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张居正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从未当过地方官，也没有在中央任何一个衙门当过一把手。入仕二十余年，只当过词臣与讲臣，按通常的说法，他并不具备领导一个国家的资格，因为他的经历太过简单。不过，换一种角度看，他属于职业政治家，自少年时代开始，他无日不在研究经邦济世的学问。经历丰富的人，从政凭借自身的经验；而阅历丰富的人，政治眼光会更加宏阔。再大的危机，处置起来也能做到举重若轻。

张居正在对待小皇帝的问题上，便彰显出他的政治智慧。他通常把辅臣与老师的身份紧密结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又处置了国事。

隆庆六年（1572）的八月初五，上任才一个半月的张居正，在轰轰烈烈地考察京官整饬吏治的同时，给小皇帝上了一道《请酌定朝讲日期疏》：

窃惟讲学勤政，固明主致治之规；保护圣躬，尤臣子爱君之悃。今开讲期近，臣等伏念皇上日每视朝，朝后又讲，似于圣体太劳，恐非节宣之道。若论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则视朝又不如勤学之为实务也。臣等愚见，欲乞皇上每月定以三、六、九日视朝，其余日俱御文华殿讲读。非大寒大暑，不辍讲习之功，凡视朝之日即免讲，讲读之日即免朝，庶圣体不致太劳，而圣德亦为有益。臣等未敢擅便，谨拟传帖上进，伏乞圣明裁览，发下礼部遵行。

神宗小皇帝听从张居正的建议，下诏“自三、六、九日御门外，余日皆免朝参”。

历来皇帝每日都得早朝处理国事，张居正觉得神宗眼下读书比视朝更为重要。因为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尚没有能力处理国事，读书进学才是第一要务。神宗下诏采纳。不过，下诏名义是神宗，实际是李太后。自神宗登极入住乾清宫后，李太后也一并搬了进来，对儿子实行监护。

诏书实行后，神宗每月只有九天早朝与百官见面，二十一天的时间在文华殿读书。在他读书期间，国事的处理则全由张居正负责。虽然，所有的改革举措皆由神宗的圣旨发出，但旨意都是张居正拟就，然后通过冯保呈进，李太后帮助神宗裁定发出。

由于君臣彼此不疑，沟通的渠道畅通，所以，全国的政治局面才能做到日新月异。

鉴于神宗年幼，不宜讲太多高深的道理，在神宗讲学之初，张居正就指示讲官马自强查考古代尧、舜以来治理天下的君主，精选好的可以效法的八十一件事例，坏的应引以为戒的三十六件事例，每件事例绘一幅图，配以浅显的解释，总名为《帝鉴图说》。这有点像今天的连环画，可以引起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张居正如此布置，可谓用心良苦。到了年底，这本连环画编纂完成，张居正呈进，并上《进帝鉴图说疏》，其中有这样一段：

谨自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善为阳为吉、故用九九，从阳数也。恶为阴为凶，故用六六，从阴数也。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后录传记本文……仍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僭名《历代帝鉴图说》，上呈睿览……

伏望皇上俯鉴愚忠，特垂省览。视其善者，取以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验今，因人而自考。

神宗得到这上下两册的《帝鉴图说》后，很是喜欢，放在手边随时览阅。有一天，张居正为神宗讲《帝鉴图说》，讲到汉文帝到细柳营慰劳官军的事，就趁机奏言说：“古人认为天下虽然太平，但忘记战争必定是危险的。方今之世，国家承平太久，武备废弛，文官压制武官，像对待奴隶一般。如果平日不能培养将士的精锐之气，一旦战争来临，又怎么可能强求将士们去冲锋陷阵呢？以后，凡是发现将帅中忠勇可靠可以委以重任的，就应该给予实际的权力，使其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才能做到大敌当前号令严整、兵士听从调令。”

神宗听罢，非常赞同张居正的意见，当即就委托张居正起草诏书，命令内廷外廷官员推荐将才，以备国家使用。

巩固国防，提升军事防御及打击能力，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重要改革内容之一。进入明朝中期之后，武官的地位日渐降低，一些地方督抚在当地总兵面前总是颐指气使，加之皇上也派遣太监往各地督军，使武官处处受气、处处掣肘。张居正觉得北方边患与南方叛民以及东南沿海倭寇屡屡闹事滋扰而不能克期剿灭，同武官的这种低人一等的处境有关。于是利用讲课的机会向神宗进言，从而得到解决。一批著名的军事将领如戚继光、李成梁、刘显等都得到了重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了困扰朝廷多年的云南、四川、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匪患。

在张居正柄政期间，他经常利用给神宗讲课的机会阐述自己改革的主张，许多改革的重大举措，便是在讲堂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