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入阁时，排在他前面的还有两个人，一是首辅杨一清，二是次辅翟銮。但是，世宗对他的信任超过前面两位。入阁不久，世宗便在文华殿后的恭默室单独召见张璁，对他说：“朕会经常有密谕给你，你不要泄露。朕给你的帖子，都是朕亲手写的。”世宗这是暗示，他与张璁之间的联系，将绕过首辅和次辅，属于机密专线，即便是身边的心腹太监和秘书，也不得参与。这已经有点特务政治的味道了。张璁对皇上的专宠非常得意，于是得寸进尺地说：“当年仁宗信任杨士奇，特赐银印，许以单独奏事。臣既蒙皇上信任，也希望能单独奏事。”世宗答应，不几天果然给张璁赐了两颗银印。印文其一为“忠良贞一”，其二为“绳行弼违”。大概是顾及到廷臣的反应，世宗同时也捎带着给杨一清与翟銮一人赠了一颗。

张璁起于寒微，得势较晚，再加上高位并非来自正途，因此对周围人们的言行态度非常敏感。对凡是攻击过他的人，讥刺过他的人，不尊重他的人甚至是不合作的人，一律都会施以报复。他最痛恨的人，莫过于翰林院里的那些词臣讲官。因为，当年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时，遭到了翰林院同仁的集体抵制。让他非常难堪。他一直伺机报复。有一天，翰林院侍读汪佃御前进讲《洪范》一书时，其观点让世宗不满，下令将他调任外地。张璁一看机会来了，立即进言：“翰林院需要整顿，自讲读官以下，应全部量才调往外地。”世宗采纳这一建议。于是，张璁与时任吏部尚书的桂萼联手，将他们看不惯的二十二个人调往外地。这些人都是翰林院中学有建树的才俊。自明朝成立翰林院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清洗。这些庶吉士出身的专家学者，安排得最好的，也不过是偏远地区的县令。

明代的学士，必须是庶吉士出身，张璁与桂萼并非庶吉士而被世宗任命为学士，被庶吉士们认为是耻辱，这就是弹劾章中所说的“以传奉为学士”。张璁与桂萼，因此对这些所谓出身高贵的庶吉士们恨之入骨，因此将所有庶吉士出身的人逐出翰林院。这如同今天将所有博士出身的人逐出社会科学院而只保留本科生一样，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闹剧。

但是，世宗支持这场闹剧的上演，他听凭张璁、桂萼重拳出击“革文化的命”。当庶吉士们遭到清洗之后，世宗又任命张璁与桂萼同时充任日讲官。这样，二人又获得了帝师的身份。

明代的帝师与辅臣中，不乏著作等身的人物，亦不乏真知灼见者。而且，在他们留下的文集中，十之八九都有为帝师讲授学问的讲稿。但是，翻阅张璁存世的文集，从中找不到一篇讲稿。只是找到一首参加经筵的诗，名曰《八月二日》：

文华爽气入秋天，圣主精勤赴讲筵。

志在国家非敢后，道闻尧舜得陈前。

治平准拟符三代，纲纪惟应祝万年。

御志于今同宴罢，忠良感激欲相先。

从诗中透露的信息，张璁似乎讲过唐虞三代的治平之策，但讲得如何不得而知。

由于世宗甫一登基就碰到如何尊崇生父兴献王的问题，所以，在他执政的头十五年，他一直乐意制定各种礼节。明史说他以制定各种礼乐为己任，十几年间，他先后制定的有亲蚕礼、祭天礼、郊坛礼、祖庙礼、祭孔礼、祈谷礼、大禘礼、帝社帝稷礼。每一种礼的制定，张璁都积极参与，并迎合世宗的意思，千方百计从古书中找出有利的根据来。因此，他成为了世宗的文化拐杖，世宗拄着他，才不至于在意识形态的坎坷中摔跤。

不过，嘉靖十年之后，张璁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即时任礼科给事中的夏言。这位年轻人学问博洽，关于各种大礼的制定，其观点更能符合世宗的心意。此前，张璁总是挑战别人，现在，又出了一个夏言专门挑战他。最终，夏言取代张璁当上了首辅。当然，这是后话。