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故乡在痛苦中度过晚年的高拱，始终不原谅张居正。他写了一本《病榻遗言》，将自己的放逐归罪于张居正。客观地讲，张居正对他的下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他的悲剧在于过分地自信，过分地强势，将一些本来可以团结的人推到对立面上，对掌握着君权的孤儿寡母也没有表现足够的谦恭。政治的谋略首先在于克制与隐藏，这两点恰恰是高拱做不到的。

乱世用人，第一要讲才干；顺世用人，第一要讲人品。高拱对这一点不是不懂，而是不屑于遵守。他在对穆宗讲历史课的时候，论及三国人才，有一段很精辟的话：

问：三国人才辈出，是一时风气生此等人才否？

答：非也。乃时之使然也。彼三国鼎峙，互相吞噬，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机一错即为人所鱼肉，故其君臣相亲相结，不自疑阻。机合即为，弗徇形迹。有不必告于君者，有不必语于人者。盖谋有所不可泄，时有所不可失也。期与济事而已。故可与权。且其人便习既久，智愈出而愈不穷，不惟自家机熟，而人之肯为谋者日益众，故止见其多才耳。迨夫承平既久，法之把持，日以深忠谋者，君不为主，而旁人之苛求又甚烈。故人皆务为行迹。非得令不敢行，非有故事不敢行。非标表昭著人所共见者不敢行。胡然而掣肘，胡然而获罪。用是谋臣远避，庸人则推委支吾。苟利于目前，习以成风。所用之人不过如此。虽有可权之才，亦湮灭而已。此所以无事而庸人盘踞富贵，而智士不用，一旦有事则束手无策，而徒叹国家之无人也。

相信所有志在经邦济世的政治家和慷慨以天下为己任的智士，读到这段话都会有同感。高拱勇于任事，这是他性格中最灿烂的一面。但他的悲剧除前面说到的一点外，还有一点在于，他生在承平日久的顺世，却想学乱世的政治家那样做事，不顾忌众多庸人所能接受的程度，制度与法令所能允许的程度。不过，这个悲剧并非咎由自取，而是时代使然。

高拱回乡七年之后去世，消息传到京城，张居正上疏请朝廷给予优恤和祭葬，但神宗不同意，只给予半葬的待遇。自始至终，神宗都不肯原谅他。

2009年9月24日于闲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