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面阐述张居正十年改革取得的成就，绝非在一篇文章里能够完成。但必须要提的，则是他矢志推行的“一条鞭”法。

明朝制定的赋税征收政策极其复杂。有丁差、有粮赋、有杂税。每户农家按田亩计算，一年要出多少力差，该交纳多少粮赋，一经核定多年不变，交纳粮赋远近不一，百姓不堪其苦。一条鞭法的内容是将田赋、徭役及各项杂税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交纳。这种方法由嘉靖初年的福建巡抚庞尚鹏提出，后来相继有王宗林、刘光济、海瑞等先后在浙江、江西、南直隶等处推行，但始终没有在全国统一推行。其因是推行一条鞭法的前提是要核定各州府的田亩。武宗之后，一些势豪大户大肆兼并田地并隐瞒亩数，导致税源流失，这些田地的拥有者千方百计阻挠重新丈量田亩；二是沿袭多年的差、赋、税的分类征收方法，使一些黑心的地方官员可趁机勒索以农民为主体的纳税人。所以说，施行一条鞭法的真正阻力，来自于官方与势豪大户。这两种都是社会上的强势利益集团。张居正知道，若要真正推行一条鞭法，必然要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而此举就意味着要得罪所有的权贵。张居正一再强调“朝廷盛衰，重在吏治；国家兴亡，功在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抓住吏治与财政两个牛鼻子。所以，他抱着“虽机阱满前，犹不足畏”的宏大决心和“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坚决态度，毅然决定在全国清丈田亩。此一工程，耗时两年才完成，全国应征赋税的田亩，一下子增加了近四百万公顷之多。仅此一项，就为朝廷增加了一百余万两税银，几乎占了全国赋税征收的三分之一。

一条鞭法的实行，既减轻了农户的负担，又增加了白银的流通。据史家研究，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在中国流通，山西的票号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而且，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可在官府的组织下投入运输、兴修水利、商贸等经济活动，这导致了中国在万历时期开始了第一次城市化过程。

可以说，一条鞭法的实施，功在当代，利泽后世。隆庆六年，当张居正接任首辅的时候，国库亏空四百多万两银子，经济几近崩溃；十年之后，国库存银达一千多万两，府仓的积粮可支九年。这么短的时间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张居正居功至伟。

但是，诚如海瑞对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价，张居正这种义无反顾的改革精神，最终导致了他个人的巨大悲剧。

发生在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已经露出了事情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