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过，张居正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就有施行改革扫除弊政的雄心。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一直在等待机会。

隆庆二年（1568）的七月，首辅徐阶致仕，李春芳继任。李春芳是张居正的同科进士。所不同的是，李春芳是该科的状元。这位首辅是个好好先生，且缺乏政治家的纵横捭阖的才能。在他上任不几天，张居正就给穆宗皇帝上了一道《陈六事疏》，在这篇疏文中，张居正全面提出了自己改革政治的主张。疏文的开头，就有高屋建瓴之势：

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时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

恭惟我皇上践祚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财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既以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返之忧，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态。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谨就今之所宜者，条为六事，开款上请，用备圣明采择。

臣又自惟，幸得以经术遭逢圣主，备位辅弼，朝夕与同事诸臣，寅恭谐协，凡有所见，自可随事纳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窃见皇上有必为之志，而渊衷静默，臣下莫能仰窥；天下有愿治之心，而旧习因仍，趋向未知所适。故敢不避形迹，披沥上陈，期于宣昭主德，而齐一众志，非为他也。伏乞圣慈垂鉴，俯赐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接着，张居正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个方面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此时，距张居正给世宗皇帝呈《论时政疏》已过了十九年。在这十九年，国运没有任何一点起色。而吏治腐败、法令不行、国库枯竭、武备废弛、豪强权贵大肆兼并土地、农民破产等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国家再不改革，必将危在旦夕。

此时的张居正，比之十九年前，由于历练甚多，政治上更为成熟，看问题更加透彻。如果在十九年前实施改革，张居正充其量只能当一个“革命军中马前卒”，现在，张居正有能力也有勇气为朝廷扛起改革的大旗了。

而且，张居正呈上《陈六事疏》的时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斯时高拱下野，徐阶致仕，两个最有主见的辅臣都不在中枢之地，而担任首辅的李春芳并无掌控大局的能力。如果穆宗看了奏章同意进行改革，那么，实施改革的操作必然就会落到他张居正的手上。遗憾的是，穆宗压根儿就没有振衰起隳的雄心。他看过疏文后，只批了七个字：“知道了，具见忠忱。”然后就泥牛入海消息全无。

明代自宣宗皇帝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雄奇豪迈的皇帝。要么是少年登基，不谙世故；要么是久居深宫，难辨是非。操持国事的，是由内阁、五府六部等部院大臣组成的文官集团。这个集团的执政能力，决定了帝国的命运。

张居正的一腔热血，再一次化为尘土。随后几年，随着高拱的二度出山，内阁斗得驴嘶马喘。张居正只得继续隐忍与收敛。

等到当上首辅之后，张居正意识到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是因为小皇帝才十岁，他的生母李贵妃希望张居正挑起治理国家的重担，而让小皇帝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政体与知识，而文官集团中的强人又相继离去。这一切，都给张居正的“独断专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情之下，处理好与李太后（李贵妃在小皇帝登基后晋升为慈圣皇太后）以及冯保这两个人的关系，便显得极为重要。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小皇帝的生母，一个是掌印太监、小皇帝的“大伴”，推行改革若不能取得这两个人的支持，则绝无可能得到小皇帝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