟。安妮也吸烟，另外八个美国男作家倒不吸烟。美国女人吸烟比男人多而凶。
“……我曾召集鲸鱼开音乐会，为鲸鱼作曲，给它们朗诵诗歌。听到乐声，加利福尼亚州的灰鲸鱼果然都游来了。”斯奈德妙语惊人。
“我爱男人不爱女人，诗人的语言不应该分为公开的话和私下的话。我有二十五年没打领带了，为了参加这次美中作家会议，我认真地打上了领带……”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就坐在我的右边，他的率直使我惊奇，令我感动。
在所有参加会议者中间，金斯伯格的相貌最容易辨认，最容易记住。他只有中等身材，略胖，但不臃肿。有个引人注目的大脑袋。虽然刚五十六岁，头顶已光秃秃，周围长着一圈儿灰白色的乱发，下巴上的胡子像一团杂草。眼睛大而明亮，像年轻人的眸子，常常用凝聚的目光看人，带有一点轻微的神经质。但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会是个同性恋者，更想不到他会在自己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明白无误地介绍自己的这种“业余爱好”。我专注地望着他，一边听他发言，一边拿他的话和他那不平常的经历对号……
我太专心了，忘记金斯伯格讲完就该轮上我了，我临时想了几句，大意是：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文学的长途跋涉，文学的考察，文学的旅行。
“我出生在林冲发配的地方，是农民的儿子，以后却偏偏爱上了工厂。既然爱上工厂，喜欢搞技术，就应该去从事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鬼差神使却偏偏又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路。每个人的简历可以介绍清楚，就像在飞机上填写入境卡片一样简单。但命运是无法说清的，尤其是命运和文学结合在一起就更加说不清楚，仿佛是由一连串的误会和偶然的事件组成的。
“我在中国作家代表团里是年纪最小、对文学的贡献也最小的一个，因此这次访问美国除参加会议之外，个人的心愿也最小：一、我曾接到过美国读者热情的来信，我想看看这些可爱的读者生活的地方。二、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美国的自由神雕像锈蚀严重，倘不进行大修很可能要倒掉，目前正筹集款项，据说不够顺利。我想趁它还未倒掉之前看一眼这个为世人所瞩目的自由神。
“感谢主人的盛情，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晚上，卡曾斯在家里宴请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客人们酒足饭饱之后免不了又来一阵文艺节目，文学院长李思领来了夫人、女儿、儿子，为大家开了一个短小的家庭音乐会，演唱了美国传统的民歌。然后金斯伯格打开了一个自己带来的红布包，里面是一个小风琴，比手风琴更小更简单，只有七个音键，像小孩玩具。他自拉自唱起来。
用中国一句不大好听的话来形容，他的嗓子像“破锣”。但是粗嗄洪亮，他摇头晃脑，唱着牛仔们喜欢唱的歌曲，很是自得其乐。有些歌曲还使大家跟着他一块唱起来。
晚会散了以后，我试弹了金斯伯格的风琴。更重要的是我对这位诗人本身发生了兴趣。
9月22日
不掩藏自己的疯狂——金斯伯格
我走进会场，见金斯伯格早早地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正埋头往两盘磁带上写字。我向他打过招呼，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金斯伯格把签有他名字的两盘磁带双手递给我，这上面录着他演唱的歌曲，送给我作纪念。我真诚地感谢了他，同时也觉得有点惊讶，这是正规的原版磁带，像他那样的演唱水平，居然能够灌唱片、卖磁带？
我无以为报，把带在身上的一部译成英文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赠给他，书——是“秀才礼”嘛！
昨天晚上回到旅馆我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有关金斯伯格的材料，这个人在我眼里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他变得真实而具体，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他无疑是个地道的诗人，具有强烈的诗人气质，不枯燥，不做作，不干巴巴地打官腔，在他的嘴里似乎真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讲出来的话。
“我的母亲是共产党员，她相信希特勒和罗斯福要毒死她，最后死在疯人院里。我的父亲是社会主义者，却不喜欢斯大林，我七岁的时候，家里成天争论不休……”
金斯伯格出生于俄国移民家庭，犹太人，他的家庭在当时的确与共产主义劳工运动有联系。一九四五年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还没有读完，他想引逗清洁女工，在自己宿舍窗户上画了**的画和写了一些猥亵的诗句，被学校开除。以后，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油船上的厨师、电焊工、夜间搬运工和洗碟子工。同时，也不停地写诗，结交一些诗人朋友。有一年夏天，在纽约的贫民窟哈莱姆区的一所公寓房子里，金斯伯格经历了他自己称之为关键性的转变，他好像“听到了整个宇宙的末日，同时又看到这末日的不可避免的美丽”。他在诗里表达这种关于美国社会的喜剧式的末日来临的看法，他大胆地使用自传体的手法来描述他自己吸毒以及和吸毒者交往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金斯伯格最终以优秀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但是，一位朋友把他的住所当做储藏毒品的仓库，他一方面想为朋友“两肋插刀”，事发后又想逃避起诉，只好承认自己精神失常，在哥伦比亚精神分析研究院住了八个月。
“主观是唯一的事实，我们身体内外六个感官感觉到的东西才是诗。而细节只能是散文的内容。没有空洞的思想。眼睛是可以把所有事物改变的。写诗就像统治国家一样。不要把疯狂藏起来！诗——不是创造出来的客观事物。它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启发，是人的完整的叙述，是自我语言……”
一九五六年，金斯伯格的第一本诗集《狂笑及其他诗篇》出版。这本书强烈地表达了精神上不满的美国青年的呼声，他的诗加上他的生活方式及外表都触犯了许多保守的个人和团体。这本书还被卷入了一场诲**的官司，从而成了畅销书，金斯伯格也得以扬名全美国。
人们把金斯伯格第一次朗诵《狂笑》的那个晚上称为“垮掉的一代诞生时的阵痛”，他从此被誉为“垮掉的一代的父亲”。青年人把金斯伯格的公众形象和当时轰轰烈烈的自由化运动联系在一起。比如民权运动、同性恋、生活源于各种形式的冲动——吸毒、超然、东方宗教思想以及后来的反越战等等。金斯伯格有了大量的追随者，他们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录了音，到处播放，崇拜至极。无怪乎连斯奈德都尊称他为“老师”。
更为有趣的是，从金斯伯格开始，诗从书本上走了出来，走到了公众的讲台上，他把诗歌变成了一种朗诵的艺术形式，到处朗诵自己的诗。而且往往是从念佛经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斯奈德给鲸鱼开音乐会。
金斯伯格还参加过许多放宽精神的社会冒险，有时服用麻醉药，他还曾卷入过多次的政治性或社会性的示威和案件。他已出版了十四部诗集、十四部散文集、十四部选集，创作了六部摄影集，并参加过五部影片的演出。我猜不出他在影片中扮演哪一类的角色，便在小本子上记下一条：争取看一看金斯伯格参加演出的影片的录像。
我只顾研究身边的这位美国诗人，会议已经开始了，由冯牧主持。我提醒自己：今天可要集中精神，会议已进入正题，可以自由发言，中美作家要展开讨论了，看他们都有些什么惊人的高论！
“美国作家都要兼职才能在贫穷线以上，书的稿酬还不够付汽车的保险费。书店订购的书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年轻的作家就更困难。”约翰·赫西（John Herser）从一见面就把我称作他的“老乡”，他一九一四年出生在天津市新华路旁边的一幢房子里，一直长到十岁才回到美国。一九七四年他访问中国时去看了一下自己的出生地，那座房子的新主人是位热情的中国老太太，希望赫西能够回去，她可以为他把房子腾出来。赫西一谈起这件事，脸上就现出无限神往和感动的神色。他的座位在我的左边，六十多年前学会的中国话还没有完全忘记，在交谈中他对中国对天津表现出很深的感情。他身材精瘦细长，满头银发，有一副慈祥老者的风度。他在美国拥有七个荣誉学位，他用写作“探讨了形形色色有关人类的课题，并一直保持着清新、流畅和严肃的风格”，“从未流于说教的地步”。一九四五年，他的《为阿丹诺而鸣的钟声》（Abell for Adano）获普利策小说奖。他的另一篇获奖小说《一块卵石》，描写发生在伟大长江上的强烈、庄严而又神秘的生活。他今天的发言，也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会议应该讨论的核心问题上——作家和社会生活、文学和人类时代。他继续说：
“作家应该永远是生活的局外人，也就是说永远不满足现实生活，要追求新的生活。小说应当使任何一个读过它的人能够面向他那一个时代的人生，而不论这是个什么时代。”
赫西的话无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且有其独到的观察。
小库尔特·汪纳古特发言：“写作是使愚蠢的人变得聪明的一种工作。作家都是人格分裂症患者。文学的作用是什么呢？打个比方：我把一个南瓜举到四米高的空中，然后一撒手，南瓜摔到地上，发出砰的一声。这就是文学的作用。”
礼堂里一阵哄笑。
名不虚传，这位汪纳古特果然才气不凡。他的本意是否认作家和文学的社会功能，却不直说，用尖酸幽默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这和他写作的风格是一致的。这位身高一米九，一头灰发蓬松而零乱，无论从体魄上还是精神上都看不出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他每次发言都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像他那些小说，用创作科学幻想作品的办法表现当代社会，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五号屠宰场》稳固地确立了汪纳古特作为美国当今一个重要作家的名声。“他的想象力、幽默以及既迷人又发人深思的文体受到赞扬”。同时，他也被文学家们公认是一位严肃的作家。这也许是因为汪纳古特所描写的是当代一些关键性问题——技术专横、人们对轰炸的恐惧、最深刻的政治上的内疚、最疯狂的恨和爱等等。
然而，他今天的发言使得他的一些伙伴都不赞成。因为他的观点倘若能够成立，卡曾斯为这次中美作家会议所出的讨论题就变成了一句废话。卡曾斯在讲话时含蓄地、兜着圈子表示了自己的异议。
美国的“曹禺”——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则讲得比较干脆：“作家的作品比任何炸弹都更有威力，作用更大，永久不休，否则，文明就很脆弱了。一九五六年我被判过刑，因为我拒绝说出在作家会议上看到的那些被认为是资助共产主义者的人们的名字，被判为蔑视国会罪。一九六五年我又拒绝了白宫的一次邀请，由于在越南的悲剧，这种场合使我感到心情沉重，我不能扪心无愧地去参加。当枪炮轰鸣时，艺术就在死亡。而且生活的法律比任何执法吏所能想出的东西都要强得多。”
且不说米勒的文学主张，他被判刑一事以及白宫请他去做客，他拒绝这种荣誉，现在都成为他的骄傲，成为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人格的有力佐证，这一点叫我感到有趣。
更为有趣的是，美国作家团的内部观点发生了分歧，我们则不必吭声了，在旁边看乐儿吧。美国这些老兄并没有统一的组织，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代表美国、代表某一团体或某一组织，他们只代表自己。没有任何义务要维护主席的尊严、同伴的脸面等等。有人几十年也没有开过这么长的会，这次能坐住屁股开三天会，可谓是破天荒的不简单了！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能约束谁，大家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相聚一堂，完全靠思想、智慧、感情和个性相互配合，不存在外界压力。会议结束，大家四散而去，谁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想着他们这种“沙龙”式的作家关系，不禁暗自笑了。
就在这时候，我的团长冯牧点到了我的名字，他说我和张洁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希望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汪纳古特使会场的气氛轻松了，这气氛对我有利，因为我喜欢斗智式的说笑，而不会一本正经地进行严肃的讲话。
“对于作家来讲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谈论自己，给自己的劳动下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给文学戴上各种不同颜色的帽子。我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不断地探索人生的奥秘，开拓人们的心灵世界。这种探索和开拓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不停地突破和革新。
“文学就是整个的活生生的人，是整个的世界，不要把文学看得太单调！最不懂文学的常常是作家，也就是所谓制造文学的人。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当你非常疲乏的时候，让你洗个热水澡，轻松一下，这是文学；当你困得睁不开眼的时候，给你冲一个冷水浴，使你清醒一下，这也是文学；热得大汗淋漓的时候，送一杯冰镇啤酒，是文学；冷得发抖的时候吹一阵热风，也是文学；击一猛掌是文学，亲切吻抱也是文学；可以严肃，可以娱乐，可以哭泣，可以咒骂，什么都可以，这都是文学。
“作家对自己的理解往往和群众对作家的要求不一致。作家不是圣人，作家是当不了圣人的。作家是‘人精’。人对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多，就会变得老奸巨猾。作家就是知道事情太多的那一类人。然而，如果作家都是傻瓜，大家对世界上的事情都一无所知，那也是人类的灾难。”
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发言结束后，左边的赫西向我伸出手，说我讲得很好。他这样郑重其事地握手祝贺，倒使我不好意思了。其实我的心里很清楚，我没有说什么严肃庄重的话，王顾左右而言他，充其量不过是凑趣。
吃过午饭，会议继续进行。
格雷发言：“我们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社会。在受困扰的社会里，作家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当政治家创造出一种有远景的政治生活，文学才会繁荣。”
汪纳古特辛辣地说：“美国的作家是非常受宠的，政治家不害怕作家，不管文学。在中国也是这样吗？”
金斯伯格用他特有的直率说得更痛快了：“中国有没有同性恋？你们有没有创作自由？毛泽东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他一口气提出了十几个问题，但和文学关系不大，多是政治性问题。看来挺尖锐，使礼堂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实际上，这些问题提得十分幼稚，毫不尖锐，很容易回答。我几乎是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笑出声。
人类的灾难之一，就是人为地制造许多隔阂，比如地界、语言、国家、政治、时俗等等，使各种民族之间不能相互了解。任何一个口号，不管其内容多么精彩和深刻，要想超出本民族的界限都是很困难的。口号不能出口。正像许多美国人不是对中国的现实，而是对中国的一些口号感兴趣并进而产生误解一样。作家的心灵如果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又怎么能够进行创作呢？可是，文学如同船，是不能离开水去追求自由的。世界上又哪来的绝对自由呢？美国号称“自由世界”，一到晚上却不许我们自由上街，因为不安全。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凶杀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是歹徒的自由世界，善良的百姓就不会自由。这是多么普通的事实，多么简单的道理。作家不应该叫群众害怕，使政治家害怕难道是坏事吗？美国的政治家不管文学，不怕作家，这难道是美国同行的光彩吗？“受宠”到不被答理的地步，实在是一种悲哀！美国作家表现出来的高涨的政治热情，对中国政治的关心远远胜过对中国文学的关心，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
其实，在所有的人当中，最紧张的要数卡曾斯先生了。金斯伯格的发言刚一结束，他便小声向冯牧赔礼道歉，认为金斯伯格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使他都感到是一种耻辱，深感对不起中国朋友，他要个别找金斯伯格谈一谈。
我当然知道他是不会私下找金斯伯格谈话的。因为金斯伯格并不受他领导，他对诗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在以后的一天多时间里，金斯伯格的发言腔调没有丝毫的改变，证实了我对卡曾斯的猜测。
卡曾斯听到同伴给中国作家出“难题”，为什么会感到紧张呢？据说前几年召开过美苏作家会议，会上吵得一塌糊涂。他可不愿意把中美作家会议也开成那个样子。何况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是这样的微妙、这样的敏感，他是个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不会让这次作家会议背离美国的总的政治利益。
冯牧叫我回答关于创作自由的问题，我把上面谈到的意思讲了。
卡曾斯为了扭转会议气氛向友好的方面发展，赤膊上阵了：“核武器威胁着全人类的安全，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如何为禁止核武器贡献自己的力量，拯救人类。能否请中国朋友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老先生似乎方寸已乱。他当然是一片好心好意，中国对禁止核武器的态度是坚定而鲜明的，世人共知。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决不会使两国作家发生争吵，而只会产生友好的共鸣，加浓团结友好的作料。可是他忘记这是什么场合、什么会议了，一群作家，讨论文学问题，又能就禁止核武器问题达成什么谅解呢？
他的问题应该请汪纳古特先生回答，汪纳古特嘲笑文学的作用是南瓜掉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响声，而他的主席却主张用文学去禁止核武器。请问，汪纳古特的南瓜掉下去以后没有落在地上，而是砸在了卡曾斯先生深恶痛绝的核武器上面，是南瓜把核武器弄湿，使它不能引信爆炸，还是核武器把汪纳古特先生的南瓜碰个粉碎？
我终于忍不住举手发言了，为了不使卡曾斯先生感到太不好意思，我把上面那段话的意思说得更婉转、更柔和。最后说：“我建议关于禁止核武器的问题，还是留待联合国的专门委员会去讨论吧。我倒觉得作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拯救文学，文学面临着听觉文艺、视觉文艺以及凶杀、色情等通俗文艺的严重挑战，特别是商业性威胁着文学性，尤其是在美国商业把文学打得节节败退，不知美国朋友对此作何感想？”
我的话音刚落，卡曾斯就接着说：“蒋子龙先生说得很对，我们这是作家会议，不是联合国的禁止核武器会谈，这个问题不再讨论，让联合国的专门会议去讨论吧。”
可是散会后我却受到了中国人的批评，有我的同胞，也有美籍华人学者，说我太硬了，太厉害了，叫美方的主席下不了台了，等等。他们有的直接跟我提，有的到团长跟前“捅棒槌”。金斯伯格对中国作家提出了那么多虽然不一定出自恶意，却不无嘲弄意味的问题，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反感，我的回答稍微锋利一些，他们先受不了了！有些并无多少真本事、在美国混碗饭吃的人，他们为了要迎合美国人，无论说出怎样的话，我都可以理解。使我深深感到悲哀的是我的某些同胞！看来应付美国人倒不困难，困难的倒是怎样能取得自己人的谅解和配合。
因此，在这一部《过海日记》中，我决定不惜冒各种嫌疑，如实地公布我在美国各个不同的场合，讲的每一段话，以及美国人和中国人对我这些讲话的反应。读者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中国人出国访问，其艰难之处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到美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各大城市都有中国城、唐人街，你每到一地都不难碰到一群群的中国人，他们可以成为你了解美国的桥梁，也可以成为一堵墙，妨碍你接触真正的美国。
写到这儿感情激动，手中的笔跑题了。现在言归正传。我不能说喜欢金斯伯格，但也不讨厌他。晚上我们一起去赴一位剧作家举办的宴会。在旅馆的门口他看见了我，急急忙忙从兜子里掏出两本他的诗集，右脚蹬在花坛上，垫着膝盖签上他的大名，送给我。其中有一本就是他的成名作《狂笑及其他诗篇》。金斯伯格的手里仍然提着他那把风琴，不论到哪里参观或吃饭，他必带此物，有请就唱，有时不请也唱，甚至在汽车里也一路唱个不停。今天晚宴的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单身汉，自己住一幢楼，楼内陈设相当豪华。他外表诚恳善良，也是个同性恋者，借来和他相恋的男朋友的妻子做今天的女主人。两个朋友一个妻子，这是最现代化的“三角恋爱”。然而三个人却相处得极其友好，殷勤好客，亲如一家。只可惜晚饭吃得时间太长，结束时已近半夜，没有唱歌的时间了。今天晚上却是我们对搞文艺晚会最有恃无恐的一天，因为吃饭的时候我看见电影演员陈冲也来了，有这位姑娘在场，中国人还怕出节目吗？我们可以只管吃饭谈笑了。谁知却没有机会让陈冲在异国他乡又当着这么多中美作家，表现她的演员才能。吃过饭她高声叫喊着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名字，乘车走了。我也陪着金斯伯格提着他的风琴，悻悻地坐进了汽车。在路上，我鼓动他放开了喉咙。
9月23日
作家们喝完了酒之后
为期三天的中美作家会议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卡曾斯十分谨慎，冯牧有大家风度，作为出色的作家，两人都不缺乏应有的才气，他们小心翼翼地掌握着会议的方向盘，寻找共同的目标，向友好的彼岸行驶。会议平静地进行着，大家发言很踊跃，都不失儒士风度，没有热烈的争论，没有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正关于文学的问题讨论得并不是很多，更谈不上深刻，这可以叫做“外交场合的文学讨论会”吧！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作家们，要想聚在一起深刻地讨论纯文学的问题，显然是不大容易的。
米勒提出了“工具论”的问题。他主张不要把戏剧变成宣传的工具，应该变为莎士比亚的剧场。
格雷提出了“人性论”的问题。人类所具有的好的品质是动物中最高尚的禀赋；人类身上丑恶的东西也是动物性中最丑恶的。然而，人性——是各民族所共有的，但各有区别，内容和表达的形式也不尽一样。这位女士最后的两句话打动了我，她说：“写作是很痛苦的，有时要哭三四次。但作家不写的痛苦会更大，我们所以要写，是因为我们有良心。”
赫西重申自己的主张：作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总感到是局外人，因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叛逆性。
金斯伯格坚决反对李瑛在发言中提到的文学要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说：“文学为人民服务，人民犯了错误怎么办？难道要文学为错误服务吗？事实也是人民经常犯错误。‘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没有把天和地连接在一块。”
……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都未能展开深入的讨论，时间不允许了。
中午在凯蒂博物馆的餐厅里用饭，我同梅缵月和一对年老的美国夫妇坐在一个餐桌上。几天来，这对形影不离的老夫妇引起了我的注意，开会的时候他们坐在台下旁听，吃饭的时候（任何一个宴席）都少不了他们。他们总是默默的，很少说话。他们是什么人呢？和这个会议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坐在同一张小饭桌上，要想不说话是不可能的了，那显着太缺礼貌。然而美国女人要比男人更热情，老太太首先打破沉默：“你的发言很精彩，想不到中国作家讲话这样幽默，有风趣，有自己的个性。”
她以前可能以为中国人都是干部腔，千人一面了。
在交谈中我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叫瑞德，是联合国难民基金委员会的副主席，是这次会议的赞助单位，也就是出钱的。难怪大小宴会必须请他们到场呢。
在美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募捐是很平常的事情，团体也好，私人也好，只要想出个名堂，写出详细的报告，就可以找资本家和有钱的单位捐款。资本家为什么愿意“出血”呢？他们捐了款就可以少上税或不上税，经济上并不吃亏，还落个好名声，何乐而不为！
饭后花两个小时参观了凯蒂博物馆，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地方。建筑格局造作而粗俗，收藏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也不多。博物馆的主人当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每年他只是收基金的利息就有两千多万美元，可想而知他是什么样的富翁了。钱多得无处花，于是便建造了这样一个附庸风雅的产物——凯蒂博物馆。话说回来，有钱人搞这样的附庸风雅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当我们回到那个可爱的礼堂，离闭会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了。出于礼节，冯牧和卡曾斯让三位列席代表每人都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聂华苓讲了还不到五分钟，都是很得体又很合时宜的客气话，也符合自己的身份。这是个撒得开、收得拢、善应对，具有相当指挥能力的女士。从她能冷静地估计自己的写作前途，毅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操办国际写作计划上，广交天下作家，就可以看出她的精明和干练。她的《桑青与桃红》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她做了很大的删节，当我对照原文知道她删去了哪些内容时，佩服她的气魄和果断。她了解美国读者，也了解中国读者。
两位主席最后都发表了才气横溢的结束语，给这次中美作家会议一个十分圆满的结局。卡曾斯最后的一句话非常准确地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情。他说：“……好像会议刚刚开始，却不得不结束了。我们大家相处得有了感情，又不得不分手了。”
会议闭幕以后，一直不大肯多讲话，讲究衣着举止、文人风度十足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v）却动了感情，他说这是他参加过许多作家会议中最成功的一次会议。他的观点和卡曾斯的主张是很接近的，这和索尔兹伯里的经历有关，他是个著名的新闻记者，在苏联工作了很长时间，出版过关于苏联的畅销书，是美国首屈一指的苏联观察家和《纽约时报》客座社论撰稿人，也曾当过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的主席。他的文学主张很明确：“笔比剑更有力量！”
晚上，一个电视剧作家在家里举行宴会，庆祝中美作家会议胜利结束。主人准备了茅台酒，几杯酒下肚，作家们都微带醉意，纷纷站起来祝酒。祝酒词也花样百出，有的说故事，有的讲笑话，有的发表精辟的言论。金斯伯格拉着女翻译余珍珠一定要叫我猜个谜语，他吹嘘说这个谜语讲了二十年了，没有一个人猜得破。我也跟他吹牛，说从三岁起就猜谜语，还没有碰到过猜不破的谜语。他说，把一只五斤重的鸡装进了一个只能装一斤水的瓶子里，你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我想了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就说：“你能把鸡装进去，我就能把它拿出来。你用什么办法装进去，我就用什么办法拿出来。你显然是用嘴皮子装进去的，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把它拿出来。”
金斯伯格哈哈笑了，伸出大拇指。论幽默，讲笑话，猜谜语，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最拿手的，岂能被他难住。
但最精彩的还数汪纳古特的祝酒词，他说：“因为我们会议的成功，我得到最新情报——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再发生了！”
大家都笑了。这个人真厉害，要散场了，借着酒意，还不忘刺一下主张用文学反战的卡曾斯先生。可是他对茅台酒说了一句不大恭敬的话，却遭到了主人的一顿臭骂。主人高声说：“汪纳古特对于喝酒简直是狗屁不通！”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几天来，任何场合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热烈欢快的局面。在回来的路上，梅缵月对我说：“看来不给作家喝茅台酒是不行的，作家一喝茅台就放松了，才气就出来了。”
当我们向汪纳古特告别时，送给他一点纪念品。他显得很激动，顺手抓过一瓶酒塞给了一个朋友，打开抽屉拿出一件没有拆封的上衣给了我，然后又从**抓起一件穿脏的衬衣塞到吴强的怀里。像运动员在球场上交换运动衣一样，贴肉的衣服只能送给最亲近的朋友。
这时候，汪纳古特显得天真而可爱了。
而金斯伯格则用紧紧的、长久的拥抱来告别，但他那乱草似的大胡子可真叫人受不了。
9月24日
乐园艺术
昨天晚上回到旅馆。急急忙忙打开电视机，调好频道，报纸上预告要播放电影《愤怒的葡萄》。不假，确实是《愤怒的葡萄》，但播放不了几分钟便插进一大堆广告，不仅把电影的内容切割得七零八碎，如果照这样的速度播放下去，一个半小时的电影五个小时也放不完。我实在忍无可忍，看着手表做了一下统计。在半个小时内，电影只播了十三分钟，广告倒播了十七分钟。
美国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任何事业只要能赚钱就能发展。资本家要求文学艺术为商业服务，用金钱收买艺术，又把艺术变为赚钱的工具。
格雷嘲笑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的作者）的作品是粗劣的、没有文学价值、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时候，顺便向我讲了这样一种情况：美国的出版商可以用广告把一部质量低劣的书哄抬成畅销书，他们像推销物质产品一样，揣摩读者心理，进行市场预测、市场调查，由他们定主题，甚至把情节都规定好，然后指派作家去写。作家不跟出版商签订这样的合同，他就不出版你的书。文学变成了一种买卖、一种工业。
我在会议上曾向美国作家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到美国好几天了，参观游览，看电影，看电视，开会讨论文学问题，稀奇古怪的事见到不少，就是没有看到不受任何干扰的真正的文学艺术，美国的文学艺术面临着完全被商业化的危险。美国作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相反，倒勾起他们的一肚子牢骚。
今天，我们游迪斯尼乐园，我忽然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乐园对赫鲁晓夫关门
正像有人知道美国有个好莱坞，而不大知道有个洛杉矶一样，迪斯尼乐园（Disneviand）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好莱坞。每天参观迪斯尼乐园的人就远远超过了参观好莱坞的人。洛杉矶因为有了它，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国内尚未动身的时候，一些到过美国的朋友曾跟我谈起过这个迪斯尼乐园，建议此处不可不看。来到了洛杉矶，向我推荐这个乐园的人就更多了，有些美国人甚至以此为荣。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很有说服力的一条就是——凡到美国来访问的各国重要人物，大多数都要看一看迪斯尼乐园。而且有的人是某一些国家的首脑人物，他们提出了参观迪斯尼乐园的要求，还不一定准能看得上。
这真有点故弄玄虚，给迪斯尼乐园又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信不信由你，梅缵月向我讲了一个故事——
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几乎是比迪斯尼乐园还要出名的人物，叫赫鲁晓夫。他在演说时据说是用皮鞋当惊堂木敲击讲台，震惊了世界。他在访美的计划中有一项是游玩迪斯尼乐园。美国政府的官员到迪斯尼乐园去联系（这个乐园是私人的，政府无权下命令叫他们非接待不可，所以只能用“联系”这个词），想不到迪斯尼乐园的负责人对赫鲁晓夫不感兴趣，拒绝接待。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按接待国家元首的特殊规格接待赫鲁晓夫。美方官员不好对赫鲁晓夫实话实说，只能找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希望他放弃游览迪斯尼乐园的打算。赫鲁晓夫的气魄世人都有所闻，越是不让他看越发逗起了他的兴趣，他坚持一定要看看这个迪斯尼乐园。
无奈，美方官员第二次去找迪斯尼乐园的负责人谈判。乐园是自由开放的，人家花钱买票，你没有道理拒绝。迪斯尼乐园的负责人回答得更妙：“你们要领他排队买票入园，请只管来好了，何必找我？但迪斯尼乐园游客如云，乐园里不负责他的安全保卫工作，出了问题由谁承担？”
这一板把美国国务院叫住了，最后只好叫赫鲁晓夫坐上直升机，在迪斯尼乐园的上空兜了一圈儿。看看，乐园里不光有“乐”，这里还受世界政治气候的影响。这下倒非去看看不可了！
走后门有方
见惯了北京王府井和天津劝业场的人，乍一到洛杉矶简直觉得是“如入无人之境”。大街上闲逛的人很少，偶尔碰上个把人也都是行色匆忙；一个个偌大的超级市场里也没有多少顾客光顾；饭店里更是清静安闲，人们随去随吃，都是招待员等顾客，决用不着顾客等座位……我就纳闷：美国的人都到哪儿去了？他们也是两亿多人，洛杉矶又是美国的西部大城，难道就没有那种万头攒动、摩肩擦背的场面吗？
要看这样的场面就得去迪斯尼乐园。
九月下旬，已不再是参观游览的高峰季节，每天仍然还有五千多人要拥到这儿来。到夏天，据说每天至少要接待一万人以上。以前买一张票只管进大门，到里面想看各种精彩的项目还要另外再花钱买票。现在只要花十四美元买一张票，进去后随意游玩，一天的时间只能看几个主要的地方，要想看得仔细玩得尽兴，就得花三天时间。
迪斯尼乐园的轮廓呈桃形，像挂在洛杉矶脖子上的一串项链。迪斯尼乐园的创建人原是个聪明的画家，而他的聪明就表现在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绘画上不会有杰出的成就，于是异想天开地萌发了要建造一座乐园的念头。他的画家的想象力和绘画的基本功，用来设计一个能赚钱的游乐场还是够用的。他的游乐场不仅要使孩子们感兴趣，更重要的是要做到能够吸引所有的人，这样才能打得开局面，使生意兴隆。他邀集了一些具有专门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方案，制定规划，起草报告，筹募资金。然后在洛杉矶郊外购置了一大片空地，用了一年零一天的时间，世界上最大的游乐场就诞生了。当然，迪斯尼和他的同事们也因此而发了财。
迪斯尼乐园建成以后果然吸引了各式各样的游人，成年游客多于少年儿童。游乐场门前有一个巨大的停车场，还有一个托狗所，因为狗不得入园，那些出门离不开狗的先生太太们，只好另外再花一笔钱，把心爱的宝贝托人看管起来。迪斯尼乐园周围和游乐场里面的一切商业福利设施，全由迪斯尼乐园独家经营，游客入园不得带吃的喝的，以免破坏游乐场的清洁卫生。园内有服务周到的商店、食品店、饭店、酒吧、饮水亭，出售各种纪念品的售货台更是到处都有。迪斯尼乐园越出名，水涨船高，它的纪念品就卖得越多，价钱也越贵，李凖花六美元买了顶草编的鸭舌帽。这才叫会做买卖哪，一招鲜，带起了一大片。迪斯尼处处为游客着想，也就等于处处替自己多谋利。因为游客玩得痛快，游得尽兴，欢欢乐乐，心甘情愿地把一张张美元送进了迪斯尼的计算机。
游乐场里可称得上是人山人海，乐园的中心有一个很高的像跳伞塔一样的建筑，它携带着各式各样的飞行器在空中飘旋，人们坐进去可以享受模拟航天飞行的快乐。比航天塔矮一层的是空中吊斗。坐进吊斗可以绕着迪斯尼乐园的上空滑行，俯瞰游乐场的全景。吊斗的下面是电气火车，比火车更矮一层的是地面游动摇篮，全家人都可以坐进去，其滋味有点像煤球上了输送带。还有火箭、直升机等。这是地面以上的五层游戏。游乐场伸到地下几十米，有古代的河道、鬼宫、地府等等。迪斯尼乐园是一个精巧的立体大玩具，也是一个立体的赚钱机器。
在游客多的时候，乘火箭、下地狱、游古河道等，在每一个精彩节目的入口处都得再排两三个小时的队。幸好我们享受了赫鲁晓夫没有享受到的待遇，游乐场派出了一位专门负责接待贵宾的办公室主任和两名女职员为我们导游。我们十来个人分成两队，一个导游率领一队。女职员领着我们并不是走后门，同样也是走前门，却可以不排队，又不会引起其他游客的注意和不满。奥秘在哪里呢？它的门前用栏杆编成了几十个九曲十八弯的小胡同，一般的游客只能随着大流，在一个或几个小胡同里排队而进，如果你自己任意乱钻，很可能钻进死胡同，还得再退回来，更浪费时间。它的原理很有点像中国渔民用苇帘子在水塘里插成一个迷魂阵，鱼儿游进去就游不出来了。而渔民是知道这迷魂阵的出口和进口的。在迪斯尼乐园各种门前的那些小胡同里，就有几条属于是这种迷魂阵的性质。女职员穿着和其他游客一样的衣服，领着我们从一个十分清静的小胡同钻进去，七绕八绕就到了最前面，而别人还以为我们是排队进来的哪。因为每条胡同都弯弯曲曲，前面看不到后面，后面也看不到前面，这就叫浑水摸鱼！有几个聪明胆大的美国游客，跟在我们后面，也毫不费力地就混了进来。
看来凡是人太多的地方，就难免不开后门，无非是巧妙不同罢了。
上午没有看几个节目就到贵宾餐厅用饭。饭后乘火车去林肯纪念馆。一路上女职员老是嫌我们这支队伍走得太慢，她走几步就停下来等一等，笑着说：“如果按你们这种走路的速度，今天能看到的东西就更少了！”就用这种四平八稳的速度，等到我们下了火车，忽然发现把陈白尘老先生给丢了。
这下可麻烦了，大家都很着急，陈白尘年纪大，又不懂英语，真是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在这个游乐场里找人如同大海捞针，大家分几批去找，一个个跑得满头大汗，结果都败兴而归。我们游兴全无。最后决定由美国朋友分头去找陈白尘，由梅缵月领着我们继续参观。
起死回生的玩笑
林肯同华盛顿、杰弗逊一样是美国人心里的骄傲，到“林肯纪念馆”里坐上半个小时，是参观迪斯尼乐园不可少的节目。
“死后原知万事空”——这是过去。现在，人死了以后，还不知道后人怎样折腾你哪！
瞧吧，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做鬼的林肯，现在又活转来了。他腰板挺直地坐在一把古旧的椅子上，这也许是他就任美国第十六届总统时常坐的那把椅子。他双腿叉开，两手呆板地分放在两个膝头上，神色严峻，两腮和下巴上留着棕色的胡子——这胡子还是在他竞选总统的时候一个美国小女孩劝他留起来的。那个小女孩写信给他，说如果林肯留起胡子，她就会动员全家人和自己的同学都投他一票。他按照这个小天使的话做了，果然当上了总统。他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目光锋锐地望着大家……
大厅里的观众发出一阵阵轻声的惊叹：呀！太像了，跟真的林肯一模一样！
其实，目前还活在世上的人，没有一个见过真实的林肯。大家不过是根据照片，根据各种资料，再加上大脑的想象，觉得眼前坐在台上的就是活林肯。因为这个复活的林肯经过了迪斯尼的艺术加工，从精神到外表都进行了集中概括，甚至比林肯还林肯，更符合大家的心思。他嘴唇嚅动，开始讲话了：“人人都追求自由，却没有谁能够说清楚这两个字的含义……”
正是那段著名的为世人所传诵的讲话。
他讲话胸音很重，声调深沉洪亮。这一刻坐在大厅里的人，没有一个会认为面对他们讲话的是个机器人，林肯的演说引起了游客感情上的交流，连我都觉得林肯没有死。他这不明明还活着，正在讲出一句句富有深刻哲理的名言嘛！
人死后有几种处理办法：火化、埋葬、冷冻、把遗体放进水晶棺长期保存。目前还都不能使人起死回生。现代科学技术帮助迪斯尼另外又制造了一个新的林肯，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给人一种死而复生的错觉。仿佛一下子让时代倒退了整整一个世纪，大家好像置身在一八六〇年的美国土地上，这种效果真是奇特！
林肯讲着讲着，居然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他身材高大，看上去结实有力。但动作迟缓，显得有些僵硬。导游小声告诉我，林肯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副慢腾腾的样子。
林肯讲到激昂处，又向前跨了两步，这使我头皮发奓，毛骨悚然。因为他这个动作使我想起刚才导游讲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也是当林肯站起来的时候，突然断电，林肯笨重的身躯失去控制，猛地向前扑去，发出扑通一声巨响！没有电，连纪念馆的大门也打不开，黑糊糊一片，观众只好在座位上等待。几分钟后故障排除了，电流又给了林肯以生命。他高大的身躯猛然挺立起来，肩上却没有脑袋！观众发出一阵惊叫，他的脑袋在刚才倒下去的时候摔掉了。电灯亮时，林肯的大脑袋正在前排观众的脚下滚动，嘴唇颤抖，还在振振有词地讲着那些发人深省的话。大厅里乱作一团，孩子们被吓得哭了起来，成年人却不无悲哀地笑了。
对伟人的尊重，变成了对伟人的亵渎；对前人深怀敬意的纪念，变成了一场玩笑。机器人做得再像，也不是真正的林肯！这场意外的事故却引起人们的深思：以假可以乱真，但假毕竟不是真。能够乱真的“假”，是最大的虚伪！人死后究竟是一把火烧个干净，不留一点痕迹在人间好呢，还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制造个替身，搞一场自欺欺人的起死回生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